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大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后来称之为“个人崇拜”的现象。肖洛霍夫是不同意对斯大林进行过分的颂扬的。他没有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也很少在致敬信和贺词上签名。不过他对斯大林是敬重的，内心怀有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感情他有时也显示出来。他在1939年3月17日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赞扬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政策，这样说道：“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将一直如此，我们无论在快乐时还是在痛苦时，总是想起他（指斯大林。——引者），想起这位新生活的创造者。尽管斯大林同志个人极其谦虚，他还得忍受我们爱戴和忠诚之情的流露，因为不仅是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生活和工作的人，而且全体劳动人民都把对人类的全部希望与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后来他大概觉得这些话也有过分颂扬之嫌，将其删去了。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六十岁寿辰。肖洛霍夫在12月11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1936年5月斯大林赠送他的一瓶白兰地，他一直珍藏着，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困难时刻曾几次想喝它，但都被妻子劝阻了。信中最后说：“最近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写完了《静静的顿河》，又恰逢您的生日，因此我将等到21日，在喝之前，像随信附上的文章中的老人那样表示祝贺。”附上的文章题为《朴实的话》，其中叙述了1933年斯大林从肖洛霍夫信中了解到集体农庄出现饥荒后立即调拨粮食进行救济的事，具体谈到一个农庄收到粮食后开会讨论如何向斯大林表示感谢的问题。农庄主席提出了一个用干巴巴的、公文式的语言写得长长的决议草案准备表决，这时一位老铁匠要求发言，他把粗大的手放在决议草案上，小声地说：“这些都不要，应当给斯大林写一句话：谢谢！他就全明白了。”于是会议通过了一项所有决议中最短的决议：“谢谢斯大林同志。”作者接着发表议论说：“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发自肺腑的、轻声说出的词可以代替其他所有的话语，特别是这样的话说得太多的时候……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归功于党和斯大林。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斯大林，用的是一种朴实的和表现出大丈夫气概的爱，希望在讲到他时也听到朴实的和表现出大丈夫气概的话。但是我觉得有人用习惯的笔法写决议和文章，有时忘记了在讲到斯大林时可以不用长篇大论表示感谢，热爱他不必常挂在嘴上，评价这位伟大人物的活动时也不能滥用修饰语。”文章最后具体写了老铁匠一家在12月21日那一天如何为斯大林祝寿。老人给每个人斟上一杯酒，然后说：“今天斯大林六十岁了。他是个好人，愿上帝赐他健康长寿，让他在世上再活这么多年！”肖洛霍夫采取上述方法给斯大林祝寿，是煞费一番苦心的。首先他“借花献佛”，用朴实的老铁匠的朴实的话，表达自己对斯大林的感情。同时他提到1933年的饥荒是“原边疆区领导当中的人民的敌人”造成的，回应了当年斯大林对他看问题有“片面性”的批评，并表明他不赞成时下流行的那种用空洞的和过分夸张的辞藻唱颂歌的做法。
卫国战争爆发后不久，肖洛霍夫作为《真理报》和《红星报》的记者上前线采访。1941年9月2日他从前线回来时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说有一系列“对保卫我们国家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事实”要向他当面汇报，斯大林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有接见他。1942年初，他因飞机失事头部受了伤，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斯大林得知后表示了关心，在他生日的前夕，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共进晚餐，向他表示慰问，祝他生日快乐，并要他好好休养。肖洛霍夫估计近期德国人不会发动进攻，决定回老家休养，于7月初，把撤离到尼古拉耶夫卡的一家人搬回到维约申斯克。不幸的事发生了。维约申斯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母亲被炸死，房子被炸毁，他自己也死里逃生。而斯大林一直惦记着他和他的一家，在他离开尼古拉耶夫卡的那一天，还专门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香肠、奶酪、罐头，还有一瓶酒。据肖洛霍夫回忆，房子被炸后，战士们在清理废墟时发现了那个装着吃剩的食品的小箱子，开始吃了起来，他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不禁这样想道：“你们这些小兵，你们该知道你们吃的是谁的香肠，是哪个等级的香肠！”
