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公所设在离贤腰村约七八里路的邢马村，村公所只有村长、秘书和通讯员三人是吃公粮的。村长也很少待在村公所里，整天在十来个村子里跑来跑去办事。有时还要到区里、县里开会，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在这战争年代，村长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征收、送缴公粮，选派民兵和民工支援前线，参加战斗，组织村民对军烈属和支前参战民兵的家庭进行义务帮工代耕，还经常组织民兵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
周尚祥于1947年初调到区里做区助理员，陆续参加一些乡村的土改，带领民兵支援前线，参加解放军部队攻打临汾、运城等战斗。他主要任务是给部队运送弹药、武器，抬担架护送伤病员，押送俘虏等。这些支前战斗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好，深受县、区领导的好评。
父亲报名南下
时间推移到了1948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声中，为了满足革命发展的需求。中央决定从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抽调四千多名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到南方新区工作。各县区接到通知后，火速行动起来，一边发动干部先报名，一边赶制南下干部的服装，做好各种南下的准备工作。广大干部都克服各种家庭困难，毅然舍弃刚刚过上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踊跃报名参加南下。虽然也有少部分干部不愿离开家乡，怕过江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不主动报名，但组织决定让他们南下，他们也坚决服从。
1949年初，周尚祥在区里积极主动报名参加南下，回到家里看到上有老、下有小，弟弟参加解放军在前线打仗，便瞒着报名南下的事。到二月底区里正式宣布了批准南下的名单后，才给家里说已批准参加南下的事。父亲对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尽孝不能尽忠，尽忠不能尽孝，你就放心走吧！”母亲和妻子两眼都哭红了，默默地替他准备着出远门的衣服、鞋子、铺盖和干粮。离动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几天家里特别忙碌，远方的亲戚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送行。村里的一些同龄人和本家的一些兄弟，也相邀欢聚话别。
有一天，区委书记带着三四个区干部，来到周家看望送别，区委书记对周家的两位老人说：“你家老二被光荣批准南下，今后家里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助解决的。”并对周尚祥说：“县委通知，所有南下干部3月8日到县城集中出发。”区委书记代表区委送了五块银元给他作为南下的路费。
周尚祥的老父亲对儿子要南下的事，似乎早就了然于胸，整天还是若无其事默默地干他的农活。周尚祥要动身的前一天，父亲突然对他说：“听说你明天要动身，明天是农历二月十一日，按咱这里的习俗，这个日子是不宜出远门的。”周尚祥说：“现在解放了，人家不讲究这些，组织上说什么时候动身就什么时候动身。”于是，父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小双元这些天来，看到家里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显得特别兴奋，总觉得父亲可能要去一个什么很好的地方。
要动身的这天早上，母亲和妻子很早就把行李和干粮打包好，一边准备着一边哭出声来。老父亲说：“要走就早些赶路吧！”小双元拉着爸爸的手吵着要跟爸爸一起去。约早上八点钟，几乎全村人不约而同集合到村中心广场上送行。村干部和几个年轻人牵着一匹大红枣马驮着行李在前面走，村小学老师带着全校学生敲锣打鼓欢送，周尚祥边走边与乡亲们道别，小双元被大人抱着跟在爸爸的身后走着，一直送到村西头。送行人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消失在弯弯的山路上。
南下征途
南下干部在县城集中后，每人领到一套灰色中山装。大家豪情满怀、精神振奋，风雨无阻，日夜兼程。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到达太行区的武安县，在这里经过一个月的休整、培训、整编，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即踏上南征的数千里征途。
4月25日传来太原解放的消息，至此，除大同外，山西全省都已解放。解放区人民兴高采烈，到处响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支援前线打仗。
接着还传来南京解放的特大喜讯。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的队伍，从武安出发后，在接连传来的捷报中，连续急行军。清晨天不亮就出发，边吃干粮边行军，绕过敌占区，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每天都要急行军一百多里路，有的人脚磨出了血泡，有的人累得一坐下就倒在草地上睡着了，还出现临阵逃跑的现象。据说有个副区长，组织决定他南下时思想就不通，后来在组织一再说服教育下才勉强动身。在行军的路上，遇到点困难就趁机逃跑回家去了，当了逃兵。
