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的革命夫妻
1972年，我得到所谓“解放”，被安排负责干校的食堂工作。厨师由饮食公司调来，同时也分来十二名刚就业的青年，好不容易就业却被分配到农村，所以他们有些想法。我一家家去家访做工作，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向师傅”。有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来自某饮食店，他在干校食堂只管往大灶添柴烧火，听说他家里人特别多，所以每月的粮票都不够吃。得知他的情况，我便做主每月给他补助十五斤粮票。后来那些年轻人都挺尊重我的。
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王鼎成接触过艺人江青。后来江青成为毛主席夫人，“文革”初期便大出风头，王鼎成和一些同志曾议论过她，对她的胡作非为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表示担忧。“文革”期间告密风行，议论江青就变成“反江青”，按当时的逻辑，反江青就是反毛主席，为此，一批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如长宁区的副区长曾子坚即身陷此案。而对王鼎成的迫害更加深重，1958年的老账也被重翻，他一开始被关在单位，后来被送到位于思南路的第二看守所关押。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后来他也很少提起。他只说过： 一个来自军队的干部和一个本地干部负责审查他，最后对他说：“我们对你总算了解了，你要保重身体。”其实他们也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谁也没办法救。某天他看到同室的难友在写材料，一边写一边唉声叹气，一问缘由，难友说：“组织让我写有关向顷的旁证材料，他们要求写的东西并不是事实，也不是我想写的。不知道怎么办好！”王鼎成什么也没说，那人始终不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
王鼎成身体本身就不好，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关押后更是每况愈下。1972年，就几乎不能走路了，这时才允许他“保外就医”。那天，单位派了一辆汽车让大女儿和小儿子去看守所接他，多年未见，他已经完全不认识儿子了，还以为是本单位的造反派。他坐进汽车的后座，儿子坐在副驾驶位上，他也不敢说话，只是有些纳闷，今天这个造反派怎么这么和蔼呢？车到家门前，那人随他一道进屋，也仍然没有走的意思，一问之下，才知道那人正是长大成人的小儿子，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回家后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还长胖一些了，医生曾叫他查查心电图，他自认为没问题，还把体检单送给别人去检查。这时候我已得到“解放”，每月有一次回家的机会，我们终于有机会谈谈，也常相互通信。他在最后一封信上说：“12月16日你回来，我们一起去松江吃大闸蟹。”然而，12月11日下午，他还和邻居说说笑笑，大家分手回家做晚饭，他自己走到阳台上舒活筋骨，家里人便听到他轰然倒地，赶紧送到附近的中山医院，已心脏骤停，回天乏术。当天我连续接到两个电话，先说他病危，还没来得及动身，第二个电话已报噩耗。干校派人送我回来奔丧，临走党委还找我谈话说：“你不要忘了，你和他之间是阶级关系，要分清敌我。”小儿子接到消息从江西赶回来，一路上还抱着幻想，因为当时有不少人家为便于子女请假回沪，往往推说父母病重，到家之后他才相信父亲真的没了。12月16日，我的确回家了，但谁知道那天却变成他大殓的日子，真是令人心酸。
对我们来说，老王突然含冤离世，好似晴天霹雳。我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也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我在干校一共待了六年，在这期间每月只能领取十五元生活费，每个月我都省吃俭用，节省下两元钱给家里用。而四个孩子受到我们的连累，那段日子他们都很苦。大儿子王霍66届（1966——笔者注）初中毕业不给分配，在家待业六年。大女儿王希和小儿子王岳还在农村插队，孩子很懂事，在农村拼命劳动，可是大女儿在淮北农村干一年也只能换到十几斤小麦，全年以吃红薯为主，一次洪水袭来，她们一户四个知青都只能住在房梁上。小儿子去江西时还刚满十六岁，可他不甘落后，争着和大同学干一样的活，年复一年下水田劳动使他患上老烂脚，伤口很难治愈。小女儿王复在读初中，也时常被人欺负，有时大哥帮她反击。
八、 劫后重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方告结束。1980年，王鼎成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连同1958年所受的冤屈一起洗清，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恢复他的党籍与级别，同年5月，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将他的骨灰安放在上海市革命公墓。
