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
是时，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独李斯就狱。二世以属赵高治之，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
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欲上书自陈，幸二世寤而赦之。
……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则楚兵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高皆妄为反辞以相传会，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
李斯给二世上书揭发赵高，李赵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普遍，朝中有两党、两派或两个巨头，彼此不和，互相攻讦。这时，皇帝居其间，有兼听之妙、裁决之乐。当然，皇帝必须是所谓“明君”，如果是昏君，要么误杀误判，要么两派争吵不休，使朝政长期处于混乱之中。
不管什么情况，皇权在政争中的裁判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裁判存在并有权威，政治就仍在轨道上运行；裁判不公，政治就会走向褊狭，最后导致危机；如果裁判连地位都不保，就是政局混乱，就会有乱臣贼子或野心家逐鹿问鼎，争夺裁判的位置。
李斯、赵高、胡亥正是处在这常见的三角逐力中。
李斯给二世上书，二世胡亥居然担心李斯杀掉赵高，这就很值得推敲：一是李斯在这个时间确实有“清君侧”的力量；二是胡亥发昏，对李、赵实力的判断正好颠倒了。如果李斯有力量干掉赵高，那么为什么他只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动用“武器的批判”，为什么光揭发而没有行动，看来李斯此时已没有操纵军、警的能力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形，那么赵高这个人就太深了，他在二世面前一直示弱，雌伏不发，一发即中。
李斯下狱，是因为和右丞相冯去疾一起劝谏二世停止重点工程，修正劳民伤财政策。二世这次明确地翻了脸。从正史的历史文本看，赵高并没有在其间下药。有意思的是，赵高当时对二世杀掉李斯并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反而一直担心二世对李斯网开一面。于是赵高派了好几拨人到狱中，冒充二世的代表看望李斯，李斯自然要申冤，结果是更加严厉的审讯，直到李斯住嘴。这时，真正的二世的代表戏剧性地出现了，（是不是赵高拿捏准了，故意出这个主意，让二世派个信得过的人去探问李斯？）李斯面对皇帝的使者，果然不敢吱声了。
腰斩咸阳市的处决清晰地下达了。
李斯是被二世抛弃还是被赵高算计，或者两者皆备，已经不重要了。
政治人物在大的关节上还是要站稳立场，这样，即使失败，也能得到敌人的尊重。
对于二世，失去李斯，赵高就没有制衡了。这一点，做皇帝的杀重臣前一定要想透彻。
对于赵高，我们无话可说，这样的狠角色，最好不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碰到。
对于李斯，我们只能致以同情。李斯入仕前以仓鼠为榜样，临死前想到的是“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李斯是上蔡人，在上蔡的日子，在李斯心目中，或许是做厕鼠，今天以仓鼠挨一刀，比在老家做厕鼠何如？
司马迁状李斯，以鼠始，以犬终，岂是闲来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