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
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礼毕，登灵台，望云物。赦天下。
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
……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狱死。林者，融之从兄子也。于是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及林诛，帝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归第养病。
关于后汉以来儒学和政治的互动，看了一些前人的论述，还是晕头转向。
我发现，最能把人搞晕的，就是理论和学术，尤其是中国这种微言大义的学术，各有各解，莫衷一是。
西汉的儒家学说，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士大夫皇帝的一种制约，他们创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把天象灾难的解释权拿到手，和皇帝的行为挂起钩来考核，日食一次教训皇上一次。后来，刘家子弟确实荒唐得不成样子，所以又出现了让刘姓皇帝让位的说法，“再受命”的思潮在后来颇为流行。
王莽实践了一次“再受命”，结果他治理国家没有水平，天下大乱。
新、汉之际，人心惶惶，所以谶纬流行，大家都在利用这玩意儿，给自己制造舆论。到了后汉第二代的汉明帝，谶纬不甚流行了。谶纬这种东西乱世有需求，到了治世，天下定于一，皇帝由我坐，再出那么多蛊惑人心的预言，就会直接威胁到当下的政治稳定。稳定高于一切，学术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得统一到这个中心上来。
刘秀和他的子孙当时有一个不能不思考的课题，为什么中央会出现修正主义？为什么王莽可以篡夺俺们刘家的天下？以后再出现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应该怎样防止他们上台？
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面旗是不能更换的，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两百年不变。但是，学术要为帝王家服务，要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要与时俱进，和政治社会实践相结合。总之，要急皇帝哥哥所急，想皇帝哥哥所想，为解决万岁的内心焦虑而理论创新。
首先，“再受命”这一类东西，绝对是精神污染，谁再鼓吹就让谁下狱死，这是红线，不许碰；“天人感应”之类，也最好少宣传，这玩意儿皇上不好控制，容易被一小撮坏人利用。要让思想统一，最好的办法——没错，办学校！
统一教学大纲，统编教材，再加上思想上靠得住的教师队伍，关键最后一条，思想合格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做官，齐活。
刘庄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是“关心”前太子哥哥，哥哥挺配合，来年就“翘”了；第二件事就是临幸“辟雍”，举行盛大的仪式，宣示帝国尊师重教的基本国策。
“明堂”、“辟雍”都是复杂的专门建筑，复杂程度估计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差不多，不知道是尧、舜还是周公设计的，后来失传了。但是要大兴儒学，没有这样的建筑又不够专业正规，所以，在汉武帝时代，就嚷嚷着要修明堂，因为没有图纸，还有些别的原因后来没有修成。到了刘秀晚年，明堂、灵台、辟雍等都建好了，没有这玩意儿就跟没有国家大剧院和国家体育场鸟巢一样，你怎么搞高雅艺术？怎么办奥运会？
汉明帝刘庄，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自己的特殊见解，他只是通过一系列的公开活动，告诉百官和老百姓，他在做一件事情：尊重儒术；他把自己的老师桓荣封为国宝，天天捧着，给了他一切能给的荣誉。老师病了，他去探望，流下难过的泪水；老师死了，他亲自送葬，皇帝身体力行，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敬重权威。
后汉时期，洛阳的太学规模很大，这是现在考古工程证明了的，太学遗址在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附近，东西两区共有约五万平米。皇帝临幸辟雍，仪式很庄严，做得非常有仪式感，这就有点向宗教靠拢了。通过仪式养成一种执敬的人生态度，思想上的钉子户就没有了，造反派也就不会出现了，像王莽那样擅自解释经典的野心家也就失去生长的土壤了。
太学建成，一是民间的研究经典的专家会边缘化，对经典解释（这从来就是一件重要的事）的话语权归于了朝廷。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到京师求学，一方面对帝国笼络人才有好处；另一方面，也容易让知识分子集聚起来。这也是个麻烦事，汝南太守欧阳歙“度田不实”，下了大狱，他的学生有千余人静坐。对于当权者来说，不办教育不行，办了教育也麻烦。
把兄弟看好喽，自己的权力就不受威胁；把天下优秀的年轻人都看好喽，我们家的皇权就世世代代不受威胁。明帝上台伊始，所作所为，皆关系国本，着眼长远。这位二世皇帝相当了不起，后汉压根没有出现很多朝代出现过的二代瓶颈问题，绝对没有出现衰神二代。
明帝刘庄还颁布了“云台二十八将”名单，表彰功臣，但对这些功臣的子弟亲戚，如果不守规矩，一样严打。窦融在刘秀那里极受尊重，窦融的从兄弟窦林犯罪（欺罔罪），结果是小窦下狱死，老窦被皇帝下诏严厉批评。老窦吓坏了，哆哆嗦嗦，赶紧写辞职报告。
三下五除二，刘庄把几件大事一办，一看效果蛮好，权力稳固，四海归心。没有什么麻烦了，在上台第二年，刘庄就出巡一趟，去了革命圣地长安，拜拜祖宗，顺便给萧何、霍光这两位名臣扫扫墓，朝廷百官自然有了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