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孙权上书给曹操，“称说天命”，表态愿意称臣，也就是忽悠曹操说：皇帝轮流做，于今到曹家。
孙权上书可以判定是百分之百的火力侦察，一是逼曹操表态，二来也是想让曹操出头，把大汉这个百年老店拆了。孙权在内部核心层，从不掩饰经略“帝王之业”的野心，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反正自己年轻，让曹操先打破旧世界，自己回头再和曹操争夺“天命”，这是黄雀在后的策略。
曹操人老成精，焉能不识紫髯小儿的伎俩：“这个小兔崽子是要把我架在炭火上烧烤呢！”
曹操表完态，把孙权的信交给内部高层传阅，这叫物尽其用，用孙权的侦察信对内部顺带也来一次火力侦察。
侍中陈群代表大家表态了：“汉祚已终，这是可以肯定的了。孙权上书称臣，不管他是真心或是假意，这说明，魏王殿下您可以再进一步，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都不怀疑了。”
曹操、刘备、孙权都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大家都这么做了，但是，拥有暴力专政力量仅是有了必要条件，曹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欠什么东风？——天命。
天命是什么东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当性就是政权要合乎法统，具有道德正义；合法性指的是政权的产生合乎法定程序，具备程序正义。法统是基于宗教、圣哲思想、法律等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根据和传统。现代国家不管基于什么精神，不论是什么宗教，不论是什么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政权的正当性都是“为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都是“人民选择”，背离了这个宗旨，政权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
在中国古代，把这个问题表述为“天命”。君权神授，授予有德，具体到曹操，他面临以下的问题：
一、汉帝国国祚绵长，长达四百余年，时间越长，正统地位越稳固，破除起来越难；
二、中间有王莽妄称天命，结果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三、刘秀上台以后，为了防止王莽一类的野心家妄称天命，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文化建设，强化了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忠是硬道理深入人心；
四、被正面认可的榜样，武王诛除的是暴虐的商纣王，刘邦诛除的是暴秦，而自己控制的汉献帝并无恶行；
五、还有孙权、刘备两个黄雀在后边。
对曹操来说，没有刘备和孙权的存在，大可以直接做周武王登基做皇帝了。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俩家伙早就想做皇帝了，他们就等着自己先推翻四百年的刘姓王朝，这个活儿风险比较大，然后他们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再琢磨推翻我曹姓王朝，这样他们不仅没有风险，而且还有了借口和理由。清军入关，也是有高人点拨，坚称自己是帮助明帝国清理叛乱，他们是从李闯王手中而不是朱明手中夺取天下。取代曹魏易，取代刘汉难，刘备、孙权都明白这个道理。
曹操临终遗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事殷商，我曹操占了不止三分之二，也会学习文王好榜样，仍事刘汉。至于我儿子，不好意思，他没吃几天汉家的禄米，不存在背叛前朝的问题。
曹操甘为儿子的人梯，继续保持汉臣的身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别人的攻击，毕竟二十多年来，一直对外宣传自己是忠于汉室的，己亥《明志令》的墨迹还没有干掉。这和今天的贪官把财产转移到儿子名下一样，虽然是掩耳盗铃，毕竟聊胜于无。
对于曹操的这番做作，司马光写了一篇较长的“臣光曰”，司马光着眼处是“教化”，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道德教育。他认为，后汉前几位皇帝这方面抓得紧，有成效，所以即使有桓、灵这样糟糕的后代，即使曹操这么强势，“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这就是教化的力量啊。
越明年，正月，曹操死亡，儿子曹丕于十月称帝。
曹丕取代汉献帝，采取了“禅让”的方式，“禅让”是儒家盛赞不已的上古先王尧舜传位的方式，曹丕来了一次“伟大复兴”。在后来的皇帝专制时代，正统的儒家对这次“禅让”多不予承认，认为名为“禅让”，实为篡夺。其实这俩是同义词，不要说“禅让”是主动的，乐意的，古今中外，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权力，说绝点一个都没有，所有的放弃都是迫不得已，这是一个关乎利益和实力、关乎法律和政治伦理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在私德范畴讨论的问题。
曹丕依据一定程序完成了政权交接，尽管这个程序是临时颁布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一，禅让有法理依据，第二，禅让是一种和平方式，单就政权交接而言，曹魏政权的建立合法有效。
曹魏帝国的正当性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刘备称帝后，司马光也写了一篇很长的《臣光曰》，讨论“正闰”的问题，也就是历代王朝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司马光有一个论断，具有现实意义：“窃以为敬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也就是“不统一不正统”。锐圆以为，即使在皇帝专制时代，也应该从“为了人民”和“人民选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即使做不到“为了人民”，也应该做到息弭战祸，与民安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即使做不到“人民选择”，也应该大体反映人心向背。
刘邦、刘秀创立复兴的大一统帝国灭亡了，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让人惶惑的时代。刘邦史称“得国最正”，刘秀中兴恢复，所以国祚绵长，统治者“得国”正不正，是不是真正天命在我，这和人民能不能得到和平休养是有很大关系的。
也许从曹魏开始，用网络语言讲，“歪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