斯大林大概觉得这部稿子就思想倾向和内容来说还是合乎要求的。同时他觉得需要缓和一下文学界的紧张气氛以及平息关于左琴科已经死亡的传言，打算同意发表。但是又觉得不便于自己出面正式批准。正好5月间他在会见作协领导人时，西蒙诺夫提出从左琴科新创作的游击队员的故事中选出一部分在他主编的《新世界》上发表的问题，请求批准。根据西蒙诺夫的回忆，当时斯大林听了后问日丹诺夫读了这些小说没有，日丹诺夫回答说没有读。斯大林又问西蒙诺夫读了吗？西蒙诺夫说他读了，并作了说明，说这些小说共有二十篇左右，只从其中选了他认为比较好的十篇。这时斯大林又问西蒙诺夫作为主编是否认为这是好小说，可以发表？西蒙诺夫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斯大林说道：“既然您这个主编认为它们应当发表，那么你们就发表吧。至于我们，我们等发表了再读。”西蒙诺夫满以为是他冒着风险大胆提出发表左琴科的小说的建议的，其实斯大林已经胸有成竹，这时便顺水推舟而已。就这样，左琴科的作品就解禁了。
然而左琴科发表别的作品仍遇到重重阻力。他的剧本《你们在这里会开心》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剧本写成后，左琴科于1948年7月1日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上演或发表。照作者的看法，这是一个“写资本主义世界的讽刺戏剧”。斯大林没有反应。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谢皮洛夫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剧本总的思想政治倾向没有问题，而主要缺点在于作者在写这重要的社会题材时运用了形式主义方法，剧本没有清楚的情节，人物形象千篇一律，具有公式化的缺点。他建议剧本不予发表和上演。左琴科又把剧本寄给西蒙诺夫，西蒙诺夫也不加理睬。结果剧本就未能与读者和观众见面。为解决生计问题，他只好做一些翻译工作。
斯大林逝世后，左琴科生活中惟一的变化是重新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多数领导只同意重新吸收他为会员而不同意恢复会籍，理由是当年开除他的会籍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4年5月5日，他与阿赫马托娃一起参加了列宁格勒作家与英国大学生旅游团的成员的会见。会见时一个大学生问他1946年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报告对他的批评是否正确。他回答道，他不同意这个批评，当时就给斯大林写信作了说明。他的回答赢得了掌声。可是引起了党政机关和作协领导的不满，他又受到了新一轮的批判，一些杂志重新对他关上了门。
左琴科一生的最后几年是在心情压抑、生活贫困、疾病缠身中度过的，1958年7月22日他郁郁而终，离开了这个纷扰的世界。对左琴科这个悲剧性结局的造成，斯大林粗暴的批评以及后来冷漠的态度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五
最后讲斯大林与列昂诺夫的关系。我们知道，列昂诺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斯大林对这位有才华的“同路人”作家是看重的。斯大林的助手曾见到他的桌子上放着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贼》，上面用红铅笔画了许多杠杠，这说明他仔细读过列昂诺夫的这部作品。但是，他觉得对列昂诺夫还不够了解，还有些不放心，结果在高尔基家里演出了使列昂诺夫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一幕。
列昂诺夫晚年对许多人说起过这件事。有的人直接记录了列昂诺夫的话，有的人则用自己的话进行了转述，虽然各人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相似。这件事发生在1931年高尔基回国暂住时。有一天列昂诺夫去看望高尔基，想顺便看看高尔基新买的珍贵古籍。恰巧斯大林也在高尔基家。高尔基给他们作了介绍。这时快要到吃午饭时间，列昂诺夫要走，高尔基把他留了下来。一起吃饭的还有伏罗希洛夫、飞行员丘赫诺夫斯基等人。吃饭时谈到了文学。高尔基说了一些赞扬列昂诺夫的话。这时，根据列昂诺夫描述，斯大林在圈椅里向后一靠，眯起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整整注视了他四五十秒钟。他也直瞪瞪地望着斯大林。最后斯大林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列昂诺夫说，要是他当时垂下眼睛或转过脸去，那就完了，因为斯大林认为“戴着假面具的人是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的”。斯大林的“虎视眈眈的目光”和那折磨人的四五十秒钟永远留在了列昂诺夫的记忆里，在这之后，他对斯大林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小心谨慎和处处提防的态度。而斯大林也从此记住了列昂诺夫，1932年10月26日在高尔基寓所的集会上开头似乎对他表示亲近，在别人发言时主动和他交谈，在他发言时插了话。休息时，人们围住了斯大林。离斯大林最近的列昂诺夫向斯大林反映作家很难搞到别墅，没有地方休息和工作。斯大林听了似乎不大高兴，用讽刺的语气说：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找，现在加米涅夫的别墅空出来了，可以搬进去住。