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著名的《雨巷》，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白话诗的经典，它的作者就是出生于杭州大塔儿巷的大诗人戴望舒。想当年，《雨巷》发表后，戴望舒一夜成名，不知道有多少读者非常崇拜他。那时的中国诗坛，人们公认有三大诗人，一个徐志摩，一个闻一多，再有一个就是戴望舒。
戴望舒，1905年11月5日出生在杭州大塔儿巷。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优雅。戴家是当地一户富裕人家，父亲戴修甫是银行职员，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戴望舒从小聪慧，天资过人。
1912年，戴望舒随全家迁回杭州，他八岁开始上小学，14岁进了宗文中学。后在上海大学和震旦大学学习，这一期间，他与施蛰存等人共同编辑《现代》杂志，并开始了诗歌的创作。1932年戴望舒赴法国留学，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经典。回国后出版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等，并因创作了传世名作——《雨巷》，而被称为“雨巷诗人”。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后经友人营救方才脱险。
1949年6月，戴望舒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被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诗人的一生本应丰富多彩，戴望舒的一生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上述的叙述显然过于简略。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诗人有如此浪漫而充满忧郁的心灵，是否其日常生活也同样诗意盎然？如若不是，我们要如何解释，那些美丽而忧郁的诗句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因此，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就是诗人心头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忧愁、那丁香一样美丽的忧愁，与戴望舒现实生活的关系。
丁香，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经常出现的典故，其最初的来源，其实是一个哀伤的爱情传说。古时候，有个年轻英俊的书生赴京赶考，投宿在路边一家小店。店家父女二人待人热情周到，书生十分感激就多住了两日。店主女儿看书生人品端正、知书达理，便心生爱慕之情；书生见姑娘容貌秀丽又聪明能干，也十分喜欢。二人月下盟誓，拜过天地，两心相倾。接着，姑娘想考考书生，提出要和书生对对子。书生应诺，稍加思索，便出了上联：“氷（冰）冷酒，一点，二点，三点。”姑娘略想片刻，正要开口说出下联，店主突然来到，见两人私定终身，气愤之极，责骂女儿败坏门风、有辱祖宗。姑娘哭诉两人真心相爱，求老父成全，但店主执意不肯。姑娘性情刚烈，当即气绝身亡。店主后悔莫及，只得遵照女儿临终所嘱，将女儿安葬在后山坡上。书生悲痛欲绝，再也无法求取功名，遂留在店中陪伴老丈人，翁婿二人在悲伤中度日。
不久，后山坡姑娘的坟头上，竟然长满了郁郁葱葱的丁香树，繁花似锦、芬芳四溢。书生惊讶不已，每日上山看丁香，就像见到了姑娘一样。一日，书生见有一白发老翁经过，便拉住老翁，叙说自己与姑娘的坚贞爱情和姑娘临死前尚未对出的对联一事。白发老翁听了书生的话，回身看了看坟上盛开的丁香花，对书生说：“姑娘的对子答出来了。”书生急忙上前问道：“老伯何以知道姑娘答出下联？”老翁捋捋胡子，指着坟上的丁香花说：“这就是下联的对子。”书生仍不解，老翁解释说：“氷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萬头。你看，你的上联‘氷冷酒’，三字的偏旁依次为一点水（氷）、二点水（冷）、三点水（酒）。姑娘变成的‘丁香花’，三字的字首依次为百字头（丁）、千字头（香）、萬（万）字头（花）。不正是前后对应、巧夺天工的一联吗？”书生听罢，连忙施礼拜谢：“多谢老伯指点，学生终生不忘。”老翁说：“难得姑娘对你一片痴情，千金也难买，现在她的心愿已化作美丽的丁香花，你要好生相待，让它世世代代繁花似锦、香飘万里。”话音刚落，老翁即无影无踪。从此，书生每日挑水浇花，从不间断，使得丁香花开得更加美丽。因此，人们便把丁香花视为爱情之花。
自然，在《雨巷》中，戴望舒不仅有对爱情的讴歌与赞美，更有对人类之美好理想常常处于可望而不可即之境地的惆怅，《雨巷》因此成为千古绝唱。戴望舒的情感天地和诗意空间极为广阔，除却爱情，他对人生的一切喜怒哀乐，一切生离死别，都有着特殊的敏感，而最终凭借其天才，化为那些美丽的“纸上烟云”。
生为诗人，戴望舒是幸运的，但又是不幸的，这不幸非他，在于其生理上的缺陷——童年时代的一场天花夺去了他本属英俊的面容，使他的脸上落下瘢痕。生理上的缺陷，常常使他变成别人嘲笑的对象。即便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他还是受到来自朋友的嘲笑。张天翼曾在《北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其中就有对戴望舒生理缺陷的嘲讽。诗人纪弦曾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回忆说，有一次他们在上海的新雅粤菜馆聚会，等到结账时，戴望舒说他没带钱，提议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因为纪弦最高，朋友们都盯着纪弦，纪弦便说，应该是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此时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诗人总是敏感的，可想而知，处于朋友讥讽与嘲笑中的戴望舒，内心该有多么地悲凉。他只有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诗歌上，认为像他这样一个有生理缺陷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是某一方面的强手。