南下干部“长江支队”行军的路上，还遇到一些极其动人的场面。在部队行进到河南省北部平原时，有几天与向武汉挺进的第四野战军并肩前进。“长江支队”的队伍与解放军部队又是呼口号致敬，又是互拉歌唱。看着解放军部队：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分路并进，似钢铁洪流，扬起了滚滚的尘土，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那磅礴的气势激励着南下干部队伍勇往直前。在离开开封的路途上，还遇到华北第三批去西南的南下干部，大家互相问候祝愿，挥手告别。在行军的路上，有时凑巧还能坐上一段火车，大家挤在运煤或运货的火车上，有的是敞蓬车，有的是拉牲畜的闷罐车，虽然只坐短暂的时间，但还是能让两条腿休息一下。往往刚坐上一小段路，前面的桥或铁轨又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断。就这样一路前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同志们都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南下行军的路上，还流传着一首名为《打过长江，活捉老蒋》的打油诗：“渡江，渡江，快快渡江；蒋帮统治，百姓遭殃；饥寒交迫，痛苦难当。江南人民，渴望解放；解放大军，日打夜追。南下干部，随军前往；参战民工，运弹运粮。千军万马，涌向前方。跨过黄河，渡过长江；打到南京，活捉老蒋；消灭蒋帮，人民解放；全国统一，黎民安康。”
周尚祥编在“长江支队”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跟随支队于5月中旬到达南京。这里曾是国民党的老巢，如今刚回到人民手中。南下干部的队伍，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当人们以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这支不平凡的队伍时，他们感到极其激动和自豪。在这里休整的几天里，还组织参观了中山陵等一些名胜古迹。5月24日乘火车抵达苏州，在这里学习、休整、待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当时上海已解放，按原定计划，这批南下干部是去接管苏南地区。由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新的地区，党中央决定让“长江支队”继续南进，准备接管福建政权。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乍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震惊。原以为在苏南地区离家乡还近些，地理条件也好些，来自北方的同志能较快适应。现要改去福建，听说福建山高水险，话难懂，雨水多，蚊虫毒蛇多，传染病多，部分同志出现思想情绪波动。
传闻福建民穷地瘦，交通闭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北方人一听就不寒而栗，许多同志把袖珍地图上的福建一页都翻破了。
对此，支队上下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组织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同志，给大家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讲了战争形势和福建的情况，并结合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等文章，大家很快就甩掉了思想包袱，进一步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纷纷表示：“决不半途而废”、“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张鼎丞有一段讲话特别激动人心：“我们共产党人四海为家干革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哪还怕什么困难？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坚定革命意志，同困难作斗争，听从党的指挥，哪里有困难就向哪里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福建的党和人民期待我们去工作、去战斗……怎么？我这个福建人可以到你们山西干革命，你们山西的同志就不能到我的老家来干革命？”听到这亲切并义正词严的话语和充满幽默、自信并乐观的反问语，使大家热血沸腾，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轻松、爽朗而又是会心的笑声。
7月13日“长江支队”从苏州出发，随解放军三野十兵团向福建挺进。
