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文学史中的青春文学
若给青春文学下个定义，应该这样阐述：青春文学是以人在青春期发生的故事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的总称。其多反映人处于青春少年期时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思维方式等，其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散文（随笔、杂文、小品文等在此范畴之内）、诗歌、戏剧等各种形式。
青春文学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青春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即青少年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和背景资料创作的文学作品。二是成年作家以自己曾经的青春期或当前别人的青春期生活原型和背景创作的文学作品。
若简单地给青春文学下个定义，一句话，那就是所有与青春有关的文学作品就叫青春文学。
通过给青春文学下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青春文学并不是80后作家的专有名词，历史上，青春文学古而有之。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青春文学，应该是《诗经》。《诗经》里有大量的爱情诗，广义来说，都属于青春文学，因为那种对于爱情的强烈向往和对于异性的深刻思慕都是人在处于青春期的表现。
而青春文学的成型时期，当属唐朝的传奇。虽之前曾传有汉人所作《飞燕外传》，但鲁迅分析其可能是唐宋人所为。“又有《飞燕外传》一卷，记赵飞燕姊妹故事，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司马光尝取其‘祸水灭火’语入《通鉴》，殆以为真汉人作，然恐是唐人所为。”
然今不可考。
唐传奇中的《莺莺传》、《李娃传》、《柳毅传》、《霍小玉传》等则绝对属于青春文学。
《莺莺传》，原题《传奇》。《异闻集》载此篇，还保存原题，收入《太平广记》488卷，收录时改作《莺莺传》，沿用至今。又因传中有赋《会真诗》的内容，俗也称《会真记》。
在《莺莺传》
的前言里，元稹这样写道：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従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従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
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従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
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
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寝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従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
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
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胧。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佣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苒苒，旭日渐瞳瞳。
乘鹜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
稹特与张厚，因徵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従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二十三岁的男子张生还没有谈过恋爱，遂到蒲州游览，搭救了因受战乱牵连的崔家，后崔家女主人设宴款待张生，宴席间与崔家女儿崔莺莺一见钟情，当时崔莺莺年方十七岁。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一个十七的未成年少女和二十三岁的翩翩少年之间的爱情故事，现在看来，这不是青春小说是什么呢？
《李娃传》，收入《太平广记》484卷，此小说为唐传奇中的名篇，作者白行简。白行简，字知退，太原人，他是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
《李娃传》记述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岁的少年和一个妓女的爱情故事：唐代某官家子弟，因热恋长安名妓李娃，遂放弃进京参加秀才科考试，后因金钱荡尽，被鸨母逐出，流落下层为歌郎，被其父发现，认为有辱家门，鞭笞至死，弃尸荒郊，然被人救活，后沦为乞丐。某寒冬之日，公子行乞市上，被李娃遇见，带归，疗其伤，劝其苦读。遂发奋攻书，终于中试做官。父子、夫妻、翁媳尽释前嫌，合家团圆。
这故事若发生在现在，其实不就相当于某少年自动退学离家出走，然后在社会闯荡的故事……实乃不折不扣的青春小说也。
《柳毅传》是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李朝威[唐]（约公元759年前后在世）所著。收入《太平广记》419卷，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也收入此篇。曾慥《类说》引《异闻集》题作《洞庭灵姻传》，似是原题。小说主要写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其夫泾阳君与公婆虐待，幸遇书生柳毅为传家书至洞庭龙宫，得其叔父钱塘君营救，回归洞庭，钱塘君即令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因传信乃急人之难，本无私心，且不满钱塘君之蛮横，故严词拒绝，告辞而去。但龙女对柳毅已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后二人终成眷属。
换成现在，其实也就是一个落榜学生与一“豪门”弃妇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小说中加入了一定的神话色彩，算作是一篇青春玄幻小说。
《霍小玉传》收入《太平广记》487卷。小说描写了陇西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李益初与霍小玉相恋，同居多日。得官后，聘表妹卢氏，与小玉断绝。小玉日夜思念成疾，后得知李益负约，愤恨欲绝。忽有豪士黄衫客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小玉誓言死后必为厉鬼报复。李益娶卢氏后，因猜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都是少年，男年龄方二十，女年龄方十八，现在看来，正值青春。
宋朝传奇《梅妃传》应该也属于青春小说，该小说叙述了梅妃9岁时就能背诵《诗经》，15岁被选进宫中，受到皇帝宠幸。不料后来又来了个杨太真，遂丢失部分宠幸，心理失去平衡，相互争宠，后双双在战祸中死去。皇帝老儿就喜欢玩弄未成年美少女，这才15岁呀。但不管怎么说，写十几岁少女的心事和生活的小说，不是青春小说是什么呢？
