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淦私下是赞成节育的，但是依照当时法令，并无有关限制生育的规定，省政府恐怕暂时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如果由人民团体自动地推行所谓“家庭计划”，在法律上亦无不妥之处。这可以说是台北行政当局一把手首次对人口政策及家庭计划问题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但是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确保兵源，于1955年12月指示台湾行政当局及台北市政府尽快准备举行人口普查。台北市政府于是在1956年9月16日举行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户口普查。1956年10月31日台北市政府公布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台闽地区共查得9874454人，除外国人3113人、金马地区56349人及其他人口506793人（无户籍军人、服义务兵役的充员战士、驻外人员及其眷属）外，居住台湾省的常住人口计有9308199人。
再就台湾省籍人数、外省籍人数及上面的人口总数予以比较，人口漏记、未登记等情形，并不如外界想象之甚。因此，户籍登记的人口统计尚可信赖。但户口普查的结果，发现从1946年至1956年的十年间，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4‰，可在十六年之内，使人口增加一倍。
台湾在1950年时，由于战后婴儿潮，加上当时政治情势以“反攻大陆”为主，鼓励生育，当时的总生育率曾经高达7人，也就是平均一位妇女一生生产7胎。根据1965年联合国人口评鉴，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率是世界第一。
若仅以调查标准时间以前的一年内计算，人口自然增加率约35‰。若按此增长率推算，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数可在二十年后便要增加一倍，比蒋梦麟原来估计二十四年后增加一倍还要快得多。台湾的人口问题已确实越来越严重了。
4为节育运动的开展而努力
蒋梦麟早在1951年就发表了《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土地问题与人口》两文。中国的古训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后他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问题，并邀请美国人口专家赴台演讲。
台湾家庭计划的实施来自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之大力推动。农复会成立于1948年，前身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成立的依据为美国《援华法案》之《中美合作复兴中国农村》专条六。成立之初，中国方面由蒋介石任命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瀚三位委员，美国总统则任命两位委员，委员们选举蒋梦麟先生为主任委员，农复会的组织与工作方针由中美五位委员共同商议决定，所录用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农复会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台湾农村复兴工作。
早在1950年12月，农复会美籍委员贝克博士应邀参加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九次座谈会，发表“人口与生产的平衡”演讲，指出台湾的人口增长过于迅速，应即采取无痛苦的节制生育法予以控制，这比历史上借天灾人祸以减少人口的方法要好，同时呼吁国民党政府应尽早准备实施。
然而，座谈会主席朱家骅却在开会致词及结束讲话中，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方法落后，因此改良农业、发展工业、开垦土地等，方是正确的解决方法。
朱家骅是曾亲聆孙中山教诲的国民党先进，他的异议成为此后许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由来反对蒋梦麟推行节育政策的先声，而蒋氏父子的态度又是朱家骅最大的靠山，蒋梦麟这场硬仗难打，不言自明。
所以贝克虽是美国人，有美援做靠山，但是演讲所获得的反应，竟然是反对多于赞成。有人表示异议，亦有人觉得贝克对台湾的人口预测，其据以立论的资料准确性有问题。
由于朱家骅的异议壮了许多保守人士的胆，众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理由，反对台湾当局施行人口政策，这让改革派人心惶惶，溃不成军，大多噤若寒蝉，怕被扣上“共产党同路人”的红帽子，一不小心就被拉去枪毙。
但是有人不怕，他开启了公开向保守派开第一枪的先声。他就是时任农复会主任委员的蒋梦麟，他不惧杀头，公开地呼吁节育，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推手。