当时正值福建的盛夏酷暑，骄阳似火，热浪袭人。对于这些从小生活在北方的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路上，同志们顶着烈日，克服水土不服的困难，互相鼓励着向前行进。路上不时有敌机轰炸和扫射，还有土匪的黑枪。越往福建境内走，地势就越复杂，山势陡峭，林深草密，同志们身背行装，翻山越岭，几天的连续急行军，不少同志病了，有的中暑，有的得了痢疾。同志们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争着替病号背行李，扶病重的同志行走。尤其进入福建建瓯时，当时气温近40℃，二中队的一位同志，原本就生着病，再加上中暑倒地，紧急抢救无效牺牲了，因部队要继续行军，只得忍着悲痛就地掩埋了他的遗体。
8月初，“长江支队”陆续到达福建的建瓯县城，8月5日与福建地下党会师，随后召开了大会，宣布成立新的省委、省政府，各大队、中队分配到哪个地区、哪个县以及个人任职命令，也在会上作了宣布。经过一段的休整、学习、整顿后，各大队、中队即按原分配的地、县，分赴去接管。
接管福建地方政权
周尚祥所在的中队被分配到闽侯地区的一个山区县，经过长途跋涉和急行军，中队近一百人于八月三十日到县城，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地下党、游击队胜利会师。九月上旬先后成立县委、县政府、区委、区公所，即开展接管和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南下干部看到眼前破旧不堪的县城，萧条脆弱的经济，贫困潦倒的百姓，心中不由地生出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决心要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建功立业。
当时，由于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存有戒心，怕地主阶级反动武装和土匪残害等顾虑。当时县境内国民党散兵游勇、土匪活动猖獗，残存的国民党匪特和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抢劫人民财产、杀害革命干部，扰乱社会秩序。反动势力气焰非常嚣张，扬言要杀光南下干部，妄想夺回失去的权势，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县潜存的几股土匪和国民党派遣的“反共救国军”，他们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活动。9月26日，土匪通过内外勾结、偷袭一个区公所，发动反革命事变，杀害了我区委书记、区长等四位区干部。一个土匪头子恶狠狠地叫道：“杀掉，不杀光这些‘两个声’两个声：指口音与福州人不同的人，即外地人。我们怎么抬头，怎么‘变天’！”9月27日，几股匪特共600余人会集十一都，庆贺所谓“反攻大捷”。
匪徒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全面开战。当时全县非常紧张，各区干部和区分队严阵以待，有的区干部暂时撤退到安全地带。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全部撤到县公安局（县城将军庙）准备与匪特决一死战。县委领导及时向地委汇报并请求支援。9月28日凌晨，正当这伙穷凶极恶的匪特分子疯狂反攻，做着复辟美梦之时，地委分区立即派出地方游击队整编的一个营和解放军正规部队一个连，兵分三路对该县匪特实施围剿，正义之师所向披靡，匪特纷纷土崩瓦解。经过近一年的剿匪，共歼灭25股2000多名匪特。击毙、俘虏中队长以上的匪首骨干107人。同时，破获了6起反革命特务组织。
新区的艰苦岁月
周尚祥南下到福建后，刚开始任区农会主席，一年多后担任区委副书记、书记。所在的县是山区县，山高林密，历来土匪猖獗。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剿匪、镇反、建党、建立基层政权和土改工作。一方面要确保前线解放军大部队的粮草军需，另一方面要确保全县人民的民生供应及安全稳定。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下乡时他们都背着长枪，带一个会讲普通话的当地群众带路做翻译，晚上吃住都在四周有围墙的土楼，以防土匪袭击。当地农民群众对党的新政权也比较拥护，经常主动报告一些当地的情况。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周尚祥患了夜盲症，一到晚上就是有灯也看不见东西。有次群众报告当天晚上土匪会来袭击区公所，区领导决定晚上点亮区公所的全部灯，大门都关上，区公所的干部全部撤到山上隐蔽起来，等到土匪来了再打个回马枪，一举消灭来袭的土匪。在撤走的路上，因他眼睛看不见，两个同志连扶带背把他拉到山上，躲了起来。土匪也许知道他们有准备，就没来袭击。后来，同志们学会了用当地老百姓教的单方——吃猪肝等办法来治夜盲症。
听人们说，福建的方言有十多种，确实难懂。有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福建人讲官话。”语言不通影响人们感情和知识交流，也严重影响社会的进步。南下干部到福建后，深深感到语言不通是开展工作的最大障碍。他们在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斗争中，从学会听到学会讲，有的同志还学会用方言作报告。反过来，南下干部的到来，也对福建普及普通话作了贡献。据说，而今福建的普通话普及比浙江、广东更胜一筹。这跟南下干部推广普通话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