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朗读的结果或多或少已为读者所知悉。我几乎硬把《穷人》的手稿抢了过来，拿去给涅克拉索夫，这事情的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已经在《日记》即1877年的《作家日记》。（见本书页101—105）中写了。大概是出于谦虚，在涅克拉索夫处朗读的详细情况他略而未提。作品是我念的。念到最后一页，当杰武什金老头与瓦莲卡诀别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呜咽起来。我偷偷瞥了涅克拉索夫一眼：他也泫然泪下。我开始热烈地说服他，好事不宜迟，尽管夜已深了（将近凌晨四点钟），应该马上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作品是成功的，当天与他商定小说出版的条件。
涅克拉索夫也兴奋得不得了，欣然同意，立即穿上衣服，我们一起出发。
应当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不周到。我深知与我同住的人性情孤僻，不爱交际，然而又过分容易动感情。我应当在第二天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要讲究分寸，而不该以猝然的惊喜去吵醒他，打扰他，更不该深夜把一个陌生人带去见他。然而我自己当时处于兴奋状态，这种时候要比较冷静的人才会考虑得周到。
我们敲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开门。看到我身边有个陌生人，他慌了神，脸色发白，涅克拉索夫对他说话，他好久都答不上来。等涅克拉索夫走后，我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骂我热心过头，瞎起劲，结果倒是没有。他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我躺在沙发上，过了很久还听见他的沙沙的脚步声，向我诉说他的激动的心情。
认识了涅克拉索夫以后，通过他，又结识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看过《穷人》的手稿以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在《穷人》出版时他经常处于极其神经质的激动中。由于他的落落寡合的脾气，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跟涅克拉索夫交往，以后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情况。只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他要求用特别的字体排印《穷人》，而且要每页加花边。这些谈话当时我不在场，无从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即令有些根据，夸大之处大概也在所难免的吧。最初是伊·伊·帕纳耶夫在《文学界的大小偶像》的小品文中提到此事，但没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帕纳耶夫的小品文（见《新诗人描写彼得堡生活的札记》，载《现代人》，1855年12月，页235）发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军役。
后来帕·瓦·安年科夫的消息中又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要求。（见本书页93）亚·谢·苏沃林在《新时代》（1880年，第1473号）上反驳安年科夫：“我们收到1846年的《彼得堡文集》，发现安年科夫君的这一情况大概是他出于好心而编造出来的，《穷人》刊印出来时并未加上任何花边，所用字体也与文集中其他作品的字体无异。因此，安年科夫应当承认自己有罪，《欧洲导报》也应当一起认罪。”《欧洲导报》以编者按答复苏沃林，坚持有加“花边”一事，不过已换了另一种说法，说是要求加花边的不是如安年科夫说的那本《穷人》，而是原拟在别林斯基所筹备的《大河马》文集中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个短篇。“《穷人》的作者不是要求涅克拉索夫，而是要求别林斯基，不是把他的新作放在集子的卷首，就是放在末尾，但无论如何不要放在其他作品的中间，而且要求加上花边框子。别林斯基当场被这古怪的要求弄得很窘，把自己的苦衷讲给要好的朋友们听。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和其他人为了安慰他，想出个主意，以别林斯基的名义写一首诗寄给《穷人》的作者，结尾四句是：你对我会感到满意，我会低三下四，我拿花边围住你，把你放在末尾。”
在编辑部对这四行诗所加的注释中说：“诗是从五十年代的一本笔记本中抄来的，这本笔记本是当时与《现代人》编辑部很接近的一个人的。”（《欧洲导报》，1880年，第5期，页412—414）这个人可能是屠格涅夫，因为2月1日与4月17日他在彼得堡，跟《现代人》编辑部确实很接近。（《书信集》，第4卷，页413—415，多利宁作的注）不过关于加花边一事的新的说法以及上述《欧洲导报》编辑部的诗也可能来自格里戈罗维奇，他的笔记本的内容后来发表了。（见《格里戈罗维奇的笔记本摘抄》，《涅瓦》文学副刊，1901年，第11期，页393—394；屠格涅夫的“笔记本”则不知下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断然否认加花边的流言。（见他1880年5月14日致苏沃林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143）
