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郊区农民付琴仙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付琴仙
【访谈/整理者】瞿晓凤上海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责任编辑【访谈时间】2006年3月14日，6月3日、4日，7月24日、7月29日；2012年2月4日【访谈地点】付琴仙家【整理者按】付琴仙，上海市南汇区盐仓镇人，生于1926年12月8日，十二岁丧母，因家庭贫困，十四岁成为朱林伯的童养媳，嫁入现浦东新区施湾乡滨四大队朱家，二十一岁正式成婚。本文重点在于童养媳生活与当时婚礼习俗。为保证可读性，全篇基本转化为普通话，个别句子以浦东方言著录，具体用字及其解释一部分参考《浦东老闲话》编委会编《浦东老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6月），但有所修改。因付女士没有文化，且年代过于久远，文中提到的部分人名、地名、物名以同音字记录，并附有注释。部分人名或亲属称谓前有方向词，该方向词以付女士婆家为基准。
一、 娘家阶段
我娘家在上海市南汇县四团仓（即盐仓）行前桥东，有姊妹三人，二妹付琴菊十八岁结婚，1995年就死了。三妹付三囡付三囡，在养父母家改名为曹凤南，现居住于郑州市。三岁的时候因妈妈过世送人做女儿，最近听说也快死了，大概还有三个月的命。我现在怎么都打听不到确切的消息，心里急啊。
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田，只不过没有讨饭而已，有萝卜、咸菜吃已经蛮好了。我们全家就靠爸爸在外面做木匠养活，没有活干就没有钱，不像现在有劳保。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绑小脚了，我们姊妹三个也都没绑过。我没有读过书，家里穷读不起，从七八岁就开始挑花挑花，即在一块白网上绣花，一方通常有门板大小，类似于十字绣。与土布挑花不同，后者是在荆布的时候搀其他颜色的线荆出花纹来。，按照纸样挑，花样很多，有铜钱花什么的。一方网赚十个铜板，一天要挑两方，赚二十个铜板，这样饭钱就有了。等挑好花，天都暗了，哪有时间玩，妈妈也不许我们玩。祝家桥（现南汇区祝桥镇）的万歇根（音）、阿得福（音）、蔡阿大（音）都有一本本子，本子上记有名字，我们向他们拿网，挑好交给他们，当场给现钱。挑好的花都是卖给外国人的。阿得福家开了一家网花店，赚了很多钱。
我妈妈没有工作，待在家里。妈妈死了以后，生活就更苦了。我们穿的老棉裤等衣服都是外婆从有钱人家讨来的，当时人还小，衣服太大了，一点都不合身。爸爸一个人没办法养活我们，所以我十四岁就成了人家童养媳妇。
二、 童养媳时期
我在阴历五月初过的门，由媒人领到婆家，住在北面的嬢嬢嬢嬢，浦东话，即“阿姨”。（付小妹）和她的“八母”八母，浦东话，指付小妹小叔的妻子。是媒人。朱银章（婆家邻居）的爸爸划了一条船带我来的，从朱家店上船，到西面的那条河上岸，现在那条河已经不通了。没钱所以没有请嬷嬷，家东小阿奶家东小阿奶，朱龙飞爸爸的第二房妾。朱龙飞，婆家邻居。牵我过来的。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绸缎旗袍，一双绣花鞋。婆家的行盘行盘，即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行”音“háng”。是三十个银子洋钿，还有些花生、茶叶、核桃、红花生、绿花生，放在两个杭州篮杭州篮，类似饭箩，有盖，漆红漆。里，其他就没啥了，哪像现在，糖要多少有多少。婆家行盘还有万年青和葱各两把，万年青根用红纸封着，讨个“葱（宠）菜（彩）万年青”的口彩。娘家收下万年青后种在庭院里，然后把自己家的万年青交给婆家，婆家带回去种好。娘家受了多少盘我不知道，当时人还小。记得我的嫁妆有一个梳妆台、一个铜勺。还有一对大蜡台，小的蜡台插了蜡烛容易倒，所以人家结婚的时候都来问我借，后来政府收铜的时候卖掉了。我过门时还算有点派头，客堂里摆只香案，有证婚人，行礼时两张八仙桌并排，上面摆一对蜡台、蜡烛。娘家受盘受盘，即女方接受男方的聘礼。的时候也要点蜡烛的，但没有办酒，请不起，婆家请了多少酒席已经不记得了。