元朝流行拟话本，明初流行讲史，此段时间几无青春之文学。然青春气息浓郁的人情小说《金瓶梅》出自明代。至清朝，有《红楼梦》。这两本书也有很大的部分属于青春文学范畴。至晚清，则流行官场，黑幕小说，青春文学几欲消失。
古代诗词歌赋中，天才少年王勃的《滕王阁序》，李商隐的《无题》诗系列，初唐四杰、建安七子的诸多诗作都是青春文学作品，在此不再一一枚举。
至近现代，鲁迅的《少年闰土》，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施蛰存的《梅雨之夕》都属于青春小说。
在诗歌方面，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许多诗歌作品都属于堂堂正正的——青春文学。
第二节 中国当代早期的青春文学
80后作家的作品，目前主要属于青春文学。他们的写作在一定的程度上无疑会受到早期青春文学的影响。
中国当代最早的青春文学应该是王蒙的《青春万岁》和杨沫的《青春之歌》。若问谁是最早的，这就不好说了。若单纯从出版时间来看，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年初，王蒙的《青春万岁》1979年才出版；若从创作的时间来看，王蒙的《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左右，杨沫的《青春之歌》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但大约也应该在这个时间。
整个20世纪80年代，除了王蒙的《青春万岁》，很少有影响较大的青春文学作品出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青春文学再次风靡全国——1990年，16岁的深圳女孩郁秀写出长篇青春小说《花季·雨季》，6年后，该小说正式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引起巨大轰动。《花季·雨季》至今已销售100多万册，盗版本据说达200万册。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对80后一代的文学创作者有着深刻的影响。
2000年以后，安妮宝贝、韩寒、饶雪漫等相继推出大量青春文学作品，引发了“青春文学热潮”。至今，在图书出版市场，青春文学依然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而在各大书店，青春文学所占据的空间依然是各种文学题材中最大的。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小说以“九·一八”事件到“一二·九”运动的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塑造了林道静的形象，概括了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作者在塑造林道静这一人物时，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按照像她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在当时走向革命后必然会有的发展变化过程来描写的。而不是按照一个成熟了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设想她应有多少优点，不该有什么缺点，她入党后就必须高大无比、完美无缺等等框框来写的”。所以作为30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林道静走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从反抗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小说通过林道静感情的成熟经历，充分展现出她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弱点，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过程。林道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参加革命的。对于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爱情的软弱、缠绵；二是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和某些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作者以饱蘸激情的笔，把林道静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怀着新战士初上战场的心情，参加革命的细节，对卢嘉川的爱情等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因作者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所以作品问世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有人在“左”的观念支配下对作者、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作者并没有让林道静“得到彻底的改造”，说“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还批评说：“作品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虽然茅盾、何其芳等名家都写了为《青春之歌》辩护的文章，但“左”的批评还是令杨沫对《青春之歌》做了较大修改。为了使林道静的转变更加合乎所谓情理，更有说服力，特意加写了林道静去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的七章。杨沫的这种做法和修改后的《青春之歌》又引起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文化大革命”中《青春之歌》被定为毒草，作者被打成反革命作家。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和作品才得以平反，重见天日。
《青春之歌》主要有以下几个人物和“原型”：
小说人物：林道静——生活原型：作者杨沫自身。
小说人物：余永泽——生活原型：张中行（1909—2006.2.24）杨沫第一任丈夫，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学者，国学大师。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小说人物：江华——生活原型：马建民（1911—1985年）杨沫第二任丈夫，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人。他15岁时即参加了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委书记、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