诗人的自卑情结，只有凭借优美的诗歌才能得以宣泄和排解，这既是诗人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不然我们就无法欣赏到诗人奉献给我们的那些感人的诗歌了。且让我们欣赏几段：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
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珍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
迢遥的，寂寞的呜咽，
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印象》）
给什么智慧给我，
小小的白蝴蝶，
翻开了空白之页，
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白蝴蝶》）
“寂寞”“寒冷”和“忧郁”，这差不多就是戴望舒诗歌中最常出现的词汇，当然，还有《雨巷》中的“寂寥”“愁怨”和“惆怅”。人生多艰、世事无常，诗人的心灵当领会得最为深刻，而对于戴望舒这样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言，就更能从生活的河流中截取最令人怅然的一段，谱写成那些可歌可泣的篇章。
自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能只沉浸于这些悲伤之中，而应指引读者领略世界的广阔和人生的深邃，为人类从而也是为自己寻找一条充满理想的道路——即便它依然不过是梦中的迷离和清醒后的叹息。且看他的另一首小诗：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
是了，这就是参透人生所获得的感悟，这就是那种所谓的于悲观中充满乐观、于无可奈何之中终能抬起头来昂然前行的姿态。没有迷惑了吗？还是有的。庄子都无法否认人生的悲凉结局，我们的诗人又何尝能够？但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诗人已经明白，也期望他的读者能够清醒。是的，该是抓紧有限的人生，为人类也为自己做点事情的时候了。于是，诗人一次次坚定地拿起了笔。
对于戴望舒诗歌的特点与价值，著名学者蓝棣之有精彩的评价，让我们引一段他的评价作为这一部分的结束语：
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消磨”一词，写尽了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如果不想一味地“消磨”人生，则必然寻求生活中有意义的部分。对于戴望舒，除却创作，他还为自己找到了带有“庄严”性质的工作，这就是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于他的译诗，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和陈丙莹撰写的《戴望舒评传》曾辟有专节进行论述。陈丙莹对戴的译诗给予了极高评价，说戴望舒的译诗“以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曲尽西方诗歌（特别是精微的象征派诗）深蕴的内容与繁富的音节，更是成了诗歌翻译学者们学习的范本。”
戴望舒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法国诗歌，仅收录在《戴望舒译诗集》中的就有包括雨果、魏尔伦、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比也尔·核佛尔第、苏佩维艾尔、瓦雷里、阿波里奈尔、爱吕亚、波特莱尔等诗人的诗作75首。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定义诗歌为“一个语言里面不能翻译的那些东西”。戴望舒原来也持这个观点，但他自己用后来的成功否定了弗洛斯特的这个说法。他在1944年写的《诗论零札》写道：“‘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罗。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
因此，戴的译诗特别强调“忠实”，强调传神地体现出原诗的诗味、诗性与诗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波特莱尔《恶之花》的翻译。波特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也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恶之花》是其代表作。“恶”字的法文原意不仅指恶劣和罪恶，也指疾病和痛苦。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直接自法文译出，共24首，占初版《恶之花》的十分之一。在翻译波特莱尔的诗歌时，戴望舒决心把这种翻译作为测试两种语言之间诗意相互传达程度的实验，因此他对自己的翻译要求极为严格。他要看看波特莱尔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为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显然，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不过，戴望舒凭借自己的天才和诗人对诗人的理解，使翻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译作达到了他一生中翻译的最高境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所翻译的波特莱尔的《高举》：
