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彼时的京城旗族青年，老舍极端瞧不上民国初期中国都市日趋泛滥的资产阶级理念做派，是自然的。对《老张的哲学》中蓝小山和《赵子曰》中欧阳天风的塑造，更凸现了老舍的鄙夷与反感。报馆主任蓝小山，没有老张那么多的老派“迷彩”，他“薄薄的嘴唇，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显出少年老成。长长的头发，直披到项部，和西洋的诗哲有同样的风度”。他是欺哄青年、伪造新闻、坑蒙钱财、玩弄女性的行家，浑身散发买办资产阶级的恶少气味。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没有卷进更多的矛盾冲突，作为老张的对衬体，却颇具内涵。“老张与蓝小山的哲学不同，所以他们对女子的态度也不同。老张买女子和买估衣一样，又要货好又要便宜；穿着不合适可以再卖出去。小山是除了自己祖母以外，是女人就可以下手，如其有机可乘！”“玩耍腻了一个，再去谄媚别个”，“于是你得新弃旧，新的向你笑，旧的向你哭，反正她们的哭笑是自作自受！”作者认定：“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从老张和蓝小山一对社会渣滓身上，民国初年横行于国内都市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市侩形象，在同一作品中达到了相辅相成。有了蓝小山，中国半殖民地都市的社会性质，就有了更加清晰的折射。至于欧阳天风，书中明确交代是个来自十里洋场上海滩的流氓恶少，这个外表俊俏、风度翩翩的男儿，有着比蓝小山更为典型的新生资产者的卑劣灵魂。他淫荡成性，始乱终弃，贩卖人口，落井下石；在吃喝嫖赌恶习俱全又手头拮据之际，凭伶牙俐齿能哄得赵子曰们屡屡上当频频解囊。他居心叵测地怂恿他人罢课胡闹，打校长和教师，自己却轻溜溜逃脱干系。在他的为人法则里，“钱就是名，名就是钱！卖国贼的名声不好哇，心里舒服呢，有钱！中国不要他，他上外国去，中国女子不嫁他，他娶红毛老婆！名，钱，做官，便是伟人‘三位一体’的宗教！”当有恩于他的张教授成了他实施罪恶计划的障碍，他竟预谋借封建军阀的屠刀，来暗杀恩人。作品以系列描写，揭示了这个恶棍与荒淫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及殖民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告诫人们，千万要当心暗藏在时尚都市“新潮”底下的恶魔。
旧时的京旗人士普遍葆有对姓氏文化的一种敏感，老舍从开始到后期的创作，时常不动声色地，向不同人物的姓氏上，埋些不软不硬的“钉子”。蓝小山之“蓝”姓，欧阳天风之复姓“欧阳”，均不是北方人尤其不是北京人的传统姓氏，而分别带有典型的南人姓氏特征。老舍早期的长篇书写故意把两个活动于北京城内的鲜耻恶少，写得暗含南人身份，诚非偶然。民国伊始，古都北京政局大变、世风日下、人心摇曳、道德骤衰，本来很是得意于前朝“温馨”、“醇厚”世态的旗人们，心灵上过不去这道“坎儿”。他们既是本能而又不无盲目地认为，政局、世风、人心的丕变，尽是南人们“闹”出来的。虽不敢怒不敢言，却心里总是有点儿忿忿然。老舍显然受到了这种偏见之影响——这也难怪，西去英伦前他一直生活在北京，只是短期住过天津，也还不大能够全面看待南方人。日后的老舍成熟起来，虽然还是时常用“姓氏暗示法”写人物，却不再曲意影射和褒贬南方人以及外埠人。相反，在《骆驼祥子》、《大地龙蛇》、《面子问题》等作品中，他更多地调用满族人常用姓氏写他的主人公，为的是检讨同胞们身上的是与非。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与以上“恶人”相对，也写了众多的“好人”。这些“好人”当中，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洋车夫赵四、舍身取义的大学生李景纯、身在西方用心实践现代精神的青年李子荣，这类优长突出的形象毕竟不多，而诸如赵姑母、赵子曰、马则仁等等缺陷杂陈的“傻好人”则俯拾皆是。
《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是“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的“好妇人”，到头来，毫不犹豫地破坏了侄女李静与年轻恋人的纯真爱情，满怀“好心”地将李静送去充当老张的小妾！她有着自己的一定之规：“我就不爱听你说姑娘心目中有人。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样管束我们来着？父母许咱们自己定亲吗？”“我爱我侄女和亲生的女儿一样，我就不能看着她信意把自己毁了！我就不许她有什么心目中人，那不成一句话！”把侄女送上去做小妾的大马车时，她对姑娘说：“这是正事，作姑母的能有心害你吗！有吃有穿，就是你的造化。”后来老张娶妾一事被冲掉了，原本如同慈母的赵姑母，居然跟亲侄女一刀两断，“她不能理李静，李静是个没廉耻的女孩子，临嫁逃走的！”孤立无助的李静，走向了绝路。赵姑母，这个作者评价定位为“中国好妇人”的都市底层家庭妇女，其所秉并非个人选择，而是地地道道地隶属于封建时代千古不变的伦理规则。她辛苦操持着侄女终身大事，却把孩子推进了灭顶之灾！小说中说得深刻：“世上不怕有蓝脸的恶鬼，只怕有黄脸的傻好人，因为他们能，也甘心，作恶鬼的奴仆，听恶鬼的指使，不自觉的给恶鬼扩充势力……恶鬼可以用刀枪去驱逐，而傻好人是不露形迹地在树根底下钻窟窿的。”