小说人物：卢嘉川——生活原型：是作者根据多年对共产党员的观察塑造的最光辉的形象，其原型主要是陆万美、路扬及贾汇川。陆万美是北平政法大学的学生，领导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卢嘉川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他。陆万美，作家，北平大学肄业，1932年参加左联，并任出版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情感经历则取材于路扬（1917—2001年），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历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贾汇川是杨沫在小学教书时的同事，也是张中行的盟兄弟，地下党员，曾与马建民一起搞过农民运动，杨沫通过他介绍才认识马建民。小说人物：白莉萍——生活原型：刘莉影和白扬，刘莉影当时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30年代已小有名气；白杨（1920—1997年）是杨沫妹妹，著名电影演员。
1959年，《青春之歌》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并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催生出谢芳等电影明星。杨沫和她的《青春之歌》一起同时在当时的中国家喻户晓。
电影《青春之歌》与原著相比虽有些不同，但基本主题还是差不多的。其剧情大约是这样：乌云在天空翻滚，海浪冲击着礁石，林道静绝望地站在礁石上，她思如潮涌，终于跳进了大海，后面礁石上的青年余永泽也跳下大海，把她救了上来。原来她母亲是佃户的女儿，被地主霸占做了姨太太，生下她以后母亲就被赶出门，回到老家跳河自尽了，后母把她当成摇钱树，硬要把她嫁给党部委员胡梦安，她逃到这儿，校长余敬唐对她居心不良，所以她才被逼跳海。从此林道静和余永泽经常一起在海边漫步，余永泽为她朗诵雪莱的诗篇，他们相恋了。不久余永泽回北平上学，她就留在当地教书。一天，一些东北军涌进学校和群众发生争执，年轻的大学生卢嘉川站起来揭露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林道静的兴趣，他们认识了。受卢嘉川的影响，她在课堂向学生们宣传抗日，惹恼了校长，她愤然离去，来到了北平。在北平站林道静正赶上学生南下示威，学生英勇的斗争使她激动不已。在皇城河沿，余永泽急不可耐地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愿，林道静说她先要找个工作。但一次次的碰壁使她很痛苦，她终于答应了余永泽的求婚，他们结婚了。
旧历年夜，余永泽正忙着迎接胡适的秘书，左等右等不来，突然老佃户魏老三因走投无路跑来借钱，余永泽给了他一元钱把他支走，林道静追上去给了他十元钱，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林道静来到白莉萍公寓，一群青年学生痛感民族危亡，悲愤地唱起了《松花江上》，这时卢嘉川推门进来，他告诉同学们红军已经粉碎围剿，北上抗日，一席话使大家深受鼓舞。卢嘉川热情鼓励林道静，借给她许多革命书籍，她像从梦中醒来一样，和余永泽的市侩哲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突，她不顾余的坚决反对，参加了“三·一八”纪念大会。大会受到军警的镇压，卢嘉川甩掉尾巴来到小林家，把一个小包存放在她这儿，林道静又出去给他送信。余永泽归来见到卢嘉川在家，嘎声嘎气地把他逼走，林道静回来同他大吵一架。卢嘉川被捕了，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林道静把小包打开发现是一些宣传品，她在夜里把这些标语贴遍了北京城，回家时余永泽暴跳如雷，他们只好分手了。
由于叛徒的出卖，林道静被捕了，陷入了胡梦安的魔掌，在郑瑾的帮助下，她逃到了定县，继续教书。江华的来访使她又恢复了和党的联系，农民的苦难使她迅速觉醒，她参加了江华领导的秋收斗争，由于暴露，她又回到了北平，不幸又一次被捕。在狱中郑瑾对她的帮助和其壮烈的牺牲，使她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后来她被王教授保释，识破了戴瑜的叛徒面目。林道静政治上成熟了，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中，她和江华一道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领着学生队伍，冲破军警的封锁，在红旗下胜利前进……
该影片先是经历了北影和上影的改变拍摄之争，后又经历中央领导审查之争，最终才得以和广大观众见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8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书，《北京日报》同时开始连载。由于所描写的抗日救亡生活人们并不陌生，作品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故事情节丰富感人，特别是在当时以工农兵为主角已成为文艺作品的潮流之时，它别开生面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全书充满清新秀气，犹如鹤立鸡群般与众不同，立刻引起了广泛注意，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运用其他文艺形式再现小说的努力，也相继随之而来，北京人艺首先与《北京日报》取得联系，认为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话剧，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则亲自上门找到作者本人，表示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其实，最早看上《青春之歌》并提出改编的是电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蒋君超。他从30年代当演员开始进入电影圈，建国后改任导演，因与白杨的夫妻关系，而与作为白杨之姐的杨沫熟识，他早在3年前接触到小说《青春之歌》，就表示很喜欢，并提出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不过那时小说的出版还遥遥无期，杨沫也默默无闻，她虽然身为北影厂的编剧，却压根儿没有想到把它变成电影，所以爽快地同意了妹夫的要求。只是蒋君超的改编工作进展甚慢，又加上1957年反右运动，一直拖过1958年3月才终于完成剧本。杨沫阅后提了意见，蒋君超又着手进行修改。
尽管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上影方面的剧本改编先行了一步，却未料到这一机遇后来还是得而复失。随着小说出版后社会反响与日俱增，杨沫越加受到有关方面重视，1958年10月她被列入以茅盾、周扬为正副团长，由一批著名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其中女作家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3人。就在这次出访途中，周扬曾问起杨沫，你现在写什么东西？杨沫说，回国后准备下农村，写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周扬随即说，你应当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嘛！杨沫遂告知上海的导演蒋君超已经改编了，当时周扬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结束塔什干之行回到北京，蒋君超寄来修改后的剧本打印稿，杨沫看后交由电影局领导审阅。就在这时，北影厂长汪洋找到了杨沫，要她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杨沫没有同意，其理由是厂里原来交给她的任务，只是写一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而且妹夫蒋君超已经把剧本改编了出来。汪洋听后显得不悦，说你是北影的编剧，应该为北影改编自己的小说，怎么能让上影搞呢？杨沫在说明蒋君超前些年就着手改编的情况后，仍然表示不能否定妹夫已改定的剧本，由自己单独再干。