在池塘的上面，在溪谷的上面，
临驾于高山，树林，天云和海洋，
超越过灏气，超越过太阳，
超越过那缀星的天球的界限。
我的心灵啊，你在敏捷地飞翔，
恰如善泳的人沉迷在波浪中，
你欣然犁着深深的广袤无穷，
怀着雄赳赳的狂欢，难以言讲。
远远地从这疾病的瘴气飞脱，
到崇高的大气中去把你洗净，
象一种清醇神明的美酒，你饮
滂渤弥漫在空间的光明的火。
那烦郁和无边的忧伤的沉重
沉甸甸压住笼着雾霭的人世，
幸福的唯有能够高举起健翅，
从它们后面飞向明朗的天空！
幸福的唯有思想如云雀悠闲，
在早晨冲飞到长空，没有挂碍，
——翱翔在人世之上，轻易地了解
那花枝和无言的万物的语言！
此外，他所翻译的魏尔伦诗也极为精彩，请看这首著名的小诗《瓦上长天》：
瓦上长天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天上鸟铃
幽复清
树间小鸟
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
温复淳
低城飘下
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
如何消尽
好青春？
这首小诗意象很美：碧瓦青天、高树清铃，天上静穆、人间温存，然而，如此良宵，诗人依然感到身世飘摇，心中油然升起无端的苦恼忧愁……对此今人陈丙莹评析道：“在经过精心地雕字琢句译成的魏尔伦的诗中，我们会感到年青的戴望舒从这位异国的象征派大师俏丽的伤感的诗句中找到了知音。……诗人在翻译这些跳荡、轻倩的诗句时一定是很激动的。”
最后，在戴望舒翻译的法国诗作中，雨果的《良心》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而据施蛰存说，雨果的《良心》应是戴望舒留存最早的译诗，因此不妨再引其中一段：
携带着他的披着兽皮的儿孙，
苍颜乱发在狂风暴雨里奔行，
该隐从上帝耶和华前面奔逃，
当黑也来时，这哀愁的人来到
山麓边，在那一片浩漫的平芜
他疲乏的妻要和喘息的儿孙说：
“我们现在且躺在地上去入梦。”
唯有该隐不睡，在山边想重重。
猛然问抬头，在凄戚的长天底，
他看见只眼睛，张大在幽暗里，
这眼睛在黑暗中深深地看他。
“太近了”，他震颤着说了这句话。
推醒入睡的儿孙，疲倦的女人，
他又凄切地重在大地上奔行。
他走了三十夜，他走了三十天，
他奔走着，战栗着，苍白又无言，
偷偷摸摸，没有回顾，没有留停，
没有休息，又没有睡眠；他行近
那从亚述始有的国土的海滨，
“停下吧，”他说，“这个地方可安身
留在此地。我们到了大地尽头。”
但他一坐下，就在凄戚的天陬，
看见眼睛在原处，在天涯深处。
……
施蛰存在为《戴望舒诗全编》所写的引言中，对戴望舒的创作和翻译之关系有这样全面的评价：“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戴望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
作为戴望舒最好的朋友，施蛰存的评价，应该是最真诚和最有分量的，戴望舒九泉之下有知，当也会欣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戴望舒的诗歌写得好，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有一大贡献，那就是由他翻译的，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法国学者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梵·第根是法国比较文学大师，他纵论比较文学历史、方法及范畴的专论《比较文学论》是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理论总结，堪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经典文献。1937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发表，译者就是戴望舒。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先看戴望舒的一篇日记，时间大约是1941年的8月28日：
这真使我生气！……我真不相信这人会真真爱过什么人。这种丑
恶习惯中养成的人，这种连读书也读不好的人，这种不习上进单靠祖宗吃饭的人，他有资格爱几个女人吗？他会有诚意爱几个女人吗？他自己所招认的事就是一个明证。他可以对一个女人说，我从前过着荒唐的生活，但是那是因为我没有碰到一个爱我而我又爱她的人，现在呢，我已找到我灵魂的寄托，我做人也完全改变了。有经验的女人自然不会相信这种鬼话，但是老实的女人都会受了他的欺骗，心里想：这真是一个多情的人，他一切的荒唐生活都是可以原谅的，第一，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真心爱他的的人，其次，他是要改悔成为一个好人，真心地永远地爱着我，而和我过幸福的生活了。真是多么傻的女人！她不知道这类似的话已对别的女人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如果那一天茶馆出来，碰到的是另一个傻女人，他也就对那另一个傻女人说了！女人真是脆弱易欺的。几句温柔的话，一点虚爱的表示，一点陪买的东西的耐心，几套小戏法，几元请客送礼的钱，几句对于容貌服饰的赞词，如此而已。而老实女人就心鼓胀起来了，以为被人真心地爱着而真心地去爱他了。这一切，这就叫爱吗？这是对于“爱”这一个字的侮辱。如果这样也叫做爱，我宁可说我没有爱过。（二十八日 晴）
作为诗人，戴望舒生性浪漫多情，对情感尤其是爱情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爱的方式当然也会与常人有很大差异。他一生曾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著名文学家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遗憾的是，他和这三位女性的爱情都以分手为结局。