这无疑给兴冲冲的列昂诺夫泼了一瓢冷水。这件事大概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十年代初，列昂诺夫受当时全国掀起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鼓舞，思想和创作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先后写了一些肯定现实、反映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的斗争以及展望未来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索溪》（1930）、《斯库塔列夫斯基》（1932）和《通向海洋的道路》（1935）等。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一直在注意列昂诺夫的创作，继续读他的作品。据列昂诺夫本人回忆，他的《通向海洋的道路》发表后，当时担任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的谢尔巴科夫跑来找他，说他们读了小说，希望他能作一些修改，哪怕把有的段落挪动一下也好。列昂诺夫拒绝了，这时谢尔巴科夫说：“好吧，不止我一个人读过，还有别的人……斯大林同志也读了，他很喜欢。”可见，谢尔巴科夫要列昂诺夫作些修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
在卫国战争前夕的1940年，列昂诺夫写了一个名叫《暴风雪》的剧本。剧情在上面讲斯大林的文学批评时已作过简单介绍。现在再比较详细地谈一下。这个剧本共分四幕，写了瑟罗瓦罗夫一家人不同的生活遭遇。哥哥斯捷潘不学无术，但爬上了某大厂厂长的高位；他的弟弟波尔菲里则是一个白军军官，国内战争快要结束时在他的帮助下逃到了国外。可是斯捷潘谎称波尔菲里已死亡，骗取了弟媳卡捷琳娜的同意，与她结了婚，收养了波尔菲里的女儿卓娅。就这样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最后卡捷琳娜终于知道了波尔菲里还活着，不再与斯捷潘过夫妻生活，并把真情告诉了已上了大学的女儿。卓娅觉得自己对人们谈到自己身世时说的是谎话，“窃取了”人们的信任，这样做很不应该，便在除夕夜当着同学们的面说自己的父亲是流亡国外的白军军官。与此同时，波尔菲里在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后回到祖国，受到了家里人的款待。而斯捷潘则因上面对他的经济犯罪活动已有所察觉，害怕罪行暴露而受到惩处，便匆匆出国。就这样兄弟两人交换了位置：“白色的”弟弟立场有所改变，回到了国内，而“红色的”哥哥却去了“巴黎的污水坑”。剧中瑟罗瓦罗夫一家还有一个成员，这就是老革命家、两兄弟的姨母玛尔法·卡西扬诺夫娜，作者把她写成一个已分不清是非的瞎眼老太婆。作者一方面对白军军官波尔菲里流亡国外一事给他的家人带来的痛苦和不安进行了具体描述，另一方面对斯捷潘的阴险和伪善进行了揭露，同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的现象进行了渲染。应该说，这个剧本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是比较阴暗的，它的暴露性是比较强的。
剧本写成后，很快为莫斯科的两个剧院和一系列地方剧院所接受，动作较快的剧院已开始上演。突然联共（布）中央作出禁演的决定，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把它说成恶毒攻击党的反革命剧本。列昂诺夫知道，这是斯大林的意见，至少是经斯大林同意的。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剧本已经上演了，看来是剧院过分相信了我的文学名望，因此，请求您只处罚我一个人。”列昂诺夫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我知道这是斯大林本人的意思。我想，他们会来找我，把我抓去，我一夜一夜地等着。但是最可怕的事大概还不是这个，而是不能写作了。如果你不能写作，这是最可怕的。”
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肃反的高潮已经过去，联共（布）正在采取一些纠偏措施，而且列昂诺夫也知道斯大林比较重视他，那么他为什么还那么紧张呢？这大概同他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关系不大好有关。这个部门的头头似乎对“同路人”列昂诺夫的表现不大满意。列昂诺夫本人曾多次说起1932年作家们在高尔基寓所聚会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领导人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在聚会快要结束时，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头头亚戈达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地责问列昂诺夫：“你们为什么要在文坛上称霸？”列昂诺夫一听这话觉得不对头，急中生智，也装出喝醉酒的样子，说了几句胡话，应付过去了。后来他谈到这件事时说：“什么称霸，我们只不过比拉普的人比较有文化和有才气罢了。”还有一件事。