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在此次“甲流”疫情中，政府依靠社会各界力量实施了信息及时公开，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调度，对于防范风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为我国关于卫生疫情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化发布提供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这有效确保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常规化、日常化。在2009年的“甲流”疫情中，人们都能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获取到最新的疫情信息，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每天都会有一条报告我国前一天各省感染人数及其他国家感染情况的新闻。疫情信息公开制度化既能保障公众知情权，又有助于公众对公共卫生事务的参与。
3．多部门合作局面的出现
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不同的行政组织有着不同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管理权限，虽然在整个国家或地区的行政管理系统中，仍强调不同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协作和统一（李琪等，2008：35）。表面上看，此次疫情爆发和蔓延属于一起典型的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公共行政部门的主要管理职能内容，但从具体的应对过程看，有着多重的行政职能部门参与其中，使得危机应对带有明显的综合化趋向。除了以卫生部为主、其他部门参与的跨部门联防联控协调机制以外，在科技部倡导下，有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参加的中国流感疫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在政府的统一组织协调下，利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明确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是由政府统一领导，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多部门合作共同处置。在“非典”防治初期，卫生系统孤军奋战，部分地区卫生系统内部“医防”裂痕——临床与防疫的信息沟通不畅，各自为战。而“甲流”防控，在疫情尚未传入国内、卫生部发布公告将“甲流”纳入《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时，卫生、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农业、教育、公安、铁道等各系统就已经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同时，防疫部门与医院的医防结合，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家相关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协作防控。
可以说，自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4月25日发出墨西哥和美国发生的流感疫情已构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的警告之后，中国政府就主动、积极地应对。具体而言，首先，及时启动应急机制。4月30日，我国迅速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3个部门参与的应对“甲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设医疗、保障、宣传、对外合作等8个工作组以及“甲流”防控工作专家委员会，并且确立了“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防控原则（人民日报，2009）。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相应地建立了由相关部门参与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或指挥部，统一指挥和协调辖区内的“甲流”防控工作。其次，及时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我国出版界反应迅速，到5月中旬，已经正式出版了13种防控“甲流”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实用性、普及性强。其中，图书11种，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各1种（王坤宁，2009）。
同时，为有效应对“甲流”疫情，2009年6月初，建立了由发改委、卫生部、工信部、药监局、中国疾控中心、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和10个流感疫苗生产企业组成的“甲流”疫苗研发与联动生产协调机制。中国疾控中心统一组织实施了“甲流”疫苗的临床试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辟疫苗快速审核通道，按照“依法依规、程序不变、标准不降”的原则，严格、公平、公正地对疫苗企业的注册申请进行审评审批。同时，各家“甲流”疫苗生产企业从世界卫生组织获得可直接用于疫苗培养的生产用毒种，按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工艺经过研制、生产出临床试验用疫苗，7月22日开始临床试验，经过现场检查、注册检验、审评审批等各个过程，到9月初正式获得“甲流”疫苗的生产注册申请。正是多部门的协同创新与合作，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完成疫苗研发和注册使用的国家。
4．法律保障下的“甲流”防治
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是保障其有效有序进行的重要基础。在“甲流”的防治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由“四法一条例”、部门规章和国际条约组成的防治立法体系。“四法一条例”是指《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动物防疫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四法一条例”针对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采取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措施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为我国在“甲流”防治中所采取的隔离、医学观察等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保证了“甲流”防治工作的有法可依（马韶青，2010：545）。
至此，以《宪法》为依据，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主体的卫生应急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建立，通过贯彻实施这些规章和制度，不断推进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开展卫生应急的工作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其中，为解决新《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几年来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全国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2008年，卫生部着手修订了1991年的《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对《传染病防治法》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规定。
此外，卫生部制定了3版《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目前正在使用2009年10月颁布的第3版。卫生部还就“甲流”防治涉及的许多方面制定了相关的部门规章。这些规章从“甲流”防治的应急预案、“甲流”密切接触者的判定与管理、医院感染控制技术、确诊病例出院标准、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乡镇社区“甲流”防控、疫苗接种、学校“甲流”防控工作等多个方面具体规定了“甲流”防治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依据国际公约积极地承担国际义务。2005年新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目的和范围是“以针对公共卫生风险，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世界卫生组织，2005）。我国政府决定该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可以说，这既是出于对“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期冀，也是国际社会对于卫生合作的需求（Chan et al，2010，2011）。
小结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于城市之中，或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流动，这种大规模人口集中和流动加剧了传染病迅速传播和造成巨大损失的可能性，换言之，传染病风险系数大幅上升。无论是“非典”，还是禽流感和“甲流”，城市都成为直接的重灾区或间接的潜在的重灾区，而人口流动性大的特大型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更是重中之重。如何加强都市社会管理，强化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从而降低传染病侵袭时可能造成的危害，是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历时地来看，尽管传染病防治政策逐步完善，我国制订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规章，建立突发和应急管理机制，强化了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然而，还必须加大对可能的风险源的分析和研究，强化预警机制，提前疏导和化解社会风险；需加快卫生监督法制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卫生监督体系；加大传染病防治的资金投入，加强投入的显示度；进一步完善传染病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政府领导、广大公众参与，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防控机制；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外交，通过国际合作化解可能到来的危机。真正实现传染病防治工作从预防到预警的转变，也即强化对各种突发传染病征兆进行监测、识别、诊断和评价，并及时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