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问检查人员：“全机约400人，为什么只检查我们4人？”特务回答也妙：“每班飞机抽查4人，两位外籍旅客，两位台湾人，以示公允。”面对这批上行下效的小人物，她也再懒得问下去，只对弟弟雷天洪说：“那才怪了！我们两个拿台湾旅行证件，美莉、美梅拿美国护照，怎么这样巧！”
1979年3月初，她的父亲手术后病危，她们姐弟分别从旧金山、洛杉矶赶回台北，下机后，检查依旧，只是这次她没有带皮包，随身证件机票放在大衣的口袋里，检查她的那位女士问她：“雷小姐，你的皮包呢？”她没好气地回她一句：“规定女人一定要带皮包？”这时飞机上乘客已走了一大半，那位女士随即又加上一句话：“小姐，老实告诉你，你的皮包内有重要文件，已托头等舱的乘客朋友带出去了。”雷美琳顿时为之语塞，愣在当场。事实上因这次旅程仓促，为求简便，她在装箱时候随手将那只较大的皮包放进去了。
以上是雷美琳在1978年至1979年间三次回台时的机场奇遇，即可反映出当时的高压气氛及台湾情治人员的水平。
2001年2月26日，雷震的子女雷德宁、雷德全拜会陈水扁，陈水扁立刻作出回应，指示有关单位成立项目小组来处理。第二天，陈水扁前往历史档案馆视察，并公开挑出两份雷震案的档案宣读，这是雷震案的官方档案首度正式公开。
受命调查的有关方面立即组成“雷震先生现存资料调查项目小组”，随后访谈49位军方相关人员，清查约108000余卷档案资料，搜集到雷震部分日记复印件、回忆录与雷震案的公文。有关方面于5月18日以3个月时间完成调查，移交历史档案馆，14卷档案，1500多页的数据于6月8日完成移转作业。
历史档案馆成立编辑小组，编选了3册雷震档案，第一册是《“国防部”档案选辑》，第二册是《雷震狱中手稿》，第三册是辅以其他重要的官方档案，如“监院”调查过程、雷震于狱中的会客报告与言行纪录等。
雷震的文稿包含日记、回忆录与书函，都不是原稿，且大都是断简残篇，原因是这些文稿经狱政管理人员审查，认为有重大不当的言论，加以照相翻拍，遭查扣的数据部分还留下红色的眉批，也正因为遭到查扣，才得幸免被焚。
在过去公布的雷震史料中，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并没有明显的批评，但在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的文稿中，却显示雷震对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有强烈的不满。历史学家陈仪深指出，这部分的资料的确与过去对雷震的印象有所不同。
雷震在狱中多次写信给蒋介石，提出取消造成“个人偶像”的无意义的幼稚举动，指自己入狱是国民党干涉司法所造成，许多制度都是因人而设，不应是永久制度。
雷震对蒋经国也有严苛的批评。他向蒋介石提出，未经台湾有关主管部门通过的防务会议，置于领导人之下，下面则是特务机构，负责人则是蒋经国，负政治责任的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竟不能过问情报机关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又如“青年救国团”以蒋介石为团长，以蒋经国为主任，以蒋介石诞辰为该团成立日期，很明显是脱离了现代作风。
在雷震的回忆录中提到，南京政府搞到这样的四分五裂，国民党弄到这样的分崩离析，真不懂是什么道理，究竟什么人应该肩负这个责任，“我想，蒋介石是罪魁祸首”。
雷震对蒋介石破坏体制，续任台湾领导人相当不以为然。他写道，蒋介石的违规连任，其代价是巨大的，其结果是悲惨的，除了支付民意代表巨额待遇增加人民负担外，还背上一个“毁‘宪’”的罪名，蒋介石一向是唯我独尊、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他说的话，尽管不全是，也没有人敢顶回去，更没有人敢加以驳斥，完全一副“朕即‘国家’”的嘴脸。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顾忠华谈起台湾的民主体制，他说，首先应该回到历史的脉络，尤其从“现代性”在台湾的发展过程，来检视这一页“沧桑”。笔者曾经划分过台湾“现代性”的不同时期，其实台湾人的悲哀是一直到现在，台湾民主体制的现实框架基本上还是受制于“他者”的“幽灵”，也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完全以台湾本身需求出发的民主理念曾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实行过。
相对来说，《自由中国》杂志和雷震所代表的，是想让有关基本规定在台湾的运作经验，作为一项检验民主人权理念能否行得通的试金石，因此对于国民党的政治作为有着严厉的批判，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即台湾”之外另辟蹊径，开启一条通往与普世价值更能接轨的民主发展道路。
可惜此一尝试在1960年雷震入狱、《自由中国》杂志停刊后彻底失败，徒留遗憾。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雷震当时组党成功，台湾在近五十年前便落实了民主化，今天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说不定困扰台湾的统独、族群等问题，早就在民主的架构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由于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主要不是如执政当局完全以“外来统治者”的思维来将有关规定“工具化”，而是在乎民主精神能否真正落实，因此甚早便指出有关基本规定套用在台湾，会明显发生种种不适应的现象。
1957年10月16日的《自由中国》社论，即以“小地盘、大机构”为题，批评国民党当局“相对于实际统辖的地区和实际应做的工作而言，其机构不仅过于庞大……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也妨害行政效率；不仅妨害行政效率，而且也破坏‘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这样的批判，可说是揭穿“国王新衣”的良心言论，也是立基于“真实”之上的论述，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能够察觉到台湾的民主体制与现实状况严重脱节，因为“现在国民党政府所实际统治的省份只有一个，而其行政部门不仅仍保持祖国大陆时期统辖35省、12个直辖市的规模，而且还有增加，这显然过于庞大”。