1933年，在高尔基的倡议下一批作家前去参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劳改人员开凿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列昂诺夫也去了。事后要出版一个文集来赞扬劳改政策。具体负责这件事的是亚戈达的内弟、曾任“拉普”总书记的阿维尔巴赫。此人多次打电话催列昂诺夫写文章，列昂诺夫借故推脱了。对他的这些表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头头大概不会满意。列昂诺夫不知从那里得知，亚戈达的后继者叶若夫有一个“危险分子”的名单，那上面有他和着名导演爱森斯坦的名字。因此，列昂诺夫觉得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只要斯大林一点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就会来半夜敲门，把他抓走，幸好最后平安无事。事后他认为他之所以能逃脱被捕的厄运，是高尔基当年在斯大林面前说的赞扬他的话起了作用。他的这种处境，尤其是《暴风雪》禁演后的感受，使他改变了对现实生活的某些看法，开始深入思考许多问题。就在这时，他产生了写一部名叫《金字塔》的小说的意图，来倾吐胸中的积愤，提出那些使他苦恼的问题和发表自己的见解。
可是不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场全民奋起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卫国战争开始了。列昂诺夫作为一个爱国者也立即投身到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他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到前线采访，写了一些特写和政论作品，同时先后创作了剧本《侵略》（1942）和《列努什卡》（1943）以及中篇小说《攻克大舒姆斯克》（1944）。剧本《侵略》是卫国战争时期出现的优秀剧作之一。它描写了敌占区人民反抗德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颂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情节和主人公上面已经介绍过了，现只作一点补充。按照作者最初的构思，主要主人公费多尔不是刑事犯，而是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作者认为那样写，更能说明德国***是“共同的敌人”，从而提高作品的思想性。但是他在不久前刚因剧本《暴风雪》受过批评，为了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只好改变原来的构思。斯大林读了这个剧本后打电话给列昂诺夫，赞扬他写了一个很好的剧本，支持它上演。于是它几乎在全国所有剧院演出，对全国军民起了鼓舞作用，同时也为作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个剧本于1943年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当时列昂诺夫给斯大林写信说，他对《侵略》这个剧本被授予斯大林奖金“深感欣喜”决定把奖金十万卢布捐献给总指挥部基金会。斯大林回信说：“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请接受我的敬意和红军的感谢，感谢您对苏联武装力量的关怀。”斯大林的信曾公开发表在1943年4月2日的《消息报》上。
列昂诺夫直接写斯大林的文章并不多，现在看到的只有1946年1月23日《真理报》发表的《谈谈第一位代表》和斯大林逝世后1953年3月10日《真理报》发表的《他将始终是巨人》。作者在前一篇文章里把斯大林比喻为“现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太阳”，称他为驾驶苏联这艘航船的“船长”，肯定他大搞经济建设和积极备战的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在战争年代由于把这位“船长”的坚强意志灌输给了每一个人，从而加强了战胜死亡的决心。文章强调说，“如果不是斯大林领导具有雄伟气魄的俄罗斯各族人民，世界的历史将变得大不相同”。文章还说，斯大林“教会我们不要为了大事而吝惜小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某种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由此可见，肯定和颂扬斯大林构成这篇文章的基调。后一篇文章是悼词，从斯大林逝世谈到将近三十年前列宁逝世时的情况，说斯大林“接过了列宁的复杂图纸”，建造了“用金属和混凝土、花岗岩和大理石构成的建筑物”并充实和超额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把几百年压缩为几个五年计划”。文章列举了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在各个方面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强调在各国人民的思想上他“将始终是具有人类各种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的所有品质的巨人”。这篇文章的基调与前一篇文章基本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