1928年，戴望舒深深地爱上了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时年18岁的施绛年活泼开朗，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常人的初恋已是刻骨铭心，诗人的初恋自然更加强烈。戴望舒不善言辞，他对爱的表白只是一首接着一首地写情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我的恋人》：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年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只有借诗表白，而施绛年偏偏笑而不答。对施绛年一往情深的戴望舒在遭到冷遇后，郁闷的心情更加灰暗，他最终以自杀相挟，要求施绛年接受自己的爱。本身就谈不上喜欢戴望舒的施绛年，看戴望舒的态度如此决绝，担心出事只能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让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年的父母起初不同意，但迫于戴望舒的这种状况，加上施蛰存的劝说，也就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对此他的许多朋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望舒虽然赢得了订婚，但敏感的他其实还是感到了某种忧虑。在其诗《三顶礼》中有这样的表述：
给我苦痛的螫的，
苦痛的但是欢乐的螫的，
你小小的红翅的蜜蜂。
我的恋人的唇，
受我怨恨的顶礼。
他的这种预感果真得到应验，婚期被拖延下来，因为施绛年提出了结婚的条件：只有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成果回来且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这使得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年了，面对施绛年提出的条件，他只能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诺言，离沪赴法留学。
原来，施绛年始终不喜欢戴望舒，因为她早就心有所属，只是迫于外部压力和戴望舒的自杀要挟才勉强答应婚事，至于要戴望舒出国则更是一个缓兵之计。果然，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他不相信的传闻终于被证实，施绛年确已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长达七年的恋爱终于以悲剧收场。
不久，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戴望舒的世界，她就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正住在刘呐鸥位于上海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早在青年时代，穆时英就非常崇拜戴望舒，如今两人更有了交往的机会。知道戴望舒的恋爱失败后，为了安慰戴望舒，他对戴望舒说，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他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即将穆丽娟介绍给了戴望舒。穆丽娟本对戴望舒十分崇拜，经过短暂的交往后这种感情更加落实。而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也一下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两人于第二年结婚，幸福的到来如此迅速是戴望舒完全没有料到的。他又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其诗歌也流淌着温馨的旋律，如他此时所写的《小曲》：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没有
诗人却微笑三缄其口：
有什么东西在调和氤氲，
在他心的永恒的宇宙。
但婚后不久，两人年龄（相差12岁）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两人间的感情开始产生危机。特别是在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分歧不断加大，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曾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和回来，我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了。”看来，戴望舒始终存有对初恋的美好记忆，本来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影响之后的家庭生活，就不应该了。
两人的婚姻很快走到尽头，尽管他们已经有了孩子。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了封“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戴望舒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叫杨静。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事后看来，他们的结合过于草率，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加之他们认识时间太短，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因此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终于分手。