1974年我从干校回到上海，重回区里工作，先到劳动局担任群众接待工作。第二年调到徐汇区图书馆工作，参与筹办里弄街道图书馆。1976年我得到平反，1978年担任徐汇区集体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分管遍及全区的各托儿所、食堂、服务站等生活服务工作。同年12月，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恢复活动，召开徐汇区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我当选为第四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其后，我曾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时华国锋主席也来了，并同出席会议的全体妇女代表合影留念。1983年6月，我被调任区委整党办公室副主任，对在党员进行思想教育重新登记，为受冤屈的同志恢复名誉，核查和清理“三种人”“文革”后第一次整党提出清理以下“三种人”： 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2011年口述者于家中
1985年11月，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我办理了离休手续。然而以后我仍退而不休，参与整理徐汇区“文革”期间的资料。1989年，市委领导认为有必要对上海市的“文革”资料进行整理，于是成立了市委整党办下属的十人“文革”史料编纂小组，其后整整十年，我一直参加该小组的工作，直至《上海“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纂完成。直到1999年我才真正退休，这时已年过八十。
办了离休以后我便参加区里的老年大学，先读了摄影班，初步掌握了拍摄技能，同时参加旅游知识班，外出旅游时更增添情趣。随后又读了书法和绘画班，着重学画花鸟，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有两幅作品参加了市老干部书画展，如今还有几幅画挂在家里。那几年我积极参加市、区老干部局组织的旅游活动，曾去过西安，到过延安，走进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老当益壮，更登上江西庐山，爬上安徽黄山；乘船遍览长江三峡，参观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等革命纪念地；还畅游桂林漓江，在厦门鼓浪屿遥望宝岛。孩子们出游也往往与我同行，曾飞往天涯海角，听过普陀百步沙的涛声，品过虎跑的龙井，漫步于苏堤白堤间。我从小喝着无锡二泉的泉水长大，九十岁那年又重返故里，漫游蠡园，观赏大佛。
退下以后我参加了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曾多次到中、小学为孩子们作革命传统教育。这些年我还参加了市妇女之友社、区政协之友社组织的学习与活动。2001年我和大女儿搬入了新建的生态小区，当地社区的党工委和居委会对老年人十分关心，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定期上门服务。今年我已年届九十五岁，生活基本自理，思维记忆正常，还能背出二三十个常用的电话号码。安逸的晚年生活让我深感幸福美好。
王鼎成离世后，区里才为大儿子安排工作，1973年他被分配到地段医院担任挂号工作，后被推荐在医大“七二一”大学学习，又经过刻苦自学，成为一名全科医生。大女儿1978年从安徽农村回城，先当会计， 1989年完成大专学业，获得专业职称，后从事党群工作。小儿子在农村苦干十年，直到父亲问题解决，才落实政策进入出版社，经过多年努力，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学本科文凭，并从编辑成长为编审，还长期担任出版社的领导。小女儿中学毕业分配到供电所工作，后完成中专学业，成为一名技工。四个孩子在80年代先后成了家，如今第三代一个在德国留学，一个在外企工作，一个进了东方卫视。小女儿和两个儿子都住得不远，大家常来常往，逢年过节合家团聚，儿孙绕膝，孩子们对我十分孝顺，使我尽享天伦之乐。
“文革”期间打过我的市二女中学生，“文革”结束后就在徐汇区工作，实际上在我领导之下。她被提拔前，组织部来征求我的意见。对于“文革”期间的造反派，我认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野心的，另一类则和这个姑娘一样是随大流的，我说：“红卫兵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也分不清是非。她当时打我，因为听人家说向顷是特务，为了表现她的阶级仇恨，也为了自己出气，何况也只打了一次。我还是能够理解的。而且后来她工作还是挺好的。”所以我同意她的提升。
一天，突然有个中年人到区里来找我，原来他就是当年在干校食堂工作时受到我帮助的小青年。他回上海以后，一度失业，改革开放以后却成为实业家，在浦东机场附近买了两千亩地，办了个休闲疗养的大观园。他曾邀请我去参观，汽车开入大门，他亲自来开门，他手下的人非常吃惊，不知道老板为什么这么尊敬这个老太太。其他的食堂小青年，也和我同时回城，一部分人成为干部，其他人分到事业单位的食堂工作，现在生活都很好。
“文革”中曾照顾我们孩子的庄阿姨是松江人，待我们补发工资后，她儿子结婚，我们家给置办了所有的家具家电。一直到现在我们两家还有往来，她也常过来看望我。这些年我年纪大了，只能另请人照顾，谁知小阿姨年仅三十多岁患上乳房癌，她做手术后，我女儿还去陪护，到现在我家也给她贴补医药费。人生在世，帮助总是相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