当时农村复兴委员会印发的《幸福家庭》小册子，虽然遭受舆论反应不佳而归于失败，但是蒋梦麟并不气馁，屡败屡战，首先赢得了本省籍专家学者的尊敬。
当年蒋梦麟在文章发表后的二十天内，报纸发表社论或专栏予以评述者，中文就有16篇，英文也有5篇。大多数人认为台湾人口压力日益严重，生育子女太多，不仅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且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对节育运动表示赞成。
《“中央”日报》4月18日发表了三位妇产科教授专家的意见《节育与避孕——几位妇产科专家的意见》，台大医院副院长邱仕荣、魏炳炎及省立台北医院副院长徐千田，都从医学的立场，指出适当的节育是必要的。因为生育子女太多，非但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又因母亲不能尽心抚育，而有营养不足、发育不全的情事。这三位妇产科医师一致认为与其在怀孕后打胎，则远不如事前避孕对妇女有利。同时指出，避孕的方法很多，而且多半简单易行。对于节制生育，三位医师都认为有其必要，最好能设立一个机构，予以节育指导，视其环境、条件，告知最有效的节育方法。此外，台北市政府一把手周至柔也在台北议事机构报告“人口的严重威胁”。
除各报社论外，其他社会舆论反应也极为热烈，学术界、广播界、医学界、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以及天主教的神父们都纷纷表示他们的意见，情况之热烈前所未有，影响非常深远。
蒋梦麟提倡节育可说是救了台湾，没有他的坚持，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的理论很容易懂，他常常写文章提倡节育，以他的声望与较长的年纪，攻击他所主张的家庭计划的人比较谨慎，不敢贸然提出反对意见。
主持农复会的蒋梦麟仍坚持认为人口快速膨胀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乃于1951年7月8日在《新生报》发表《土地问题与人口》，8月22日发表《再论土地与人口问题》，1952年8月于《土地改革月刊》发表《台湾三七五减租成功因素及限田政策实施后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公开主张节制生育。
这三篇论著的要点是：由中国历代土地与人口消长的关系，强调中国耕地面积甚为不够，人民生活水平自然低下；节育并不等于减少人口，而是要使人口与土地保持适当的比例，以便能作合理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依据过去的人口资料，预估台湾人口将于二十四年后再增加一倍，如不加以有效控制，人口问题必将愈来愈严重。
蒋氏在教育界及学术界夙有崇高的地位与知名度，且其领导着对于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极具关系的农复会，所以这三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如全汉昇、鲍事国、萧铮、黄钟、周一夔、何举帆等纷纷为文响应。尤其以社会学者龙冠海教授的态度最为积极，他希望政府迅速成立人口研究委员会以研究人口问题，以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并主张尽早进行人口普查，制订人口政策。
1954年，在本省籍专家学者及洋人支持下的台湾家庭计划协会获准成立之后，开始在中南部渔村散发宣传节育之小册子。农复会以“减少无谓死亡”为由，补助该会台币41900元，协助生育指导工作。但是这一行动立刻遭到诸如“美国人干涉中国人生孩子”、“本省人不支持‘反攻大陆’”之类的批评与指责，甚至告到法院里。
在这一时期中，陈诚、黄季陆等虽然在公开演讲中承认了台湾人口问题严重，但在禁忌时期，他们仍把解决台湾人口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反攻大陆”的早日成功之上。唯有当时担任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台湾信托局局长的尹仲容，赞同蒋氏倡导节制生育的意见。
随后，台湾行政当局主计长庞松舟于1957年3月在中国粮政学会第五届年会中，以“台湾人口”为题发表演讲。他明确地主张：应提倡节育、奖励移民、限制移入、积极增产等手段，来补救因人口日益增加而产生的粮食不足等难题。他成为台湾地区高层中继蒋梦麟、尹仲容之后，公开表示节制人口的第三人。
蒋梦麟只得到区区的几个幕僚、部下、友人的支持，但是他不气馁。他于1959年4月13日在记者会上再次敲响警钟，发表了“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每年消费一个尚未完工的石门水库所能生产的粮食。