事情并未告罢，汪洋向电影局做了汇报，不久即由副局长陈荒煤亲自出面，把杨沫找到自己家中，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仍是希望她来改编，并说了许多由北影厂来拍摄此片的理由。这时杨沫才知道，周扬在塔什干交谈中得知蒋君超改编该剧，虽然当场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并不认可，回京后即批评了北影厂，提出《青春之歌》应当叫杨沫本人来改编，其理由是杨沫有生活，对自己的小说熟悉。陈荒煤在谈话中也明确表示，同意周扬的意见，还十分坦率地说，蒋君超没有生活，改的那个本子要不得，还是由你自己改编好。
这一来倒使杨沫忐忑不安起来，既然领导反复出面劝说，再不服从显然不妥，只好给蒋君超写信，告知这一情况。蒋君超闻讯十分着急，因为上影方面已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拍摄计划，由沈浮任导演，连演员都做出安排，岂能说改就改？况且小说已产生巨大影响，显而易见谁拍摄谁成功，凭着白杨与杨沫的姐妹关系，上影方面志在必得。于是蒋君超受命赴京活动，与杨沫一起找到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杨沫还再次去找了陈荒煤，请求维持自己与蒋君超原来的协议，甚至提出与蒋君超两人合作改编。无奈北影厂态度异常坚决，认为《青春之歌》是写北京地下工作的，作者又是北影的，应该由北影厂拍摄，编、导、演全部由北影厂独揽，不容外人插手。
京、沪方面因争拍该片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还是由电影局领导出面做出裁决，以否定上影拍摄、否定蒋君超担任编剧而了断。蒋君超因此对杨沫有了意见，认为最初既同意让他改编剧本，就应该信守诺言，不能因为后来小说轰动了又违背诺言，借口领导反对而抢回改编权。而杨沫则以为，汪洋和陈荒煤都是顶头上司，自己是党员，不能不尊重组织的意见，是组织否决了蒋君超的参与，要求由自己取而代之。
由于《青春之歌》被列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又值当时的北影厂正下放归属北京市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对影片的拍摄极为重视，亲自做出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随后彭真还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市委领导，注意抓这部片子，交代这是政治任务。《青春之歌》理所当然地在北影厂成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它的摄制开绿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
全体主创人员没有辜负各方面的期望，尽最大可能倾注自己的才华与心血，为打造一部思想与艺术堪称优秀的精品力作做出了可贵努力。编导精心选择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经过必要而恰当地增删，在将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成功压缩到一部影片的同时，更为精炼地概括出九·一八到一二·九那个特定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阅历丰富的崔嵬与自学成才的陈怀皑虽是初次联合执导，却配合默契做到了珠联璧合，通过充满强烈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环境渲染、融强烈戏剧动作与细腻内心发掘于一体的人物刻画，使影片气势磅礴、浓郁粗犷的艺术风格得到最大体现。特别是在演员的选择与使用上，更为充分体现导演的深厚艺术创造功力，剧中角色不论大小、正反、善恶，无不鲜明生动。年轻歌剧演员出身的谢芳，虽然缺乏电影表演经验，却能成功完成难度很大的角色创造，将一个由个人奋斗走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具有很强说服力而又栩栩如生地呈示于观众面前。被称为“三正四反一朋友”的其他人物，即卢嘉川、江华、林红三个正面教员，余永泽、白莉苹、戴愉、胡梦安四个反面教员，王晓燕一个忠实朋友，也都因善于突出形象特征与精神状态，起到了绿叶与红花互为映衬的效果。就是仅系短暂出场的魏老三、老财主等，也都给人以过目不忘深刻印象。摄影、美工、照明、录音、剪辑、作曲、演奏等各个环节无不精工细作，为影片整体成功做出有力保证。
可是在影片审查时，却遇到迥然不同的反应。最早来厂审看的陈伯达，看了样片后提出否定意见，认为影片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因陈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特定身份，持有这样的说法颇令北影厂紧张了一阵。主创人员为之大惑不解并愤愤不平，因为指责《青春之歌》“美化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倾”论调，已在日趋深入的小说讨论中遭到抵制与批评，没有料到类似说法还成为对影片的总体评价，而且出自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领导之口。
不过让北影厂很快又转忧为喜的是，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彭真、刘仁、邓拓、陈克寒等，稍隔不久前来集体审查《青春之歌》，一致对影片给予了赞扬，并批准它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审查同为献礼片的《青春之歌》、《风暴》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兴奋地对在场的北影厂领导说：“什么是国际标准？这就是国际标准，你们不要妄自菲薄。”
最使北影厂为之受到鼓舞并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调看该片，而且亲切接见了厂长汪洋以及杨沫、崔嵬、陈怀皑、谢芳等主创人员。
当晚周总理亲自在西花厅阶前迎候大家，邓颖超也亲切和蔼地来到放映间。与杨沫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看片过程中，总理一直兴致很好，不断询问拍摄外景地及演职人员情况。看到觉得有趣的地方，还温和地笑起来。
影片放映到一半，总理就凭着对艺术作品的高度鉴赏力，看出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中间休息时，特意高兴地握着谢芳的手说：“祝贺你的成功！”并详细询问是从哪里来的、在什么单位工作等。