我只能很有把握地说，《穷人》的成功，更有甚者似乎是别林斯基的过分热情的赞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肯定是有害的。在这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与世隔绝般地独自过活，只与少数同学接触，次数也不多，而这些同学与文学又毫无缘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的生涯中刚迈出第一步便赢得这样的声誉：别林斯基向他表示钦佩，大声宣告俄国文坛升起了新的明星。
试问，这样的人，即使以他那样的智慧，能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吗？别林斯基在评论《彼得堡文集》的文章中对《穷人》的社会意义与文学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这之前，别林斯基已经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穷人》（在关于乔治·桑的长篇小说《安吉堡的磨坊工人》的书评中）：“即将来临的一年，——这我们大概是知道的，——应当大力唤起公众注意文学界的一位新人的名字，这个人似乎注定要在我们的文学中扮演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扮演的角色。什么名字，什么人的名字，因什么而引人注目——这一切我们暂时保持沉默，因为公众日内自会知道。”（《别林斯基》，第9卷，页407—408）在《穷人》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写了中篇《普罗哈尔钦先生》或《戈利亚德金先生》，名称我记不清了。决定在涅克拉索夫处朗读小说，我也受到邀请。别林斯基坐在作者的对面，贪婪地捕捉着作者所念的每个字，好些地方他都无法掩饰他的赞赏之情，一再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才能找到这样惊人的心理细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两重人格》的开头几章不是在涅克拉索夫处，而是在别林斯基处。（见本书页92注②）
别林斯基及其周围的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突然来了个大转变，否则别林斯基的喜爱也许还不至于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这样大的影响。在这前后别林斯基写信给安年科夫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你，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中篇《女房东》——纯粹是胡说八道！他在小说中想把马尔林斯基与霍夫曼糅合在一起，再加上几分果戈理。之后他还写了些什么，可是每一篇新作都是一次新的失败。在外省，人家受不了他，首都的人甚至对他的《穷人》都抱反感；每当我想到要重读这些作品，我便心里发怵。我的朋友，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吹嘘过头了！”这一段引文出自1848年2月15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但引文不准确。（《别林斯基》，第12卷，页467；全文第一次发表在《安年科夫与其友人》一书中，圣彼得堡，1892年，页607）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也有同样的严厉的评语。（《现代人》，1848年，第3期，第3栏，页38—39；《别林斯基》，第10卷，页350—351）
这是别林斯基，一个最正直、然而喜爱他的人所写的，像以往一样按照自己的信念，完全出于真情所写下的话。别林斯基大声说出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接近他的那一群人重复他的意见。
对《穷人》的作者表示钦佩，高度评价他的才能，几乎要把他捧到天才的高度，忽然又彻底否定他的文学才能，这样骤然的变化是可能毁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太敏感而又自尊心甚强的人的。他开始回避别林斯基那一伙人，他比以前更加闭门不出，变得极其容易动怒。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属于别林斯基圈子里的屠格涅夫，真遗憾，他控制不住自己，尽情发泄了郁积在胸中的不满，说是他们当中随便哪一个他都不在乎，只要有时间，他要统统把他们搞臭。我记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大动肝火的原因是什么，好像是他们谈到果戈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过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屠格涅夫的脾气好是出名的，人家倒是往往怪他温和谦让过了头。自从与屠格涅夫发生冲突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那一群人彻底断绝来往，再也不看他们一眼。尖刻的话，讽刺挖苦的打油诗朝他纷纷而来，责怪他爱面子爱得异乎寻常，妒忌果戈理，而他对果戈理本来应当是恭敬致谢的，因为在受到赞扬的《穷人》的每一页上都叫人感觉得出果戈理的影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现代人》那一派人的关系的恶化与彻底破裂，见《书信集》，第1卷，页88—89，102—103，104，114—
116，482，以及《别林斯基》，第12卷，页467。
