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光厂当时蛮赚钱的，我们厂生产的衬衫还卖到国外，听说一次众多的顾客把柜台都挤倒了。总厂在唐山路，有五层楼，织造车间还分作两处，叫新车间、老车间。内衣车间也是新造的，他们负责做衬衫、内衣，工人分头裁剪或用缝纫机做。漂染车间的工头是南通人，所以那边的工人也多是“老通”，那个车间也最赚钞票，他们染布时将布拉长，所以买布回来缩水挺多的。后来听搞销售的职员说，单是漂染车间拉出的布头零头，就足够整个新光厂的人吃饭。漂染车间和内衣车间男工多，但他们的工资也没比我们多，修机器的机匠多一点，可赚四十多块。老板为了省钱，各个车间没什么老工人的，都是十几二十岁左右的艺徒或刚满师的年轻工人，就是内衣车间也是如此。以后直到退休，我就一直在总厂工作。
刚解放没多久，老板傅良俊欠了很多钞票逃到香港去。不久，就公私合营了，当时工厂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点资产时私方还玩花招，将仓库里的货物箱子尽量朝外面围成一圈，点数的人一般只数外层的箱子数，再用乘法计算，实际上里面都是空的，很多财物都被老板转移出去了。那时本厂的股票也很不值钱，你看，这就是阿拉老头子买的股票，他解放前是职员，所以会藏有股票，票面号称2660亿元，实际那时不值钱的。整理者注： 1947年该厂股票刚上市时，曾为上海股市的“三小热”之一。1950年杨树浦电厂给国民党炸掉，更加没办法生产了。工人拿不到工资，一天三顿都要吃泡饭，大家讨论下来厂不要解散，用少部分人将厂里生产维持下来，而先“疏散”一部分人，原来厂里有两千多人，一下子三分之二的人不能上班了。整理者注： 叙述者的记忆虽基本正确，但仍有少许偏差。根据史料所载，上海解放初，由于外销中断，开工不足，资金失衡，该厂于1950年1月13日财务搁浅。3月16日，傅良骏等出走香港，工厂面临破产，职工生活陷入困境。而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是在1950年2月6日，造成大面积停电，因而1950年上半年上海工厂停工达1454家，多数纺织厂无法开工。可见，停电是工厂困境的次要原因。在政府主持下，4月组成新光厂维持生产临时委员会，生产集中在唐山路。1951年6月3日新光厂公私合营。 被“疏散”的人如果决定离厂，发给八十多块钱，有的就回浦东老家去了。
我在新光厂工作了两年多，这时也被“疏散”了，那年我二十一岁。回到家，妈妈说：“那么大的小姑娘都出嫁了，你就不要去做了。”我说： 我是有理想的，不要在乡下种田。我不肯拿那八十多块离职费，在家里只蹲了一个多月又回到上海。那时厂里已有工会，工会给失业的职工每月发两斗黄糙米，还办有纠察学习班，有些小厂还会来招工。我暂住在老职工家，把发的米卖掉换点零用钱，每天都到工会去，在学习班混碗饭吃，同时寻找工作。
那段时间真的很苦。我先到国棉三厂做了三个月，国营厂比我们新光厂的条件还差，不提供免费的饭食，也没有住宿，工人都是拿个饭盒放点米，拿到厂里蒸蒸吃。女浴室里没有莲蓬头的，只有一个大浴池，谁都跳下去洗，很不卫生。工人以苏北人居多，都挺艰苦的，下班时，大家都挤在十几个龙头下，用冷水洗洗手脚就回去了，如果下雨，还把鞋子脱下来，赤脚走回去。我当时住在阿姨家，工资虽然高点，但也仅够吃饭。在国营厂没干多长时间又没工作了，回到学习班以后，万航渡路上的一个私人小厂招工，我又在那里干了六个月。那个小厂条件也很差，车间是烂泥地，厕所也没有，只有一个大马桶，臭得不得了。每个月拿五十多块，虽然提供住宿，但一间很小的房间要住五六个人，有时觉得气也透不过来。
新光厂的生产越来越好，被“疏散”的老职工也一批批回厂了。我是1952年回厂的，当时老开心的。车间实行三班倒，工作时间减少了。福利也越来越好。解放前纺织工是没办法洗澡的，只能擦擦身。解放后有浴室了，大家轮流用一个大脚盆，到老虎灶去打点开水就能洗了，再后来才用莲蓬头洗澡。后来办起托儿所，而过去只能靠老人领孩子。纺织女工还上夜校扫盲，我蛮喜欢做群众工作，后来还被选为车间女工委员，当上生产小组长。
工资改革以后，我和许多熟练的挡车工一样，定为八级，拿八十三块六角。我们厂长也只有一百多块，而漂染车间和内衣车间虽然男工多，都没我们工资高；漂染车间赚钱最多，但他们工资顶少，只有六十多块；内衣车间多点，有七十多块，所以他们气死了。解放初为了帮助工人找对象，还学苏联人开舞会。上海几个钢铁厂没有女工，所以常拉我们厂一起跳舞，但我们厂的女工看不起他们，不要他们，因为他们只拿六十多块。所以当时找对象，纺织女工蛮吃香的。我们厂的小姐妹要么嫁给内衣车间的男工，要么到外面去找，一个小姐妹嫁给一个在南京路工作的职员，家里还有房子呢。