1942年这一年，斯大林也曾在一件事情上对肖洛霍夫表示过不满。当时肖洛霍夫奉命来到莫斯科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当他来到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大楼的客厅时，发现爱伦堡已坐在那里，不禁心头火起，对他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转身走了，没有参加会见。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与爱伦堡关系本来就不好，最近又听说爱伦堡散布谣言，说他把一家人留在德国人那边，自己也准备过去。斯大林得知这个情况后把他叫去。根据肖洛霍夫本人事后的描述，他进了办公室，“看见斯大林站在桌旁，没有伸手，眼神冷漠，一言不发，一直看着我，然后才问道：‘肖洛霍夫同志，现在您的一家人在哪里？’”肖洛霍夫作了回答，斯大林看了他一眼，说道：“不过现在我们知道您的一家人在哪里。您把他们送到后方，这就做对了。我们将请哈萨克斯坦的同志们照看他们……”斯大林又问肖洛霍夫现在归谁领导，这时语气缓和多了。最后他说：“好吧，肖洛霍夫同志，您可以走了。保重自己。党需要您。人民需要您！”尽管斯大林对肖洛霍夫这种造成不好政治影响的不顾大局的任性行为非常不满，但他作为领导人和长辈表现得非常克制，这主要是因为像他所说的那样，党和人民需要肖洛霍夫这样的作家。
从战争爆发以来，肖洛霍夫根据自己在前线采访时的所见所闻，写了一些报导和通讯，并于1942年6月发表了短篇小说《学会仇恨》，揭露德国***如何残暴和红军战士如何学会了仇恨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题目取自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1942年5月1日发布的命令，其中这样说道：“战士们变得更加凶猛、更无情了。他们学会了真正仇恨德国***侵略者。他们懂得，如果不知道刻骨地仇恨敌人，就不能战胜敌人。”我们记得，三十年代他曾因小说题目改为《开垦的荒地》而生气，现在却主动地利用斯大林的话，这一点值得注意。
这里还要讲一讲1942年斯大林在给肖洛霍夫过生日时关于创作所讲的一段话。肖洛霍夫传记的作者奥西波夫记录了肖洛霍夫的回忆，当时斯大林是这样说的：“战争正在进行。这是一场艰苦的、非常艰苦的战争。谁将在它取得胜利后把它鲜明地写出来？就像在《静静的顿河》里那样的出色……那里描写了勇敢的人——有麦列霍夫，波特焦尔科夫，还有许多红军和白军的人物。而像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那样的人还没有。而战争，作家同志，正是由这样的统帅赢得胜利的。在您过生日的时候，我想要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您写出一部新的、包罗一切的杰作，其中如同在《静静的顿河》里一样，既真实地和鲜明地描写英勇的士兵，也描写天才的统帅，这次可怕的战争的参加者。”奥西波夫认为，这一段话说明斯大林会见肖洛霍夫主要不是为了给这位作家过生日，而是为了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即让他写一部全方位地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其中不单纯只写普通战士，而且也要写“天才的统帅们”，当然首先是要写他斯大林自己。
关于这次会见时斯大林究竟说了什么，有不同的版本。诗人丘耶夫也曾听到肖洛霍夫谈起这件事。根据他的回忆，肖洛霍夫是这样说的：“1942年斯大林问我：‘雷马克写《西线无战事》用了多少时间？’我回答说：‘三年’——‘那么您也应当用三年时间写一部关于苏联人民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小说。’”肖洛霍夫接着说：“也许是他脱口而出说了这个期限，也许是有预见性地猜出了战争结束的时间。”现在已很难弄清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说的，不过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斯大林希望肖洛霍夫写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区别在于后一种说法没有提到小说应该怎么写和写哪些人物的问题，更没有说斯大林暗示写他那样的统帅。
至于说到肖洛霍夫本人，他自己也认为作家不仅应该“用短论和散文向敌人开火”，而且应该使用“我们艺术的重炮”——长篇小说。应该说，斯大林的话促使他尽快地写反映战争的长篇小说。他把这部小说定名为《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年5月和11月发表了其中的部分篇章，1944年又发表了一些新的章节。这些片断着重写战争初期的情况，描述的主要是红军在战争初期的失利以及指战员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英勇作战的事迹。肖洛霍夫于1944年和1945年又写了几章，这一部分到1949年才发表出来。应该说，建议肖洛霍夫写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的斯大林对此事是关注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像以往对《静静的顿河》和《开垦的荒地》那样发表评论。