影片放了近3个小时，总理对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随后总理热情地表示：“影片拍得很好，我很满意。”当听说陈伯达认为影片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总理当即予以反驳说：“我们都是这样走上革命的路的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待到《青春之歌》公开上映，果然轰动一时，不仅国内出现各地电影院爆满的盛况，而且在日本等国外也很受欢迎，生动印证了这部纷争中诞生的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不愧为一部经典佳作。
《青春万岁》是王蒙19岁的时候写的，是其进入文坛的代表作品，也是一部优秀的青春小说。《青春万岁》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群天真烂漫的北京女中学生的生活。1981年，该书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1986年，该书又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奖。
小说描写了1952年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赞美了她们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的青春热情，同时也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品主要描写了郑波、杨蔷云等一些学生党员对一些生活困难、思想落后的女学生——如天主教会“仁慈堂”中长大的孤儿呼玛丽、出身资本家家庭的二小姐苏宁、一心想当科学家，对集体和他人缺乏热情的李春等人的热心帮助，使她们最终都能融入学校这一大家庭中来，共同进步，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学生们之间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和很高的思想觉悟。同时作品中也穿插描写了郑波和杨蔷云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提高学习成绩，以及郑波与田林、杨蔷云与张世群之间的不成熟的、朦胧的爱情故事。
1983年，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万岁》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该剧围绕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学生特有的青春美，表现了一群不同思想性格、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学生的神态风采。影片具有浓烈的时代感，从生活实际出发，细致入微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并努力纵深开拓、挖掘，形成隽永、淡雅的艺术风格，创造一种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时代风貌的情境。
电影《青春万岁》的剧情如下：1952年北京市中学生夏令营的营火晚会上，年轻人围着篝火狂欢着。女七中高三学生杨蔷云热情洋溢地朗诵着赞美青春的颂歌，表达了共和国诞生后，一代青年的崇高理想和激情。新学年开始了，校园像个大家庭，充满着欢乐、矛盾和温馨。团支书、青年党员郑波关注着从孤儿院长大的天主教徒、新转学来的呼玛丽；李春得到了学习奖章，杨蔷云给她提了点意见，两人竟争执起来；杨蔷云为郑波没得奖而感到不平，郑波表示要奋发学习从头做起；郑波在百货公司遇到了青年日报编辑田林，他们自豪地回忆起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牺牲精神；在看了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后，李春等起哄，让吴长福打扮成苏联胖大娘跳舞，出她的洋相，受到袁老师的批评；吴长福因自己受了捉弄，写了张批评稿贴在墙上，李春误认为稿子是杨蔷云写的，气愤地撕去了墙报稿；袁老师帮助杨蔷云，让她正确处理好与同学的关系；杨蔷云要帮助苏宁改变家庭腐朽没落的霉味，带着卓娅和刘胡兰的画像去她家。当她听说苏宁和呼玛丽进了教堂，气得跑了出去。后来，得知苏宁小时受过摧残，她震惊了，负疚地在教室门口等待苏宁，鼓励苏宁勇敢地投入生活；李春独自奋斗，写了个剧本投送青年报社，未被采用，功课成绩也下降了；郑波通过努力，获得了好成绩；杨蔷云改变了对李春的态度，两人真诚地谈了心；郑波一直关心呼玛丽，要她参加集体活动，从外国嬷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呼玛丽被她的诚心打动，诉说了自己的悲惨身世。最后，呼玛丽从教堂跑出来，参加了团队活动。在郊外公路上，女生们的卡车与张世群等地质学院的一群男生的自行车队相遇了，他们相互祝贺并约定毕业以后再见面。她们永远不忘这有意义的中学生活。
影片的创作者在原著的基础上，抓住50年代初期中学生特有的青春美，写出了一群不同思想性格、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学生的神态风采，谱出了一曲社会主义的青春之歌。
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性生活，浓烈的时代感，贯穿于整组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之中。对她们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没有突出和拔高，细致入微地向人物内心活动的纵深开拓、挖掘，隽永、淡雅的艺术风格，在节奏上掌握动中求静、静中寓动、相反相成的表现方法，创造一种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时代风貌的情境，自然、和谐地出现一种独特的抒情氛围。该片获1984年苏联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纪念奖。
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描写了特区中学生斑斓多彩的生活，同时对社会生活进行多视角思索，用少年的意识思考着师长，并以轻盈的笔触加以勾勒和描画，字里行间流露出理想的光彩，呈现出青少年阳光沐浴下的绚丽世界。小说中写的是一群在改革开放前沿的青少年，他们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极鲜明地表现出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个性特征。
《花季·雨季》对80后一代作家的早期写作有着广泛的影响。
第三节 80后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
目前，“80后”群体不仅包括了文学、娱乐、体育、金融、IT、教育、科研等各个领域里的顶尖代表，还有普通的80后出生的人。其中运动员中代表为姚明、易建联、刘翔、丁俊晖、何雯娜、张怡宁等；在娱乐圈中有从超女脱颖而出的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何洁等；快乐男声俞灏明、王栎鑫等；加油好男儿井柏然等；还有花儿乐队等。
金融、IT、教育、科研和学术界的80后也逐渐兴起。
