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会主席是个戴眼镜的大胡子老头子，《俄国思想》杂志的出版人，卡尔德隆和莎士比亚的著名翻译家谢·安·尤里耶夫，在莫斯科，人家叫他“四十年代的遗老”；他的右边，荣誉席上坐着一个有充分代表资格的老头子，灰白的长头发时常掉到脑门上来，胡子宽而密，修剪得十分精致。他穿着缝工讲究的外国款式的燕尾服，脚上却穿着天鹅绒面子的平跟靴子，这分明是因为痛风；他在看一份不知什么笔记，金丝边的夹鼻眼镜时而戴上，时而摘下。“屠格涅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狂热者”欣喜地轻声指明道。他旁边的椅子上，半侧着身子坐着一位个儿高大的老头子，小胡子，大脑门，大秃顶，白头发剪得短短的，他笑着跟恭而敬之地站在他面前的、有一张典型的演员脸孔的人谈话。“这是奥斯特罗夫斯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狂热者”轻声说道。那个站在他面前的演员就不必说了。这是家喻户晓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戈尔布诺夫，著名的、就某一点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讲故事人。在纪念普希金的宴会上，在米·尼·卡特科夫和伊·谢·阿克萨科夫受议会委托“代表莫斯科城”作纪念演说之后，戈尔布诺夫代表虚构的“季佳京将军”发言，把大家逗得笑出了眼泪：这位将军感到委屈，“大家都去庆祝什么普希金，一个小官儿，平民百姓，而他，季佳京将军，竟然没有受到邀请！”
和奥斯特罗夫斯基并排坐的是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年纪还轻，蓄着漂亮的连鬓胡子；他不时从座位上跳起来，一会儿走到屠格涅夫身边，一会儿走到其他人身边去。然后是三个人一堆在谈笑风生；他们的头发都朝后梳，脸孔十分讨人喜欢。“这是我们的巴尔纳斯巴尔纳斯是一座山，据希腊神话，是阿波罗与缪斯所住之处。1866年，法国出版一本诗集叫《现代巴尔纳斯》，这些诗人遂被人们称为巴尔纳斯派诗人。！我国的诗人，普希金的继承者，”“狂热者”依旧欣喜地说，“现在在说话的是迈科夫·阿波隆！右边是波隆斯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左边是普列谢耶夫，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那边，另一边坐着的是费特，现在叫申欣，”“狂热者”还没有平静下来，“他正像屠格涅夫所说的，以姓氏代名字。”我朝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老人，外表完全像个穷乡僻壤来的土地主，燕尾服长得异乎寻常，也肥得异乎寻常，大胡子乱蓬蓬的，他显然很生气地和走到跟前去的格里戈罗维奇说着什么。我惊讶地看着，耳边不由得响起：“絮语，胆怯的呼吸，夜莺在啭鸣”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一个还没长胡子的大学生，分明也有同感，他甚至高声叫道：“难道这是费特？”“狂热者”严厉地瞥了他一眼。
桌子尽头坐着两位老人，沉默寡言，神色抑郁，不知为什么不大与人往来。一个老人，十分肥胖，皮肤松弛，五官不甚端正，倚着一根橡皮顶子的手杖。引人注意的是屠格涅夫和波隆斯基也用这样的手杖。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位肝火很旺的先生注意到这一点。我心里称这位先生为“怀疑主义者”，因为他已经几次对“狂热者”所提供的情况表示怀疑。他恶毒地说：“这大概是文学界的新风尚，可以作示范！”胖老头子我认出来了，是皮谢姆斯基；“亚历克赛·费奥费拉克托维奇，”“狂热者”得意扬扬地点明，“住在莫斯科狗广场旁边鲍里斯格列布巷他自己的房屋里。”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苦命》的著名作者，这本书，我们上一代人曾经人手一册，现在他正在享受他的荣誉。他的长篇小说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了。在莫斯科曾经流传过他给屠格涅夫的一封动人的信，“狂热者”曾有过抄本，信是这样开头的：“我倦于写作了，但是还会活下去。”在普希金的纪念会上他作了《普希金——有历史意义的小说家》的发言，然而他照本宣科，念得没有生气，尽管他享有著名的朗诵者的美誉，他的发言却并不引人注意地过去了；半年后他死了，几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
另一个老头子却相反，瘦瘦的，服饰讲究，剪短发，五官十分清秀，神色安详，一声不吭坐在旁边，谁也不认识他，根据他在桌子旁占一席地位来看，理应是个有名人物。“狂热者”分明因为不认识这位老人而很苦恼，他忽然高叫一声引得大家都回过头来看他：“这是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老天爷，这个老头子就是整个世界，这《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这《悬崖》！”伊·亚·冈察洛夫因身体不好，没有出席莫斯科的纪念普希金的活动。他收到请柬，邀他去做彼得堡纪念普希金大会的主席，他用信答复了《国土》的发行人。（见《花环》文集，页79—80）
