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宣城没多久，搞起“三反”、“五反”运动。当地人认为凡在旧时银行里工作过都有问题，所以田震东受到牵连。当地机构逼他交代，白天发一大堆账目让他对，中午吃饭时，食堂的大喇叭里叫：“某某某是个纸老虎，要他老实交代！”晚上要他睡在没有门窗的草棚里的大通铺，外面还有人拿着枪站岗。这样逼了一段时间，并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身体却搞垮了。安徽还有人到上海来逼问，说：“田震东已交代贪污了，金首饰就藏在家里。”我说：“如果他交代了，叫他自己来拿，我是不知道的。”这样来回了几次，也没查出任何结果。后来他眼睛也弄瞎了，曾叫人写信回来说不想活了。他工资本来不高，五十五元一个月，还要寄给父母，每个月只能寄给我三十元，家里就更困难了。幸运的是，后来有位理发师把他的眼睛治好了。1958年审查才有结论，安徽省领导亲自向田震东打招呼。但这时他的身体再也不能工作了，拿了两百多块钱就算辞职，那时也没病退一说，也没有任何退休工资，这样才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他又生了肺结核，再也无法工作，只能由我挑起全家的重担。
在这之前，我已经有过社会工作的经验了。1956年号召解放妇女，街道办起了扫盲夜校，我认识字，就让我晚上去做夜校老师。那时来的学生很多，女人很多，但也有男生，有的是有钱人家里的小老婆，有的是我们弄堂里富人家的佣人。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挺自豪的，我在黑板上写字，记得有这样的课文：“一滴水，不算多，一滴一滴成江河。”然后教他们一个字一个字读。学生也要做作业，也要考试。校舍是普通的小学，白天小孩上课，夜校不收费，我工作也全是义务，没有工资的。当时就我一个老师。我上课还算不错，区里还派人来听我讲课。学生们学习挺认真的，因为他们也希望摘掉文盲的帽子。有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认字后找到工作，她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我也很高兴。
1958年我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最初在废品站收废品。尽管我算大家闺秀，几位姐妹都过得不错的，我也是第一次做体力劳动，但既然为了孩子为了丈夫，只要能养家糊口，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刚出去工作，穿着一条旗袍和一双绣花鞋就去上班了，一个老太太指着我笑：“废品站有个女的穿旗袍收废品呢！”我这才知道不合适，回家赶紧做了一套上下分开的衣裤，而过去我没有这样的衣服。穿上这样的衣服，起码在外表上像劳动妇女了。我们一般两人一组，一个人付钱，一个人称废品，拉着一辆板车，摇着小铃，走街串巷收废品。有时要爬上楼到人家家去，组长说：“你休息吧，我自己上去。”我说要休大家一起休，和她一起爬上楼去。一同工作的有两男两女，其中的一男一女都是大学生。那个男的以前是小少爷，家里条件好，所以原来并不工作，解放初动员所有的劳动力都要出来，他只得工作。女的成家以后也没工作，后来男人和她离婚，她带着两个孩子没法生活，也只得出来工作。他们挺自以为是的，说：“我们是大学生，竟然和家庭妇女拿一样的工资！”所以他们欺负我，照道理是两个人出去收废品的，但他们自己坐在站里，却叫我一个人出去收废品。有段时间我每天在徐家汇兜来兜去收废品，那段时间脚都走得肿了，还好小时候父母没让我裹脚，否则根本就走不动了。鞋也穿不上了，只好把漂亮的绣花鞋送给姐姐。她家里条件好，就在家里做太太，绣花鞋用得上。收废品要算账，我不会打算盘。田震东是银行出身的，每天晚上做完家务，他都来教我，养育了八个孩子的母亲，1962年全家福我还算聪明，一学就会了，虽然经手很多，账目一分钱都没错。后来上级领导知道了，说一个人收废品是不允许的，这样的状况才停止了。