《赵子曰》中的赵子曰，表面上受到过大都市新思潮感召，内心却跟时代精神相去甚远，只是“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随波浮沉的糊涂虫。他是一帮没出息的大学生的“盟主”，大把地花从地主父亲那儿要来的钱以确保自己的“威信”，考试“名列榜末”，又能用“倒着念不是第一吗”来解嘲，很具几分“阿Ｑ精神”。他的个性本含有向善助困和软弱胆小的一面，却经不起欧阳天风的谄媚和煽动，“为博别人的一笑，叫别人一伸大拇指”，就能在捆校长、打教员的时刻冲在前头，裸露出兽性的另一面。他自夸要当“世界第一”的“总博士”，其实鲁莽愚昧、缺少文明修养到了极点。他既“不大爱睁眼睛”，也不会思想，把认识社会、辨别是非，统统看成是活受罪。李景纯规劝他，他会落泪，生出些弃旧图新的念头和决心，再一遇上欧阳天风，自新愿望又马上落空。作者借对赵子曰的讽刺批判，达到对这类所谓都市“新人物”民族劣根性的挖掘和鞭笞的目的。因为，要靠他们来主宰中国的未来，国运是可想而知的。
《二马》中的老马即马则仁，“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自幼生长在北京这个古国文化的“首善之区”，从灵魂到做派，都堪称中华传统礼俗和习性的典范体现者。他年近半百，到工商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来经商，“真像个摸不清的梦”。他不懂商贸，拒绝学习，对经营上的一切都感到茫然，看到店里一把中国产的小瓷壶的定价，大惑不解：“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他毫无经济头脑，“每礼拜给房钱的时候，一手把账条往兜里一塞，一手交钱，永远没问过一个字”。轻商贱利，确是中国古老观念中相当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老民族”在现代世界愈演愈烈的工商竞争中可能遭受的厄运，是不言而喻的。马则仁的精神老化还表现在他好虚礼，重面子，放任疏懒，不求进取，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式长幼尊卑观念的固守。他的思维僵化、故步封难以救药，“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钉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的”。身处异邦英伦，从来没考虑过能否由西方人那里学到点什么，“我们的文明比你们的，先生，老得多呀！”他竟可笑地用“小棉袄和洋裤子就弄不到一块儿”来推断“东西方文化不能调和”。
作家是怀着写“自己人”中某一个的感觉，来写赵姑母、赵子曰和马则仁的。赵姓本是北方人、北京人乃至满族人的习见姓氏。当时有些排斥南人的青年老舍，写赵姑母、赵子曰却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马则仁的姓氏，我们知道，老舍本人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马”氏的血，他的母亲以及他的祖父的母亲，都来自“马”姓人家。老舍写《二马》时，不会忘记异常亲爱的生母就姓这个“马”字。因而有理由揣测，作者创意时有某种不欲明言的初衷，希望借写这部小说，暗自反省一下旧京满族文化传统的利与弊——比较熟悉满族社会历史文化情形的人，都可以从老马、赵姑母、赵子曰的形象中，找到旧京旗人的相关影像。何况，这本来就和审视中华都市文化以及中华大文化的总体任务相类相通。
赵姑母、赵子曰、马则仁，老舍早期长篇的这三个不同类型的“傻好人”，与他笔下的老张、蓝小山、欧阳天风之流的“恶人”性质截然不同，他们三个都是北京地面上的人物而彼此之间却又各具不同的代表性。赵姑母体现的是都市底层妇女的“愚昧”，赵子曰体现的是都市时髦青年的“胡作”，马则仁体现的是中华老派都市人物的“迂阔”。然而，他们都没能跳出东方古都“老民族”的传统窠臼。
《二马》中有一段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般的文字：“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呼哀哉了！”如果作家没有上个世纪末的旧京满人出身，没有成长过程中对满、汉族双重文化积淀入木三分的深思，这段话怕是很难说得出来的。老舍早期小说对“自己人”赵姑母、赵子曰、马则仁们的针砭所向，既有中华都市文化这个总系统，亦有满族京城文化这个更其典型的子系统。
老舍早期的三部长篇，所包蕴的旧京人文审读，预示了日后老舍针对古都北京、针对古族中华的文化批判业已启动。他对于北京城陈旧的文化内里所暗含着的严重的精神疾患，由此发起不渝的思索。同时，随着作家都市人文思考与民族人文思考的愈益客观，愈益深入，他早期作品中所带有的诸如盲目影射南人道德缺损之类的片面性，也不复存在了。
老舍个性化的旧京人文审读心态，是与生共进的。姑且不说晚年的不世巨作《茶馆》与《正红旗下》，50岁之前他所完成的《离婚》、《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就已然是在旧京人文审读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无懈可击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