1987年出生的薄瓜瓜是英国哈罗公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最高联合总会常务理事，2008北京奥运会海外学生志愿团团长等职务，17岁时在国外出版了的英文专著《还有不同》。同样是87年出生的巩玟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大才子，他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最年轻的访问学者，主攻量子物理学。1980年出生的复旦大学博士金理，荣膺“华语传媒年度批评家奖”。1981年出生的张鸿巍是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现在是广西大学法律系的副主任，并具备教授职称。1985年出生的朱子夫，集作家、画家、书法家、青年学者、媒体人等多重身份，现任某传媒集团CEO。1981年出生的北京大学美学博士胡鹏林，则是湖北师范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泡泡网CEO李想是IT界的精英。80后的罗成还进军新加坡互联网市场，旗下拥有新加坡教育联盟和马来西亚教育联盟两大品牌。其他的还有德春电信和中林投资开发集团的周德春，渡口网络的金津，凤博国际集团的董思阳等。另外，值得骄傲的是2008年中国内地首富杨惠妍也是80后。还有更多的80后主力军在成长，他们成为中国的希望。
国内研究80后文学的权威专家江冰教授认为：“80后”这个称呼最先出于何处，有待考证，但其所以迅速成为超出文学范畴进入社会视野的代际标志，却是与下述几个原因有关：
现代大众媒体强有力的广泛传播，信息加速流动，流动中促成变化；
文化转型期的作用，市场化、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人的意识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新媒体的广泛使用，比如网络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全面进入；文化消费与商业炒作的作用。
“80后”这一代人自身的文化差异特征强烈程度远远超过70后、60后，并出现某种文化断裂迹象，表现在文学中也有观念方式全新的明显趋向。
充满戏剧的是，恰恰因为此种“断裂”，“80后”代际差异凸现，带动了全社会对于“50后”、“60后”、“70后”的指称流行，其实这里也就蕴涵了人们对于传统上“代沟”的关注与认同。
80后作家是当今文坛最具冲击力、最有激情的一股文学力量。原先的80后概念就是指80后作家和诗人，后来概念被宽泛化，才扩展的更为深广。
80后作家中代表人物：有许佳、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孙睿、春树、李傻傻、许多余、小饭、步非烟、恭小兵、安意如、蒋峰、李海洋、刘卫东、周嘉宁、胡坚、王小天、笛安、郑小琼、张佳玮、蒋方舟等。
80后作家主要作品有韩寒的青春小说《我爱阳光》、《三重门》、《像少年啦飞驰》、《长安乱》、《他的国》，郭敬明的青春小说《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小时代》，张悦然的忧伤小说《樱桃之远》、《誓鸟》，孙睿幽默小说《草样年华》《我是儿子》，春树的残酷青春小说《北京娃娃》，李傻傻的乡土小说《红X》和地域散文集《被当作鬼的人》，许多余的先锋小说《远方》和史学著作《中国选美调查》，小饭的先锋小说《蚂蚁蚂蚁》，步非烟的武侠小说《天舞纪》，恭小兵的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无处可逃，安意如的古典散文《观音》，蒋峰的青春小说《维以不永伤》，李海洋的青春校园小说《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刘卫东的人文散文《指间流水》、周嘉宁的童话小说《陶城里的武士四四》，胡坚的智性小说集《愤青时代》，王小天的家族小说《红粉》，笛安的玄幻小说《西决》，郑小琼的诗歌《黄麻岭》，张佳玮的古典小说《倾城》，蒋方舟的少女小说《正在发育》等。
有人认为，“80后作家”现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市场化、文化化的一种表现，是适应青少年阅读需求，在外部商业资本（传媒、出版）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学创作现象，是借助小读者和小作者的互动进行偶像化市场造势和炒作的文化现象。
最早的80后作家是许佳，早在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我爱阳光》，在青少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时新概念作文大赛还没有举办，80后的概念还没有提出。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她的《青春雨》，此时韩寒等人还没有正式出道。
80后作家的广泛而整体意义上的创作，可以追溯到上海《萌芽》杂志创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他们一方面适应新的环境下小读者对于文学创作、欣赏的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利用中学生的高考情结和教育弊端，与一些著名高校达成协议，在大赛中表现优异的小作者可以通过自主招生方式录取，从而极大地吸引了中学生参与其中，同时也引起传媒、家长以至社会的普遍关注。新概念作文大赛也确实涌现出一些有天分、有个性、有创造力的小作家。由于他们的作品率真、原态地记录了部分当代青年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心理、情感特征，适应了他们的阅读需求和心理，个性十足，抒发了他们自己的心声，如高考的压力、青春的困惑等，说出了自己心里话，在阅读中得到宣泄，受到广泛的推崇和喜爱。一些敏锐的出版社和书商发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全力打造这样一批青春写手、作家，导致80后创作大量出现，一些小说的销量竟逾百万册。由于新概念作文大赛、80后创作在社会上掀起的巨大影响，媒体也热烈地关注、参与其中，不断为80后创作造势、炒作。通过对此的运作，许多涉猎其中的传媒影响力剧增，而他们的宣传、造势，又为80后文学的创作、作家的名誉提高、作品的销售推波助澜。
对于80后创作，马相武教授的评价中肯而客观。他认为，从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来看，80后创作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是，这种巨大的影响与其说是因为其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不如说是抓住了青少年读者们的阅读心理。80后作品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主要反映在语言层面上富有艺术性，个性十足，同时其细腻、逼真的心理、情感变化，也有十分可取之处。千百万青少年需要在自己的成长期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期有自己最喜欢最合适的“青春读本”，80后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个需求。当然，其价值取向还是有很大争议的，也许争议并未充分展开。现在是大家都愿意表现宽容的年代。
