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派书画家慈善赈灾述略
在中国近代史上，海派书画家作为当时最大的一个艺术群体，不仅创作成就辉煌，名家大师辈出，艺术影响深远，更难能可贵的是海派书画家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和关爱民间的大爱之心，积极地投身于当时的社会慈善和赈灾活动，并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追求和常设性的工作，为中国近代慈善史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一、市场经济运作下慈善意识的崛起
历史地看，海派书画是在一种社会转型、政治变革、都市发展、经济开放的综合因素下发展起来的。而在这其中，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运作、商品化推介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型艺术群体，海派书画家是直接面对市场、面对受众，以商品经济形态谋求生存的艺术职业者。因此，海派书画家的生存环境和从艺方式，就直接培养了他们的商品意识和经济头脑。任伯年1864年冬从苏州到上海卖画时，颇为落魄，难以立身。后在极具经营能力和运作手段的胡公寿的帮助及引荐下，任伯年先后与上海的大实业家、工商业者、老板等相识交往，如古香室经理胡铁梅、银行家陶浚宣、大商人章敬夫、九华堂老板黄锦裳等，他的画价迅速飙升，赢得了鬻画赡家的第一桶金。其他海派书画家如张子祥、任熊、任薰、虚谷、朱梦庐、杨佩甫、蒲华、钱慧安、汤壎伯等人，也都经历了一个市场化经济运作、认可的过程。因此，存在决定意识。当社会出现灾难、民间遭遇疾苦时，他们在“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人文意识和慈善精神作用下，首先想到的就是运用经济手段慈善帮困、赈灾救济，以书画销售或捐献来筹集善款。
海派书画家中，以书画赈灾的先驱是金继，号免痴。他工于书法，长于画兰。积贫积弱的清朝末年，灾难饥荒不断，民不聊生，富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金继在1878年7月2日的上海《申报》上刊出了《捐卖画兰助赈》的告示。金氏以义卖绘画的形式助赈救灾之举，不仅得到了上海广大市民的响应，而且在书画界中亦引起了震动。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朱梦庐、杨佩甫、汤壎伯、吴鞠潭等七位书画家亦在1878年7月17日的《申报》上刊出《书画作赈》的告示，每人画扇，2圆大洋一件（七折）。他们都是一流的书画家，平时作品价高而难求，此时不仅低润且打折，因而购画助赈人数很多。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中，书画家助赈的告示仅在《申报》上就刊登了几十则，形成了近代史上海派书画家慈善赈灾的第一次社会性高潮。
二、慈善赈灾的组织化与契约化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海派书画家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民生的关爱、对于灾难的关切，已从群体意识上升到一种群体行为，并从一时一事的参与到日常规范的投入，从而组织筹建了协会，使之纳入一种社会群体化的运作机制，并在策划实施上使之契约化，在操作推行中实行制度化，这是一种带有现代理念的社会性进步和历史性提升。
海派书画家结社盟会，滥觞于同治元年（1862）的“蘋花书画会”。当时是邀集了24位书画家参加雅集，吟诗绘画作书，由钱慧安、包子梁、王秋言三人合作了《蘋花雅集图》。而海派书画家具有行使慈善助赈组织功能的是成立于1889年的“徐园书画会”。该会的发起创办人是喜好书画的实业家徐鸿逵（字棣山，斋号鸿印轩），他在自己建造于苏州河老闸桥北的私人花园双清别墅（简称徐园）中，邀请海派书画名家雅集，经常参加的有朱梦庐、杨佩甫、金继、任伯年、虚谷、蒲华、吴秋君、郭少博等人。作为当时上海最高档次的书画家盟社，徐园书画会针对国内发生的灾难及社会上民间的疾苦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慈善助赈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7年春季江淮大水灾，徐园书画会举行了规模甚大的书画赈灾活动，所得润资，全部用于救灾济民，在当时影响很大，受到各方的好评。
宣统二年（1909），海派书画家第一个真正的书画慈善赈灾组织——豫园书画善会（又称邑庙书画会）成立，该会由海派书画名家钱慧安、杨逸、高邕、蒲华、杨伯润、王一亭、吴昌硕、马企周、程瑶笙、张善孖等人发起，钱慧安任会长，书画善会以上海老城厢豫园为活动基地，租赁园中得月楼为会所，配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及专门的创作展出场地。初起时会员有近吴昌硕王一亭得月楼百人，后增至二百多人，是海派书画家最大的慈善赈灾盟会组织，为会员代订润格、组织书画展销及推介书画家作品等。据《豫园书画善会缘起与章程》载：“应纳之润，早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会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即会员的作品售出钱款，一半归作者，一半捐善会，存钱生息。凡遇有慈善赈灾之事，开会公议，实行民主管理。书画善会不仅在每年都要举办数次大规模的慈善赈灾活动，而且常设性地在每年冬季施米、夏季送药。从社会学观点来看，豫园书画善会已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机构的职能，并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了组织化、契约化、程序化和公开化。