1943年肖洛霍夫曾要求会见斯大林。当时斯大林以工作忙为由，要波斯克廖贝舍夫转告肖洛霍夫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1947年，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信，说英国、美国和瑞典出版了他的书，给了他一些外汇，他想用这笔钱到瑞典旅行，请求斯大林允许他这样做。信中还说，他已有五年没有见到斯大林了，不敢因这样的小事要求接见，只好写这封信。斯大林没有作出反应。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的评价发生了变化。1948年1月斯大林会见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之一吉拉斯，在谈到当代苏联文学时吉拉斯特别提到肖洛霍夫。据他回忆，当时斯大林说，“现在有更好的”，并说了两个他不熟悉的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女作家。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来，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冷淡了，对他并不那么看重了。有人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肖洛霍夫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没有创作出斯大林所期望的关于卫国战争的杰作。当然，自尊心很强的肖洛霍夫对自己受到轻慢也不高兴。因此可以说，两人变得疏远起来。
不过在1949年斯大林七十寿辰时，肖洛霍夫仍像十年前那样表示了祝贺，发表了题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父亲》一文。文章说，对那些为自己扫清了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和那些正在争取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的人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比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更珍贵的和更亲切的名字了”。文章引用伊萨科夫斯基的诗句表达了一位普通战士对斯大林的一片忠诚之后，说这位战士“俯下身来，像儿子敬重伟大的父亲那样吻着他的肩膀，用由于激动而颤抖的和有点沙哑的声音说：‘父亲！我们的光荣、骄傲、希望和欢乐，祝你长寿！’”不言而喻，文章作者也用这位战士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件事给肖洛霍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1949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第12卷收入了上面讲到过的斯大林给费里克斯·康的信，其中说肖洛霍夫“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肖洛霍夫很不高兴，于1950年1月3日给斯大林写信说：“在您给费·康同志的信发表后，自然有许多读者、文学教师和学生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错在哪里，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小说中描写的事件和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的所起的作用。有人要求我作出说明，但是我保持沉默，等待着您的指教。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恳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我所犯的错误在哪里。以后我在出版小说修订本时将考虑您的指示。”虽然表面上言词比较恳切，但透露出不满。斯大林没有作出回应。这是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从这之后，通信中断了。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给费·康的信中是在肯定肖洛霍夫是“当代名作家”的同时指出《静静的顿河》的错误的，并强调即使如此，也“不应禁止出售”，可见总的来说他对这部小说是肯定的。后来如上所说，他又支持连载小说的第3部。1941年小说被授予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因此肖洛霍夫似乎不必为这封信的公开发表而生气。正好这时国家文学出版社按照计划正准备重版这部小说。突然编辑部接到中央的电话：“你们读一读斯大林的信吧。《静静的顿河》有大错。照这样子不能出版。”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是斯大林下的命令。1953年小说出了修订本，其中删去了写波德焦尔柯夫和克利沃什吕柯夫的段落，增加了写斯大林会见人民代表的场面。后来小说在收入1956年到1960年出版的文集时恢复了原貌。
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斯大林晚年没有搭理肖洛霍夫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体弱多病，没有精力过问这些事。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时肖洛霍夫不在莫斯科，他从维约申斯克用电话口授了一篇简短的悼词，题目是：《永别了，父亲！》。悼词称斯大林为“亲爱的父亲”，说“我们得到的很多东西应该感谢你”，“你将永远随时随地和我们在一起”。应该说，感情还是比较真挚的。就这样，斯大林和肖洛霍夫在人生道路上永远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