主席的另一边，身子半侧朝着公众，站着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他在莫斯科尽人皆知，我本人也颇知其名。他在莫斯科很受欢迎，尤其是不久以前他在斯拉夫协会对柏林会议作了演讲之后。1875—1878年，黑塞哥维那起义，塞尔维亚战争，志愿军运动，还有保加利亚解放战争，——正是保持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演讲活动的高潮时期。1878年6月22日，阿克萨科夫在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批评俄国在1878年6月18日因奥匈帝国对《旧金山和约》的条件不满而召开的柏林会议上所采取的外交上的让步方针。阿克萨科夫为这一演讲被逐出莫斯科几个月。
挨着阿克萨科夫坐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聚精会神地在看几张纸头，他即将成为眼前这个会议的真正的主角，——这一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神色疲倦，面有病容。
头一天晚上我还见过他；他为了当时已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部分来找我的父亲。我父亲那时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从1864年到1882年），同时兼任米·尼·卡特科夫出版的《俄国导报》的编辑（从1864年到1882年迁往彼得堡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主要作品（《罪与罚》、《白痴》、《群魔》及《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乎都是在这份刊物上发表的。我记得我父亲送他出去时，他有些仓促地说：“我得赶紧回洛斯库特（莫斯科的二等旅馆），还要准备准备；我明天要发言。”
在这之前，1880年冬天我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从彼得堡来，在我家吃饭。和他一起吃饭的有：鲍·米·马尔凯维奇鲍·米·马尔凯维奇（1822—1884），反动作家，“反虚无主义”长篇小说的作者。，也来自彼得堡，是描写上流社会的长篇小说《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破裂》等等的作者，莫斯科很有些人在埋头阅读他的作品。他的外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相反，仪表非常优雅，态度细致周到；帕·伊·梅尔尼科夫（安德烈·彼切尔斯基）帕·伊·梅尔尼科夫（笔名安德烈·彼切尔斯基；1818—1883），作家，著有《在森林中》等。；米·尼·卡特科夫；康·尼·列昂季耶夫康·尼·列昂季耶夫（1831—1891），反动政论家，文学评论家。以及一个教授。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很少，也不大愿意说话。我和“狂热者”坐在桌子的尽头，无可奈何地一声不吭，一直在观察他。谈话扯到当时已经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活跃起来了。马尔凯维奇说话很风趣，动听，时常举起长柄眼镜扫视在座的人，极有分寸地讲了长诗《宗教大法官》在彼得堡范围内，在上流社会，在宗教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这方面，思想交流中有许多东西当时我是不懂的。说话的主要是卡特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但是我记得，根据我当时懂得的，从谈话中弄清楚的是，起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上，宗教大法官谈到奇迹、秘密和权威时所说的一切，可能是一般地针对基督教而言的，但是卡特科夫说服陀思妥耶夫斯基改了几句，同时增加这么一句：“我们占领罗马，夺得恺撒的剑。”这么一来，事情毫无疑问是特别地针对天主教的了。并且我记得，交换意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则上坚持认为，宗教大法官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对于使《福音》上的崇高真理必须和普通人的理智及精神需要相适应而论，是与所有的基督教信仰同样有关的我很遗憾，当时我还没有那个习惯，把使我震惊的事情记录下来，现在我只好把当时我不太理解的、从兴趣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谈话回忆起来。不过，总的意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在上述的会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他那几张纸头，显得很忧郁，心事重重。我还回想起一个细节，对于下面这件事并非毫无趣味。在莫斯科，甚至就在大厅里，许多人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卡尔马津诺夫）如此恶毒地嘲笑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无法原谅他。会议主持人焦急不堪，特地委托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注意照应，不要让他们两人会面。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复杂的私人关系和社会文学方面的关系见本书页332注①。