成立于1910年的题襟馆书画会（又称小花园书画研究会），是另一个较大的艺术盟会，亦具有慈善赈灾功能。初时会长为书法家汪恂，后由吴昌硕任会长。初设在福州路，后于1922年迁至宁波路上海西泠印社旁。1912年洪水救灾图后，大批清廷高级官吏及士大夫来上海定居，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书画大家，亦加盟了“题襟馆”，当时成员达一百多人，有朱祖谋、曾熙、李瑞清、沈曾植、郑孝胥及丁仁、王一亭、张孖善、陆廉夫、吴徵、黄宾虹、贺天健等。1912年秋，洋务运动代表、大实业家盛宣怀也从日本流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他对题襟馆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赞助。如1917年12月，题襟馆发起书画助赈，王一亭呼吁“海内诸大善人、书画家于挥毫之下，同深饥溺之怀，庶几砚田分润，即为馈贫之粮”，得到了沪上市民的热情响应，助赈踊跃。1918年1月初，汴、晋、湘、鲁等地水灾漫延，难民危困，题襟馆于1月12日即发起书画助赈，可见反应之迅速，帮助之及时。1920年1月华北灾情严重，题襟馆在松茂阁楼上举办书画助赈，发售南北义赈券，购者甚众。海派书画家结社契盟，积极投身于慈善赈灾，不仅体现了艺术家可贵的社会责任和先进的公共意识，而且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了海派书画家作为一种艺术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崛起。
三、海派书画领军人物的率先垂范
在上海的慈善赈灾活动中，海派书画家作为一个群体之所以能积极参与，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而且成效显著，这是和海派书画领军人物的率先垂范分不开的。
被徐悲鸿称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的任伯年，作为海派书画前期的领军，画名盖世，人争宝之。《淞南梦影录》中云：“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而任伯年则是翘楚。为此，吴昌硕曾刻“画奴”印相赠，边款曰：“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但在“徐园书画会”慈善赈灾的活动中，他也自觉参与，捐画义卖，从不推脱，并在1878年7月参加上海七大名家画扇助赈，在《申报》上留下了宝贵的救灾记录。
作为公认的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于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时，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病臂，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及忧患意识，率先参与并积极领导海派书画家的慈善赈灾活动，出任题襟馆书画会会长，并参加或任职于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书画联合会、天马会等团体。1917年冬天，直隶、奉天百余县遭灾，饥民数百万，吴昌硕马上和王一亭合作《流民图》义卖赈灾。1919年秋季，豫鄂皖苏浙五省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山洪，农田被毁，房屋被冲，一百多万灾民流离失所，他又和王一亭再次合作《流民图》画册，印刷出版，义卖所得钱款全部赈灾。为了行善救世，他在册上还题诗呼吁。1925年8月，已年届82岁的吴昌硕还拖着病躯参加湘灾书画赈济会，当他的书画在河南路商品陈列所展出时，不少赈灾者为之动容。可以这样讲，对于这位出身贫寒、历经磨难而终成艺苑大师的老人，济世扶贫正是其终老的执著情结。
被书画大师张大千称为“性好佛而隐于商，以善济众生为己任”的王一亭，是海派书画慈善赈灾活动的另一面旗帜。他既是策划组织领导者，又是实施运作操办者；他既是一位功力深厚、造诣独特的书画名家，又是一位大实业家、金融家、社会活动家。他曾任豫园书画善会会长、题襟馆书画会副会长，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并担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务委员常务委员、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委员长等职。正是在他的亲自参与和领导下，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二大艺术盟会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极有社会影响与实际效果的书画慈善赈灾活动，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慈善赈灾家。