有一次，我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情，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激烈的争论。结果是我们决定分开住。我们分手了，但是客客气气，没有争吵。我们两人都经常上贝凯托夫家去，作为老同学，相遇时颇为亲切。围绕着贝凯托夫逐渐形成一个圈子；我们参加进去是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是我们过去工程学校里的同学。他的弟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今是著名的化学教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是植物学教授，也很有名，他们当时都还是大学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相识和接近，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由于与《现代人》派的关系破裂，心情沮丧，但是在贝凯托夫兄弟身上找到了新的支持和真正的新朋友。（见《书信集》，第1卷，页103）贝凯托夫三兄弟中有两个人（即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住在彼得堡。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贝凯托夫在工程学校念书，并于1844年毕业。据格里戈罗维奇证实，亚·尼·贝凯托夫在工程学校时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见本书页81）另一个工程学校的学生，著名画家康斯坦丁·特鲁托夫斯基也谈到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亚·尼·贝凯托夫友善。（见本书页60）贝凯托夫兄弟那个小组，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团体”，是许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组织之一，后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联合起来。
搞社会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和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们，直到现在还完全没有研究过贝凯托夫兄弟小组。1847年春这个“团体”解散，显然不是自发解散，而是在某种外来的刺激的影响下解散的，尽管这一团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有良好的作用。贝凯托夫兄弟于1847年初去喀山，同年春天，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哈南科夫*“因品行不良”被彼得堡大学开除，他原来也参加贝凯托夫小组，后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虽然贝凯托夫兄弟离开彼得堡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看来他们转学到喀山大学与哈南科夫的开除是有某种同样的原因的。
亚·弗·哈南科夫（1825—1853），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
每次在那里都遇到许多人，大部分都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其中遇见次数特别多的是亚·尼·普列谢耶夫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1825—1893），诗人。，当时也是大学生。
我一生中见过不少有学识修养、待人殷勤、和蔼可亲的人，他们殚精竭虑想要在自己身边拉一帮子人而拉不成。贝凯托夫兄弟却没有费什么力气，他们身边的一伙人倒是他们的负担，因为妨碍他们的学业，然而他们身边还是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对大哥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的好感同样也吸引着大家。结合在一起的都是些智慧发达的热心肠的人，对任何假话都会感到愤怒，对任何高尚正直的意图都会加以响应，这一群人襟怀坦荡，是善的化身。
他们多半在晚上聚会。参加的人有时多达十五个，人多嘴杂，往往很难大家一起闲谈，难得在一件事情上深入下去，除非是提出牵涉到大家的问题。大部分时间是分散成几堆，三五成群，各自进行谈话。然而，无论是谁发言，无论谈什么，涉及彼得堡的事情，俄国的事情，还是外国的事情，无论是讨论文学问题还是艺术问题，在在可以感觉出生气勃勃的力量，年轻人的敏感的神经，发热的脑子在心驰神往之际突然冒出来的辉煌的思想，处处可以听到对压迫和非正义表示愤懑的高尚的热情迸发。争论常常是热烈的，但从来没有闹到争吵的地步，这是多亏贝凯托夫家的老大，他善于当场进行调解分歧，带来和睦，使意见一致。
年纪轻对于消除分歧也很有帮助，年轻人容易激动，同样也容易忘记自己向往的东西。常常是滔滔不绝的议论发表够了，叫喊得够了，有人提议出去散散步，于是大家欣然接受这一建议。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致同意去作一次远足——步行到巴尔果洛伏，在耸立于湖畔的包克龙山上过夜；每个人都要带上粮食；分配给贝凯托夫兄弟的任务是带上煮咖啡用的铜壶以及其他需要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