纵观中外诗人的爱情与婚姻，似乎幸福的不多，或者那幸福过于短暂而不幸总是伴随他们一生。如果说这就是成为诗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知世间还会有多少人愿意成为诗人！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这是戴望舒的《偶成》，很多读者都很喜欢。戴望舒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极度的敏感，并善于天才的表达，总是流露出诗人所通常具有的淡淡哀愁。也正是基于他对人生的悲凉之感，所以他特别珍惜人间一切真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他在日常生活中和朋友交往的一些细节，以见友谊是如何影响其诗歌创作的。
首先要说的是戴望舒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故事。1933年，法国留学期间，在国内已小有名气、时年28岁的戴望舒，因无处筹措经费，曾向时任常驻里昂大学、统管留学生学业生活的中方负责人刘厚寻求帮助，希望或代请官费资助，或能够进入里昂大学。他在一封信中，述及自己为申请官费资助而请求刘厚代“为舒向中法友谊会关说”、申请资助的情况。他还托一位与刘厚相熟的朋友，代其请求进入里昂大学的机会。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说：“戴君窘涩日加，总以一方能成始得善后。盖戴君有欲归不得之苦。据戴君印象，似乎中法友谊会之费希望不大，是里昂方面为唯一之济舟。其情可悯，必大君子所乐施鼎力者。”但是，由于里昂大学校内生名额有限，虽时而有学生毕业离校腾出空额，可以从校外招考补入，但需按严格的考选程序，经过中法校方管理人员会议讨论方能决定，且主要决定权在法方管理人员，所以这种补入的机会并不易得到。因此里昂大学校方在讨论戴望舒的入校申请时，虽然当时诗人已有译作30余种，可谓成就颇丰，但法方秘书却以其中有不属其专业的作品为由不予批准。戴望舒及其朋友对此均不服气，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为其辩解道：“以三十余种之译述，若少有几种不入系统之作，其情未不可谅，凡此皆书贾之请译者。戴君以现代南欧文学、法国近代文学为主，关于此二项者有三十之数，所余数册，虽少旁涉，皆第一流名作，国人所当知悉者。以戴君之年龄，有若许之著作，岂非一惊人之事乎？”他请求刘厚为之向法人相争，做最后的努力：“生悯其向学之诚，妄求先生为力，敢请下察微情，同俱此心，再施宠惠，为最后一步之努力。”大概是由于刘厚等人的努力争取，戴望舒最终被收为里昂大学校内生。上述材料，见于李长莉的《民国时期留学生爱国感情的生活基础——以留法官费生为例》。作者李长莉在访问里昂时，曾特地到当地档案馆查阅当年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档案，所以该文所举事例当真实可信。
戴望舒与施蛰存的友谊则是文坛的又一段佳话。他们不仅是浙江老乡，而且是同年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刚开始写诗时并未引起反响，而施蛰存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当时刚创刊，从第一期就隆重推出戴望舒的诗，并在诗集《望舒草》的出版广告词中高度评价望舒的诗：“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主编的身份称赞戴望舒，鼓吹“现代诗”，从而掀起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革命，使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风格完全相反的诗歌，戴望舒的名气也随之大振。与此同时，施蛰存还写信鼓励远在巴黎留学的戴望舒坚持学业。原来戴望舒出国不久，就开始后悔，总想早点回到爱人身边，并写信要施绛年去法国。施蛰存为了让戴望舒学而有成，写信叫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习，还劝他不要叫施绛年去法国。因为两人出国的费用是戴望舒及其家庭无法承受的：“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不仅大力支持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和翻译，而且还在国内扮演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个角色。戴望舒给施蛰存的文稿，施蛰存总是非常认真地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然而戴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蛰存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施蛰存有时还会把自己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汇给他，并常给他寄去药品，叫他注意身体。在施蛰存的资助下，中国诗坛出现一个现代派诗人，而戴望舒却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就在戴望舒去法后，施绛年开始和一个冰箱推销员相爱。为了不给戴望舒添烦恼，施蛰存一直将此事隐瞒，直至他回到上海。