在筹备普希金纪念活动期间，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有时也在纪念诗人的文学朗诵晚会上相遇，但彼此都很戒备，准备作公开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下里承认，他像进行论战似的把他的演讲特别针对着“敌对的一派”，他心里也把屠格涅夫列入那一派。“敌对的一派（屠格涅夫、科瓦列夫斯基以及几乎整个大学）决计要贬低普希金作为俄国民族性的表现者的意义，”1880年5月28—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莫斯科写信给妻子说。（《书信集》，第4卷，页157）屠格涅夫也把他的演说的锋芒对准了斯拉夫主义的观念，使它与《欧洲导报》的主编米·马·斯塔秀列维奇的说法相一致。（见《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与他的同时代人以及他们的通信》，第3卷，圣彼得堡，1912年，页183）在议会大厦的晚宴上，出现这样的场面。格里戈罗维奇拉着屠格涅夫的手走进会客室，陀思妥耶夫斯基神色阴郁地站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转过身去看窗外。格里戈罗维奇觉得很尴尬，便拉着屠格涅夫到另外一间房里去，一边说：“咱们走，我让你看看这里的一座著名的雕像。”屠格涅夫指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假如也像这个一样，那么，请免了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面坐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梅尔尼科夫，他性情愉快，笑眯眯的，一张纯粹俄罗斯人的脸，胡子宽而密，完全是一副伏尔加河畔富裕商人模样。他用笔名安德烈·彼切尔斯基写了有名的描绘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森林中》、《在山里》及《沿着伏尔加河》，色彩鲜明，还没有完全被人所认识。再过去坐着一排人：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呼声报》的出版人，他受俄国报界的某种全权委托来参加会议，整个庆祝活动期间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在莫斯科人家叫他“普希金纪念活动中的石客”）；那里还坐着米·马·斯塔秀列维奇，《欧洲导报》出版人（屠格涅夫从《俄国导报》转到那里去了），以及开始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的苏沃林，《新时代》的出版人。“狂热者”继续报名字，但是口气不知为什么有点不大肯定，甚至有点胆怯。“这是诗人米纳耶夫，”他说，“或者，宁可说是剧作家阿韦尔基耶夫。”怀疑主义者掌握了情况，开始说明，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以他的缺席而显示着不凡。他“平民化”，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三次派人送请柬去，可是他回答说，他认为任何纪念活动都是极大的罪孽。“卡特科夫也没来，”不知是谁说。“哦，这个人说自己患政治病，”怀疑主义者断然说，“至于谢德林，”他补充说，“倒是在国外的温泉治病”列·托尔斯泰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确实没有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的活动。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给列·托尔斯泰送请柬的是屠格涅夫，但托尔斯泰拒绝了。用康·米·斯坦纽克维奇的话来说，“这一拒绝完全是合情理的。托尔斯泰伯爵屡次说过，我国的文学是供生活优裕的人愉快地消遣时光的，但是对于人民来说，普希金是否存在，完全是一样的。”（《行动》，1880年，第7期，页107）谢德林因病没有参加纪念活动，不过人还是在彼得堡，不在“温泉”（去国外比较晚，在七月初）。关于卡特科夫见本书页637注②。
所有的议论都被主席的铃声打断；一点整，他宣布大会开始。舞台上的人各就各位，谢·安·尤里耶夫就今天协会理事会人员的特别组成说了几句话；协会的可敬的成员几乎都接受邀请，无一例外。1880年6月8日的大会，由被推举为大会临时主席的尼·亚·恰耶夫致开幕词。谢·安·尤里耶夫作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主席，负责总管所有的会议，1880年6月7日担任主席，并作了发言。（见《花环》文集，页39—43）
然后，亚·尼·普列谢耶夫走上讲台，魁伟，英俊，尽管有了一把年纪，从外表看却完全像十六世纪的贵族。不由得使人想起卡拉姆津的话，说是瓦西里大公属下的御前大臣普列谢耶夫（诗人的一个祖先），奉派至皇城，拒绝下跪，“站着向皇帝敬礼”，“他的傲气使整个巴夏齐特宫廷大为惊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