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
郎中令赵高恃恩专恣，以私怨诛杀人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说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赵高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赵高演绎了一个权阉接近权力、觊觎权力、谋取权力、滥用权力的全过程，极具标本的价值。中国历代但要言及阉祸内乱，一般都自赵高始。
中国的所谓“封建时代”，其实是皇帝专制时代，专制一以贯之，每个朝代或有些许差别，但君权至上是几千年的共同特征。君权至上并不排除权臣、宗室、后宫、外戚、宦官专权，法定的皇帝大权旁落，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不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什么垂帘听政；不论是权臣辅政，抑或皇族摄政，还有什么“仲父”“亚父”越俎代庖，他们行使的权力本质上仍然是皇权。
其他人分享皇帝的权力，没有一丝现代意义上的制衡和约束，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领导，反而，因为名不正言不顺，皇权旁落之时，也往往是政局动荡不安之日。
皇帝在位掌权，就像今天的私营企业，他再差劲儿，按正常的逻辑推断，他会对自己的祖宗江山负责，对自己公司的资产负责；而其他人代理，就有点像国有企业，他再优秀，人们也会怀疑他有私心，不能对公共资产负责，也同样不能对皇家的江山社稷负责。
赵高是以自己的才能得到秦始皇的赏识，他和后代专门在宫廷侍候皇帝的太监不同，他尽管是个阉人，但却是正儿八经的官员。司马迁后来也一样，被施以宫刑，但并不等于太监，而是中书令。在秦始皇时代，赵高并没有恶行表现出来，李斯也不必靠阿谀奉承混日子，他们的才能都得到了正面的发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奸臣往往是昏君的衍生品。赵高后来这么专恣嚣张，看来在始皇帝手下很有可能是受压抑的。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最大的功劳就是拥立之功。赵高明白这一点，他有意识地在胡亥身上投资，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政变。
政变以后，他迅速地诛杀政敌，先是扶苏党，然后是其他皇族子弟，这一点上胡亥给予了全面的配合和支持。就此而言，赵高可以说是为了巩固二世的地位而战。
赵高的权力来自于秦二世胡亥，控制二世胡亥，就是他的核心工作。任何想和他共同参与控制，或者影响二世不接受他控制的人，都是敌人，这样的敌人，毫无疑问是要坚决清洗的。
赵高严格地控制了二世，基本上代替二世行使着皇帝的权力，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应该一切围绕巩固二世的权力和地位而努力。但是，这位赵先生不论政治素养还是军事能力，都似乎不足以应付纷乱的局势，诛杀异己时精明得要死，面对秦帝国军事、政治上的失利，他只能瞪着眼傻看。
天下大乱了，整个秦帝国好像只有大将章邯在那里忙活，看不到中央给他有什么支持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