职员和工人都在厂里的宿舍住，但解放前工人和职员是没来往的。解放后，小姐妹中有一个因为识些字就抽到科室当职员了，我们也就和职员一起玩了。二十五岁那年，我们十个人到苏州去玩，五个男的五个女的，销售科的高中煌带了照相机，给大家拍照片。这张照片就是那时拍的。回来后，他说这张照片拍得不错，放大后给我送来了，男职工在一旁起哄，说他有眼力什么的，这张照片就促使我们开始交往。当然，那个小姐妹也从中撮合，一天，她塞给我一张票子，说高中煌请你去看沪剧，我有点左右为难，但最后还是去了。晚上回到宿舍，两个小姐妹还没睡，一直等着我谈这桩事。她们告诉我，刚才看戏时她们就在楼上，看到我坐到位子上才放心。因为高中煌比我大九岁，我有些犹豫。小姐妹劝我说，大九岁有什么，人家大十岁也可以嫁的，何况高中煌人很老实正派的，厂里很看重他的。
高中煌是湖州人。他爸爸原来是开米行的，东洋人打仗以后，他家也败落了。那边的风俗是生下女儿大都送人，生下儿子养着，高家生有十个儿子，后面两个儿子是后母生的，还有一个姐姐，中煌是老六。他们兄弟都读过书，姐姐也通过自学认识字。当初我公公生意还好时，曾资助中煌的一个堂叔读大学，堂叔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的外贸公司工作，中煌的两个兄弟靠他的关系也曾到那个公司工作。中煌小学毕业后，十六岁就出来工作了，先在苏州学习修车床，满师后成为一名机匠。后来又到上海工作，1946年进新光厂，先管仓库，解放前就成为栈务科的职员了。
1955年，我们结婚了。没有房子，最初在四川路住了两个月。房租很便宜，只要两三块一个月，但非常小，只能放下一张床，那原是一个卫生间，一楼还有个马桶间，就把二楼这个卫生间改造后租给我们了。我那时要三班倒，一般住厂里宿舍，他爸爸回去住的时间多一点。后来通过小姐妹的父母，我们终于在成都路找到一个像样的房间，就在浦东同乡会的后边。那是底楼的统厢房，要二十七块一个月。1956年我生下大女儿。
1955年的叶秀宝
他爸爸工资八十八元，按理也不少了，但双方都要接济父母，我们在婚前就商定，每月给各自的父母家各十五元，再加上房租，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所以经济上也不是很宽裕。
“文革”时，厂里分成两派，工人也进学习班，要人人过关。1947年进厂不久，曾要我们去天蟾舞台开会，说是成立工会。我们老师蛮聪明的，跟他们说： 开会可以的，但我们不参加工会。开会时总厂、二厂的人都去了，总厂的工人都参加工会，参加的人要填张表格，出一点钱买个徽章，再有两个人讲讲话，然后选几个理事就散会了。解放后把这个工会叫黄色工会，我们才知道会上发的是国民党徽章，参加工会就等于加入了国民党，因为我们老师的一句话，二厂没有国民党，职员没去开会也没有国民党，总厂的工人却全都是国民党，包括那些不识字的纺织女工。解放后这些人都要说清楚，工会里还有参加一贯道的，算是反革命，有一个人还坐牢了。“文革”时更倒霉了，他们的家属也倒霉了。有个小姐妹的妹妹在外地，因为姐姐是国民党，妹妹也被批斗了。特别是调到外厂去的人更说不清楚了。一个小姐妹因为比较会说话，当时被选为理事。解放后她调到外厂了，“文革”时被斗得要死。人家还来调查，我说她是1947年进厂的，理事也不是她要做的，是人家指定的。因为时间很短，总算是没到某条线，才过了关。所以“文革”时外头人说新光厂都是国民党，其实工人都是被强迫参加国民党的，而黄色工会里也有地下党的人。
在二厂时还有一件事发生，即老板傅良俊的娘死了，他要讲排场，就要我们工人去吊孝。葬礼在薤露殡仪馆举行，选了三四十个工人，男女各两排站在门口，教我们唱会一个歌，人家进来吊唁就要齐唱。由于傅家那时还没有小辈，又选了两男两女充孝子孝女，人家来吊丧，还要陪人家磕头。那四个人大概发点钱，我们没有的，但不用上班，一顿豆腐饭也吃得蛮好的，所以阿拉穷人还蛮开心的。五七时在静安寺做法事，我们也被拉去唱歌。“文革”时造反派把吊丧的照片也拿出来了，讲阿拉吃得蛮胖的啦，讲为老板卖力啦，后头把傅良俊娘的坟也掘开了，但啥也没有。“文革”时说训练所也是反革命，我也要进学习班要讲讲清楚，那年过年不能休息，还要我去顶班。
1979年我退休了，在崇明农场的女儿顶替进厂。大儿子高中一毕业，就赶上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进财经学院。大儿子还没毕业，小儿子又考上华东纺织学院，当时我已经退休，每月只有六十多块，老头也快退休了，经济上就紧张了。老头说让小儿子顶替我到厂里做算了，我觉得小儿子读书这么好，怎么也不肯。我们全家五个人，认认真真开了个家庭会议，我说：“就是给人家做佣人，我还要帮伊四年读好书。”整理者注： 一直说得很开心的叙述者，在这时眼圈红了，掉下眼泪。老头没办法，大家商量着如何节约过日子。小孩都蛮懂事的，我每月给小儿子二十块生活费，后来大儿子毕业了，分到杭州的中国银行，虽然一个月只有四十四块，也给家里贴二十块，女儿也贴十块。我先在别的厂看过煤渣、管过脚踏车，后来又经老姐妹介绍，到海宁路一家工厂的食堂做杂务，一直做到六十九岁。日子就这么过来了，等到小儿子大学毕业，女儿也自学法律，通过自考取得大学文凭，后来调到虹口区审计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