这篇人口宣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从速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反对的人也不少，有的措词用语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他在记者会上声明：“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国民党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他为了台湾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义无反顾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就在蒋梦麟大声疾呼节育的时候，他的老友山额夫人又到香港宣扬节育的重要性，她晚年曾有一次访台的机会，写信询问好友蒋梦麟先生的意见，却为蒋先生所婉拒。蒋先生担心她的名气太大，树大招风，怕她访台会为节育运动带来阻碍，故不得已婉拒了。他说：“如果你不来台湾，我们这里或许还可以无阻地推行节育，我们也正在台湾沉默地做这件事；如果你来了，因为你的名气太大，成了众人注意的目标，或许反而会引起困难。”
蒋梦麟先生当时正在台湾提倡节育，这可是提着脑袋干的事，因为若干“忧台忧民”的有力人士大表反对。反对者坚持认为，增加人口等于增加实力，这一点，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阐述甚明。提倡节育就是违反“国父遗教”，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严重的罪名。
再说，“反攻大陆”需要“兵源”。还有人不了解避孕的原理，竟认为那是把已受精的胚胎杀死，等于杀人，尤其是宗教界反对杀生，因而反对。所以，在他们看来，提倡节育简直是在搞亡台灭种。幸好，蒋梦麟先生本身是国民党政府元老，算是有分量的人，换作别人，如此“居心叵测”，恐怕早已被人灭掉了。
但是蒋梦麟不顾劝阻，毅然决然地发起家庭计划，并落实试办实验期。首先推行“孕前卫生”，但一提出就遭到反对。1957年新上任的省主席周至柔表示，“解决人口增加的压力，力求繁荣社会经济；限制生育问题，省政府决不予考虑”。所以对家庭计划的提倡，“当时舆论反映不佳，甚至于有人上书台湾行政当局，指控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
对于蒋梦麟的节育主张，当时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各方所宣称的台湾人口自然增加率（单纯因为出生与死亡所造成的人口变动率）为35‰是错误的，那是将战后祖国大陆来台人数也并入计算所致，实际约为24‰；还有各方所宣传的台湾农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6个小孩，却不查当时婴幼儿死亡率仍相当高——根据研究，生育6个小孩，只有4个会长大成人。
而当以“限制人口增长”为节育理由时，却没有人可以回答某时某地的人口该有多少，且为什么15‰的人口增长率就是适合的。当以“提高生活水平、减少经济负担、增加民众储蓄”为节育理由时，却不愿意了解人力资源的创造性。
这些争论、这些攻防论战之后，蒋梦麟不忧不惧，知难而进，他改为成立与补助民间机构——中国家庭计划协会。又为了避免反对者的口实，他把人口问题当成“卫生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来处理。最后省主席同意在农复会提供经费的支持下，由卫生机构负起指导计划生育知识之工作。
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最后又转为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去。
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后，人口增长世界第一，这段时间自大陆迁来台湾的人口达64万人。据1956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其中男性刚好是女性的两倍。专家学者还未看到人口膨胀的危机，蒋梦麟已经看到了，但是当时的学界还不觉得危险。
经济学家张果为所编的《台湾经济发展》一书有如下的叙述：“大陆迁台人口以男性居绝大多数，彼等独自来台或追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建设开发，多数为年轻力壮的劳动生产人口，且多具备谋生之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此类人口发挥极大的作用。”他就不认为人口过多。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大陆迁台的人数并非造成台湾人口激增的原因，那么何以到1964年台湾人口会倍增至1233万人？“中研院”院士于宗先表示，任何一个国家战后，一定会生出许多孩子，美国的战后婴儿潮也是如此。1945年底，日本投降，有些人从南洋回来了、复员了，生了许多孩子，加上自大陆败退来台的年轻人慢慢和当地人结婚，因此在这一段期间，台湾人口快速增长，并非节育不力所致。
《台湾省通志》在纪录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这段时间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3.21％，高占世界第一位，比美国的1.4％、日本的0.96％、西德的0.63％，超出甚多，主因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卫生进步、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反而肯定了人多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