也是这种“说真话”的坚持，使得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成员愈来愈不容于当道，终至遭遇无情的整肃。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于“真实”的认识，应是脱离不了“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是一套强势的“意识形态”却常包装了特定阶级的利益，进而扭曲了一般人对于真实状况的认知，等于受到统治者的催眠或洗脑，产生了虚幻的想象。相对于官方意识形态，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很早便直接面对“社会存在”的真相，并期待台湾的民主体制能够符合这个唯一的真实现状，而不是空喊“反攻大陆”，实际上一切只为了巩固政权而不择手段。时至今天，在“转型正义”迟迟无法全面开展的形格势禁下，台湾“社会存在”的许多真实面依旧隐而不彰，旧体制的意识形态更是盘踞在媒体的头上，狂妄嚣张，愈让人怀念雷震和《自由中国》成员的道德勇气和真知灼见。
雷震的民主体制改革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在时空环境的更易下，台湾民主体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代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加以解决。但是雷震和《自由中国》在艰困的环境中，能够突破意识形态的迷雾，建立自己的主体认知并付诸行动，这也是后人最应该景仰及学习的地方。
《自由中国》批判极权思想、阐扬自由民主的理念，则正似医师诊断书指出病源且又开出药方。雷震及其同仁当年宣扬的理念与思想，今天都已是常识，但在当年不啻空谷足音，至少也让活在恶浊环境的人能吸到几口清新空气。
雷先生长期承受有形无形的险恶压力，坚持《自由中国》言论立场，最后更付出惨重代价，确是令人感念的先行者。重新刊印《自由中国》，更具有严肃的时代意义。能有机会读一读《自由中国》，重温痛苦往史，才能多少认识到活在重重束缚体制下何等屈辱，才能知道“人不仅是为面包而活”是真理。
当年威权政府若能接受雷先生和《自由中国》撰述团队的建言，则无论对蒋介石本人还是国民党或台湾这块土地都更有益。蒋介石若能不违规寻求连任，无疑会给台湾人留下更佳的形象。
可惜雷先生和《自由中国》的谋台建言，当局是一概听不进去，他本人反而以此贾祸。先知往往很孤寂，先行者也常成为殉道者，雷先生也未能例外，这是他的悲剧，也是台湾的不幸。
《自由中国》却在这样的威权、霸权体制下，通过言论侵犯、挑衅、质疑国民党最高权力者行使权力，不过是《自由中国》论述新闻自由的部分，如他对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质疑、对于“救国团”侵入校园的反对等，都可看到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同仁勇于捍卫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辛酸实践。
在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多数媒体噤声不语，《自由中国》却敢于横眉冷对独夫，言其当言，批其应批，捍卫新闻自由，坚持舆论民主信念，从原来被蒋介石视为“反共”传声筒的媒体走向为战后台湾民主呐喊的急先锋，彰显了作为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公共媒体的可贵，展现了“自由报业”理念，对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社会具有启蒙功能，也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具有启发作用。
此外，我们也可发现，戒严年代的国民党机器对台湾报业采取的新闻箝制，其实不只威权，还近于西方16—17世纪的“极权报业”模式。国民党将报业视为替君主领导者及台湾服务的侍从，要求媒体以支持及推动当权者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为目的，透过“特许制度”（报禁）、“新闻检查”及各种管制手段监控报业，报业根本不被允许批评台湾当局，正因为如此，乃对照出了《自由中国》追求“自由报业”的理念和实践的可贵。
《自由中国》由政治论述起，以政治实践终，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杂志及政团并体雏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点的。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放弃独裁，台湾的民主政治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修正，逐渐走向成熟。
《自由中国》终结五十年后的今天，胡适、雷震等人当年大胆畅想、奋力争取的那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或许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雷震案的过程显示，在一个“造神”的年代，“神”如果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凡人，他所管理的官僚体系，会万般逢迎上意，不惜扭曲司法，伤害人权。雷震先生主动决定选择“不平则鸣”，并进一步承担一切可能的后果！这是雷震先生高风亮节的地方。他蒙冤四十二年，台湾应还给他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