至于郁达夫，作为戴望舒的同乡和著名作家，其与后者的交往也值得一说。
郁达夫曾经是戴望舒青年时代所崇拜的作家，因此当郁达夫在20世纪30年代由上海返回杭州居住后，戴望舒即常借回家探亲之便与郁达夫交往，对此《郁达夫日记》中多有记载。特别是在1936年4月，郁达夫精心营造的“风雨茅庐”完工后，戴望舒和好友施蛰存曾专程前去拜访。郁达夫还写给戴望舒一副对联：
夜静星光摇北斗，楼空人语逼天河。
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到香港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即约请郁达夫为其主要的撰稿人。而郁达夫也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在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并在经由香港去新加坡时，在香港和戴望舒重逢。战时，老友兼老乡相见，多有感慨，就在乘船离开香港的时候，郁达夫满怀深情地在写给戴望舒的信中说：
我这决心去万死投荒的活尸——这是托尔斯泰的一本戏剧，内容和
我的事情很相像——不知会不会再回来；我的脚向船舱外的甲板踏了几脚，意思是等于西人电影里的投吻。不过西人是手投的，我却用了脚，这是对故国大地的最后一个亲爱诚挚的表示。
果然，到新加坡后的郁达夫，即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和《繁星》副刊，和戴望舒的《星座》副刊遥相呼应，连名字都有关联，为抗战共同呼喊。最后郁达夫不幸被日本宪兵杀害，而戴望舒也在日军占领香港后被关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后经友人营救方才脱险。然而，因为日军占领香港后没有及时离开，戴望舒日后反被人指责有汉奸嫌疑，所幸这种指责被中共在文学界的领导人制止，他才没有蒙受不白之冤。当然此为后话。
“忽然来不及”
1949年初，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北方。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打算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自己的香港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要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程度。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给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了剂量，结果注射后不久，引发心脏跳动异常。他扑在床上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注射的药剂，所以对于他的死有一种传言，说他是自杀。分析戴望舒当时的心理和思想状况，此说似不可信。不过，他在当时的文学界曾遭受某种不公正的对待，却是事实。1949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戴望舒参加的却是美术代表团，总让人多少感觉有些意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所遭受的指责，也许文学界内部还是有人对他不够信任吧！
一生命运坎坷的戴望舒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又不幸过早离世，这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残酷的。所幸的是，诗人去世后得到了应有的对待：《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他逝世的消息，有关领导人沈雁冰、胡乔木等参加了全国文联和国际新闻局联合主持的追悼会，其中胡乔木不仅发表了讲话而且当场背诵了好几首戴望舒的诗歌，给在场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过，最了解戴望舒的还是他的好友卞之琳，他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忽然来不及——对人生我们往往会有此遗憾，卞之琳不愧为诗人，能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感慨。是的，人生一世，谁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来得及哪些来不及，不如发现有值得做的就赶快去做吧。
戴望舒的《雨巷》写的是杭州市区内的大塔儿巷，可今天的大塔儿巷早已没有了当年《雨巷》中那种曲折迷离、朦胧怅惘的美丽，只因它四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小巷本身则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被缩短和改造了很多，且恐怕早晚会彻底消失。为了纪念我们这位杭州人民的优秀诗人，我们是否能为保留大塔儿巷做点事情呢？倘若真能如此，九泉之下的戴望舒，也许会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且引一首诗人的《古神祠前》中的两节，作为本章的结束，也以此表达我们对诗人的敬意：
它飞上去了，
这小小的蜉蝣，
不，是蝴蝶，它翩翩飞舞，
在芦苇间，在红蓼花上；
它高升上去了，
化作一只云雀，
把清音撒到地上……
现在它是鹏鸟了。
在浮动的白云间，
在苍茫的青天上，
它展开翼翅慢慢地，
作九万里的翱翔，
前生和来世的逍遥游。
它盘旋着，孤独地，
在迢遥的云山上，
在人间世的边际；
长久地，固执到可怜。
终于，绝望地
它疾飞回到我心头
在那儿忧愁地蛰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