马相武教授肯定80后创作的积极一面，同时也指出了80后创作的一些弊端。一方面由于书商、出版集团要在短时间内出书、获取利润，所以会要求作家在短时间内交稿，有很有限的工作期限；另外，在版税、稿费以及创作名望的推动下，作者们有时候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质量有时难以保证，部分作品的创作立意源于出版集团的策划，容易造成作者个体写作行为失范。另一方面，由于小作家、小作者们并没有受到专业的写作训练，结构上不免松散；同时，由于年龄、经历，其社会阅历、文化积淀不深，也难以写出较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情节、人物塑造上稍显单薄，而且有雷同的现象。同时，标榜率真很好，但率真、抒情多了，难免沦为矫情，便失真了。语言上追求自由纵情，但是有的也很粗糙草率。
青年读者对于80后创作的喜爱与推崇，也反映了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文化以及生存状态。马教授还形象地指出，80后创作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是“我们写我们”，后一个“我们”是指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也就是青少年群体；前一个我们则是指80后作家们，也就是用青少年的手，来写青少年的事。这是区别于“他们写我们”的，这里的他们，是指那些先一代的专业作家们。相对于“他们写我们”，“我们写我们”显然更加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受“我们”的推崇。
然而，“我们写我们”，与“他们写我们”相比，尽管的确更加率真、更加贴近青年生活，也更能反映青少年呼声，但是由于这些“我们”的生活阅历、文化积淀并不丰厚充实，往往显得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作品的深度有限，难以对青少年青春时期的心理、情感变化作一客观、理智的分析，题材的筛选上难免良莠不齐，某些作品过于暴露、夸大青春期的困惑、迷惘，甚至还有一些赤裸裸的性描写，很容易对身心尚不成熟、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青少年学生产生不利的引导和指向，这也是马相武所深感忧虑的。
早前曾有人指出：80后作家们沉湎于文字的赤裸狂欢，在安静的夜晚异常亢奋，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过黎明，在熙攘嘈杂的环境中，无法真正宁静地写作；在虚热、浮躁和追捧中沉迷于写作。这使得“80后作家”看起来不那么单纯。这一群人，闹哄哄地走向了文学的殿堂，但是活在尴尬里，活在阴影里，活在文学丧失其纯粹性的危机中。
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尴尬现实——一些早年成名的80后作家很多都已经销声匿迹。有的早已忘记写作过起了逍遥的白领生活；有的早已转行干着与文学不相干的事情；有的虽然还在从事创作，并且在图书消费市场上赢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们的文学写作水准却永远停留在当年的起步阶段——那股“青春劲”“青春味儿”，怎么看都是装出来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我手写我心”，而是“我手写我钱”——这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文学信仰。
然而，谁又能说完全是呢？
生活积淀的增多、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文学修养的提高，是写作升华的关键。80后文学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主流文坛的确认，《收获》《人民文学》《花城》《上海文学》等主流刊物已发表他们的大量作品。一部分80后作家一直坚定自己的写作方向，他们不屑于去写那些他们认为“很低级”、“很弱智”、“很无耻”、“很垃圾”的东西，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他们的野心很大，而正是他们，承载着中国文学的希望。
文学毕竟应有其特殊的质地和要求，不能降低对80后这一代的评价标准。这时，对80后来说，写作需要的既有才力，更要有定力，而沉寂、思考、阅读显得尤为重要。对传统历史文化、时代精神、当下社会心理、基本的理论等的了解与掌握都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是促使有效的写作资源形成的重要因素。在诱惑丛生的当下，谁能保持必要的独立和清醒，能够不断地超越、否定自己，维系内心的一份纯净，将文学创作进行到底，谁便能真正地傲立文坛。
“80后”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概念，更是一个市场与商业炒作出来的概念。自己被不被笼络到这个概念之下无所谓。真正的文学不是以年代划分的。有的作家，他不乐意自己被划入任何一个流派，因为他追求艺术性的独一无二。划分流派，圈定概念一般都是按评论家或者出版商的意愿做的事情。因为这样做对他们都有利。前者是学术上的方便，后者则是经济上的利益考虑。然而，“80后”已成事实，我们只有承认并遵从，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厘清正处于发展和变化中的80后文学。
第四节 80后作家的创作模式与创作走向
21世纪的10年里，中国文学从所谓的官方文学直接过渡到网络文学和市场文学的道路上。80后文学的确离不开网络，也离不开中国自由文学的大环境。在自由和个性之间80后作家们开始把10年里的各个流派分别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10年里，中国传统文学从不认可80后作家，到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方作家协会主动招安80作家；10年来，80后作家一直是大众文艺批评的锋点。时至今日，80后作家的作品几乎影响了中国上亿的读者，谁敢说他们是非主流？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80后”作家的迅速上位，打破了传统文坛的酱缸。这其中尤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和网络文学表现最为突出。伊始于20世纪末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虽然历经10年已经势微，但是它推出的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萌芽派”80后作家，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青少年。而崛起于网络的“非萌芽阵线”80后作家，则阵容更为庞大而强劲，春树、孙睿、许多余、李傻傻、恭小兵、郑小琼等，则不仅颠覆了文本意义上的文学，更颠覆了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和价值取向，从此文学变得多元、包容而气象万千。“80后”一代青年作家，经历了社会的迅速变迁，社会的阵痛与裂痕深深印刻在这一代作家群体的灵魂之中，从而体现在他们作品字里行间的桀骜与放纵里；同时，这一作家群体承受了前辈巨大的非议与压力，他们被打压与排挤，然而终于以扭曲的形态站上了舞台，并以硬颈姿态挑战传统，突破禁锢，而终于成为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与幼稚病的终结者。是时代造就了“80后”一代。在这个历史时段里，没有其他的群体可以超越，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他们的百花齐放与百折不挠，成为这个全球化物质化时代不屈的脊梁，他们的走向将直接注定未来的命运。