如1919年河南发生殃及十多个县的大水灾，他马上组织书画家投入义赈。1920年，大江南北水旱交替，灾民达千万人，以王一亭、徐乾麟为主持的中华慈善团及时设立了湘陕闽浙筹赈处，组织上海各界救济灾区。1921年夏，连续不断的暴雨，使江浙皖成了一片泽国，王一亭紧急动员，出任赈务主任投身救灾。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他又组织赈灾，并垫募大批大米、面粉船运至日本神户。1931年8月江浙豫皖鲁等19省大灾，民情危急，他不顾自己年过花甲，夜以继日地奔波赈灾，作《流民图》捐献，并重笔写上“救命救命”四个大字。同年12月，他又和何香凝发起筹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发行销售券，他当场认购6千元。王一亭对上海慈善赈灾事业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他先后主持并创建了十多个慈善社团，如上海慈善团、中国济生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等。
四、慈善活动的爱国情怀和正义之举
海派书画家将艺术资源视为一种社会资源进行慈善公益活动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济困，其领域是广泛的，其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如1921年著名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流落到上海，很可能落入外商之手，吴昌硕等人闻讯后，马上邀请书画同仁发起募捐，特别是吴昌硕不顾自己年迈（时年78岁）病臂，到处奔走呼吁，并忍痛作书作画。王一亭、倪墨耕、高邕、丁仁、王福厂、吴隐、叶铭等人亦积极响应，终于凑齐了8000元巨款将国宝赎回。吴老后来以饱蘸激情之笔撰写了《汉三老石室记》以记此义举。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不少富有正义感的海上书画家拍案而起，纷纷举行书画义卖，以支持工人的罢工并抚恤死难工友。抗战爆发后，为了抗击日寇入侵，拯救民族危亡，海派书画家的义卖活动更是达到了高潮，如1938年抗战初起，海派书画家唐云、白蕉、邓散木、若瓢在上海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四楼举行了《杯水画展》，以救济难民、支持抗战，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富有正义感和共济精神的上海市民纷纷订购，展品全部售完，有的还不断重画。此次展品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书法，均五元一张，书画家自留二元，二元捐献，一元留作活动经费。《杯水画展》的成功获得了当时舆论界的高度评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并受到了当时海派书画大名家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超然的推崇，也带动了整个海派书画家投身抗战的热情。
五、对当代海派书画家公益精神的呼唤
海派书画家的公益观念与慈善意识，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优秀的人文传统，对当代海派画艺苑颇有教化意义和启迪作用。坦率地说，如今海派书画家的公益精神和慈善意识显得较为淡薄，虽然有时也举行一些赈灾助困，但仅是个别或偶然的行为，并没有常规化和持续化。特别是相关的协会，也没有把赈灾慈善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和常设项目而加以重视操办，也没有契约化。现在一些书画相关协会设有创作部、理论部或各专业委员会，唯独没有公益慈善部或委员会，从中折射出的是慈善理念的集体无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当前书画界的浮躁化和功利化，有的书画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作品卖多少钱一尺，市场价格飙升如何。“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优良传统正在渐行渐远，以艺助赈帮困的慈善精神也无暇顾及。笔者长期从事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平心而论，当代书画家的生存形态和经济收入不要说是清末民初，就是在中国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也是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书画家们的人生境界、艺术觉悟和公益精神反而退化了呢？在当前全民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有必要呼唤海派书画家公益精神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