行盘以后我就住在他们家里了，难得回娘家去。有一次因为从娘家回婆家晚了，还被关在门外，婆婆（王金英）说：“侬现在才死回来，天都暗了还死回来干吗！”可是从行前桥到婆家有多少路啊，那么远。后来隔壁邻居打抱不平，出来骂了婆婆，她才开的门。婆婆倒没打我，骂我的时候我是不敢回嘴的。到婆家以后生活做得更苦了，一年四季都很忙。早上我很早就出去，一直做到晚，夏天帮人家割麦，给棉花除草，秋八月里帮人家摘棉花。还要给家里打柴，夏天到海边拔芦柴，拿回来晒晒当柴烧，冬天到西边荡头拾，那时真的很苦。东间里的朱龙飞因为爸爸讨了小老婆，所以小时候受苦，而我是因为做童养媳妇苦。别人都待在家休息的时候，就我们两个要出去做生活。养媳妇苦啊，不比自己养的，婆婆领养了一个女儿，叫朱根南，我进门时她才四岁，大人蛮宝贝她的。
原来想想可能到婆家会过得好一点，没想到婆家也很穷。人家讲脱了草鞋穿布鞋，没想到草鞋脱了仍旧穿草鞋，婆家还不如娘家，12月里连棉袄都没得穿，穿两重布衫，她家女儿结婚时嫁妆也只有两条被子。婆家也是因为穷所以要讨一个童养媳妇，穷对穷，有钱人家是不会要的。婆家原来有七亩田，公公死后就卖了三亩，自己种四亩田。田里面的生活都是我和朱根南做的，婆婆会帮我们，但她什么都干不好。那时天上有黑老鹰，有时一群一群的，十月份种蚕豆，一顷的蚕豆都会被它吃干净，个头大的老鹰连老母鸡都能抓了去。每年收完棉花，就在地里撒草头（苜蓿）籽，三春翻地时把草头翻在田里，来年种稻的话，稻子就会长得很壮。那时没有化肥，都靠这些绿肥。菜就种在河岸上，有萝卜、玉米、茄子、青菜，等等，一年要腌好几瓮酱菜，大瓮小瓮放在门旮旯里，一寒三春都要靠酱菜度日。冬天要刨山芋，山芋皮被刨破婆婆要骂的，我只好用破麻袋擦山芋上的泥，手指冻得很痛。每年山芋收回整整五麻袋再加一桶，一个冬天全家就靠它活命。所以别人家挨饿，我们家还过得去。
婆家田不多，我就去帮人家干活。割麦、补稻、在稻田棉田拔草，样样都要做，像牛马一样，哪家叫我就去哪家做生活。农忙时，常常白天帮人家干活赚工钱，只好在晚上割自己家田里的稻子。住在村北的杨忠明妈妈是一个头头，人家告诉她要几个人，她再来叫我们。有时人家只要我们做一天，有时要做两三天，那时工钱很便宜，吃他们家的饭的话，一天给五毛的，也有人家给一块的。不给吃早饭的话，工人就会跑到别的人家去干活，所以一般雇主会叫我们去吃早饭。有的人家特别精，中饭都让我们在田头吃，不许我们走回家，这样干活的时间就特别长。做到晚上，有的人家客气一点，还会留吃晚饭。给村南周阿顺（音）家干活的时候，正好他家有一条船进来，船上载有鱼，晚饭就有鲜鱼和一个咸蛋吃，他还让我们把咸蛋带回家，这家人是特别好。收山芋一天可以赚两块钱，但生活更加苦，早上四点左右起床，走到干活的地方才天亮。我们割山芋藤，四垄一翻太重，两垄往左边翻，两垄往右边翻，干得一身汗。挖山芋的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割完藤，再把山芋拎起来甩在畚箕里，别人把山芋装在麻袋里，绞好包。几个老头子总会催：“小姑娘，快点做啊，做完我们就回家！”所以我们总是第一个干完，4点多就可以回去了。
我家男人和我岁数一样大，人长得很高，脸很黑，也长得不好看。他四岁时爸爸就死了，是舅舅把他养大的，十四岁时他就到上海市区学木匠去了。他在上海学生意时难得回家，家里太穷，就算回家也要很快回去的，有时大年夜也不回来。那时我们两个没什么接触，我不和他说话，他也不主动说话的，他坐在那里吃饭，我还故意坐得远一点。结婚以后他告诉我，他在上海的时候，里弄里有一个小姑娘要嫁给他，他跟她说： 不行，我乡下有老婆了。我年轻的时候脸很白，很好看的，而上海那个小姑娘蛮高的，但长得不好看，所以他不要她。
三、 正式成婚
我二十一岁才迎来“好日”（正式结婚），我们买了一张结婚证书，上面写有介绍人和证婚人的名字。家里摆了四桌酒席，主要请自家人和八个雇来吹喜乐的乐人。那天我穿上绣花的淡红旗袍、绣花的红鞋子，还要戴起珠头面和兜纱，兜纱用两幅纱拼成，像帐子一样，前面后面都可以揭开。头顶中间有一个花球，很好看的。鞋子是借来的，头面也是借的，戴一戴就要五斗米的钱呢，当然这些钱都是婆家岀的。事先朱龙飞还给我借来一条裙子，一件上装，我说： 这么难看的东西啥人要穿啊。
民国时的结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