2009年5月，伴随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本25万字的非萌芽实力作家作品集《最后的盛典》（小说卷）的推出，网络上开始对80后作家阵营问题开始大肆讨论，“非萌芽”作家概念正式提出，80后作家从此开始分化了“萌芽”和“非萌芽”两个阵营。
对于“萌芽”作家的概念，应该这样定义：凡是参加过《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且获奖，然后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作家，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虽然没有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但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并被《萌芽》杂志所推崇，以此引起关注走上文坛的作家，如蔡骏、那多等。而“非萌芽”作家，定义则比较简单，“当初没有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或参加了被淘汰的作者——我们把他们称为‘非萌芽’作家”。“非萌芽”中的代表人物有许多余、孙睿、李傻傻、春树、恭小兵、安意如、孔二狗等。
早期80后作家的创作模式基本上很单一，其小说创作多与青春和校园有关，其关键词是青春、校园、成长、叛逆、爱情、忧伤、悲伤、困惑、单纯、怀恋等，谈不上什么结构，内容也基本大同小异。“萌芽作家”由于被过早地市场化，成名较早，阅历有限，以前所作多此类作品。比如，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就是一部校园小说，郭敬明的成名作《幻城》就是一部青春幻想小说。
其他“萌芽作家”也以校园和青春入手，并且大多数多年一直没能逃脱掉青春文学的范畴，只有张悦然、小饭、胡坚、蒋峰、刘卫东等少数作家在纯文学领域不停地奋进，特别是小饭和胡坚，一开始就不是写青春校园小说的，当大多数80后作家都在写青春文学的时候，小饭已经开始学习马原、残雪、余华等写先锋小说（如短篇小说《地下歌手》等），胡坚也学习王小波写成熟的幽默的与人性有关的小说（如短篇小说《宠儿》等）。蒋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虽然也属于青春小说类型，但在结构和技巧上都明显地高于当时一般的80后作家，显得比其他的“萌芽作家”更注重修炼自己的“文学功力”，并且他的野心也很大。这三位萌芽作家给自己的创作定位都很高。以“80后第一散文家”著称的“萌芽作家”刘卫东，他的创作几乎是一开始就摆脱了校园的幼稚，《接近一种本质》等散文作品以宏大、深刻、细致的语言，表达了一种超越青春的人文情怀，著名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曾经这样评论他，“刘卫东的文字极有张力，有层次，想象力丰富而开通。在《接近一种本质》里，作者通过对野花的热烈赞美，表达了对生命力对人生的深入的看法。相当有创意。是我这次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
早期的张悦然创作的作品诸如《红鞋》等多以华丽的语言诉说少女的小资的忧伤，其文风明显受到70后作家安妮宝贝等人的影响，与郭敬明有所类似，并与郭敬明并称为“80后作家金童玉女”。自从她推出长篇小说《誓鸟》这部标志性作品之后，其创作风格明显转型，向纯文学方向靠拢。其关注的视角也更为开阔，爱情、生死、灾乱等宏大的主题也贯穿在小说中，较之以往，她叙述的胸襟也显得更为广阔，并且直逼内心。《誓鸟》曾夺得“中国小说排行榜”，受到传统文学界和主流文坛的认可。林静宜自2006年出版长篇校园小说《逆时钟》以来一直没有再出版作品，直到2009年12月月底才推出新长篇《葬蝶》，据称这是一部表现主义小说。
很多出道很早的萌芽作家，近年来销声匿迹。比如萌芽新概念元老级人物，当年凭借一篇散文《来自沈庄的报告》被北大免试录取的陈嘉勇毕业以后一直在电视台工作，没有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写过《孩子》的宋静茹后来并没有写出过什么好作品。写过《流星，刹那划过天际》的孙佳妮一直没有再从事文学创作，而是开起了咖啡馆。写过《物理班》的刘嘉俊后来转行写起了玄幻，笔名也改成了“格子里的夜晚”，并成为某文学网站白金级网络作家。当年的愤青胡坚现在也没有什么声音和作品出来，有古典小说家之称的张佳玮近年来也改行，写起了体育评论。
也有一些风格一直不变的萌芽作家，比如水格、李海洋、马中才等还是一直在写青春文学作品。以写童话小说著称的萌芽优秀女作家周嘉宁，还是继续在写童话。苏德继续创作着精致、柔美，文字清新淡雅，故事情节却颇为跌宕的小说。刘卫东继续写他的深刻、晦涩充满学术意味的散文。至于从原先的出版人转行为现在的类型小说作家，早年因主编《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而在80后图书出版界有重要影响的刘一寒则无疑是个奇怪的特例。
作为萌芽最当红的两位作家，韩寒和郭敬明的创作路线截然不同。韩寒从出版长篇校园小说《三重门》以来，创作风格一直在变化，《长安乱》是一部幽默的新武侠小说，《他的国》应该算得上是一部都市小说。近一两年，韩寒没有出版新小说，他转向关注民生，与政府及强权对抗，挑战权威和不合理的政策法规，俨然成了“公众知识分子”。
其创作的作品也多为杂文，这和鲁迅有诸多相似。他也接连推出了自己的杂文集《杂的文》和《可爱的洪水猛兽》。
郭敬明虽然在图书出版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一度占据“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一的位置，其创办的《最小说》杂志月发行也达到50万册的天文数字，但他的创作与几年前刚出道时相比确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青春和校园的基点上，谈不上任何形式的转型和突破。从《幻城》到《梦里花落之多少》，再到《夏至未至》和《小时代》，他一直没有在文学界赢得好名声。《幻城》抄袭日本的漫画，《梦里花落之多少》抄袭庄宇的《圈里圈外》，《小时代》里面满是炫富。用韩寒的话来说，“他现在输出的是很贱的价值观”。所以有媒体在为韩寒出道10年做总结报道时说，假如没有这个年轻人又如何？除了少一点宣泄、娱乐与短暂的沉思，房价依旧飙涨，三聚氰胺牛奶依然畅销，“豆腐渣”还是天天塌，夺命煤矿隔三差五如闹钟，他什么都改变不了、影响不了，所以他的博客安然无恙。韩寒十年，小说依然畅销，业余车手蜕变为总冠军，博客点击也已列入全球之冠，不过他最大的名声还是他以初中学历履行知识精英的职责，让一个赛车手和畅销书作家用最常识的语言加上一些俏皮比喻，替代这个社会原本需要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话语。韩寒的所谓真话，到底是理性批判建设多一点，还是情绪煽动更强些？抑或是，一面是话语沉默，一面是角色僭越。总之，现状都是社会公共话语畸形的怪胎。韩寒这些年面对社会公共问题讲了一些真话，但那些话题的背后总会看到他有意无意说及其新书与新推的杂志，或者说，那也是一种聪明的自我经营与炒作——即便如此，这依然无损于我们对韩寒那些常识判断发言的肯定——这个社会，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