后来大儿子在交通银行工作。大女儿中专毕业便挑起家庭的重担，当了银行的会计。但我的工资只有三十六元钱，家里还有六个孩子读书，的确很困难。每天饭菜量不多，吃饭时要安排好才行。为了防止六个小孩抢，我把饭菜一份份平分好再端出来，一个人一个盆子，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吵闹了。小孩子读书我也都安排好，和我们小时候一样，每天早晨起来也叫他们写字，我也时常辅导他们功课，最主要常关照他们上课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做人。家里虽然艰难，我和田震东也不着急，我们脾气都很好的，我教育孩子总是细心细气的，邻居说：“只听到她们家小孩子哇啦哇啦，从没听到三小姐大声骂小孩。”因为老早的邻居叫我“三小姐”，解放后也就这么叫下来了。因为我出去工作，我先生身体不好待在家里，就承担起许多家务。一早他就去买菜，回来拣菜洗菜忙个不停，小孩子调皮，有时他就背着孩子拣菜。开始他也不会做饭，后来才逐渐学会的。一次，他煮稀饭，也不知道该放多少米多少水，结果水放太多了，从早上煮到晚上还没煮好，一个大男人，也难为他了。
后来孩子们一个个出去工作，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大儿子还考上北京大学，后来当上大学的教授。二女儿先在重型机床厂工作，后来也考进华东纺织工学院。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们都要她去读大学，跟她说，今天回厂就辞去工作。她在厂里工作也不错，厂长不希望她走，对她说：“小田，大学读不读都一样的，在厂里以后也可以读书的。”她听了厂长的话，也因为顾虑到家里，当时她爸爸身体不好，下面还有几个弟妹，结果没去读大学，这件事一直让我很可惜的。孩子们也很懂事，一个儿子去参军，把好点的衣服都留在家里给弟妹穿，自己穿得很朴素。招兵时部队首长来家里看，说：“我看你家孩子那么朴素，也知道你们家挺困难的，走进弄堂时还以为你们家住在对面弄堂的破房子里，看来你们家的房子还挺好的呢。”我家在永嘉路和平村24号，属于新式里弄，其实房子原是我父亲的，因为我孩子多困难一些，房子就给我住了，房子蛮大的，在当时确实算好的啦。
1962年，我的一个儿子被保送到军医大学，区里认为应该照顾我，就让我到街道的永建玩具厂工作。那是个很小的工厂，最早设在弄堂口人家不用的汽车间，后来才搬到较远的地方。厂里是三班倒的，因为我家孩子多，就没要我上夜班，只要上常日班。我手脚挺快的，从没拖过小组的后腿。小组长陈翠凤挺好的，常常照顾我们。一开始我们一起做脚踏车的零件，我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和组长做得一样好。有些人不够负责任，工作完没收拾好就跑了，我常常跟组长一起关好窗门才走。后来我负责裁变压器用的衬纸，那是用很贵的绸子做的，我很认真仔细，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张，领导很信任我。人家都说我脾气好，我和同事关系也很好。后来我退休了，听说接着做的人怎么也裁不好，要么裁得太大太小，要么裁斜了歪了，组长很生气，说：“余阿姨在时一张也不浪费，你们怎么搞的？”就这么简单的工作，要做好也真不容易的。
退休后，我还在弄堂里做过居民小组长工作。尽管这只是义务的工作，但我也挺愿意做的。街道的精神要传达下去，我就爬上五楼挨家挨户去讲。居民们有什么困难也会找我帮忙，比如帮上班的邻居收收挂号信、汇款单，等等，邻居也很信任我，上班前把图章都交到我手上。后来普查户口我也参加了，一家一家去联系，约好上门的时间。所以有一年街道把我评为“文明老人”，我觉得挺光荣的。
阅尽百年风雨，余奶奶还是这么淡定
我的儿女后来都挺不错的。大儿子后来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授；二儿子在上海某工厂工作；三儿子在上海某医院任高级医师；四儿子考取了大学，所在的中学硬让他参军，退伍后在上海某工厂当技术员，后来落实政策也得到工程师的职称；五儿子在某公司当科长，退休后被聘任为滁州某工厂总工程师；大女儿在马鞍山铁矿工作；二女儿在上海某工厂职工学校当教师；小女儿在上海某工厂工作。现在他们全都退休了，孙辈也都学业顺利，事业有成。我挺喜欢孩子的，小的孩子没长大，又带起孙辈来。大女儿在外地工作，孩子没人管，三个外孙、外孙女都是在我这儿读小学，后来又在中国中学读书。规矩做好了，教育孩子其实并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