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末尚有一外国来贡，迄今犹未决定其主名。《旧书》一九八《拂蒋传》载：“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拂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水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旧书》夺“水”字，据《新书》补。）拂国王是某国之王，解者凡有四说：（一）东罗马王Heraclius之弟Theodorus，但其人已于六三八年被杀。（二）东罗马之大臣ValentineCaes r。（三）罗马教皇Theodorus，即位于六四二年十一月。（四）叙利亚总主教之号，即Patriarkis。我往日亦曾提意大利王Rotari之一说，但第一音组Ro究不能对“波”。前文四说之中，我早说对音以Patriarkis（省去尾音）为最近。今考《旧书》称：“拂国一名大秦”，而《景教碑》则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景教固来自叙利亚，是此之“拂”得为叙利亚也。阿罗本之来，与波多力之贡，后先仅九年，谓其接踵而至，事亦甚类，当日有“拂国诸蕃”之称（见下七节），可知拂不定指东罗马；以称号为人名，又以大主教为王，亦旧日言语不通常有之误会。综合观之，此王名为叙利亚文之大主教，殆可无疑。
§§§第三节高宗继成大业
高宗本庸懦，然以承贞观余荫，武将多材，且获降附突厥之效力，故其前半叶之开疆辟地，有时且过于太宗，是则时势造成，非彼之力量所致。兹分西北、东北两项记之。
（一）西北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降而复叛（永徽元），前后遣梁建方、契何力、程知节等进讨，皆无功（永徽及显庆元）。显庆二年，更以苏定方为帅，领回纥等兵，分南北两道进军，先破之于金牙山，乘胜追击，十二月，复大战于伊丽水（今伊犁河）上，杀获略尽。贺鲁西走投石国（Ta kand），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西域悉定。诏分其地置潆池、崑陵二都护府，以步真为潆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分押五弩失毕部落，弥射为崑陵都护、兴昔亡可汗，分押五咄陆部落。其所役属吐火罗等国遣使内属。龙朔元年六月，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参《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三四——三七页）隶安西大都护府，仍于吐火罗立碑纪德，我国声威之远暨，蒙古前所未有也。各府名如下表：
各都督府之名称，除波斯外，均是唐人采用古语，无关实际。惟国及州城所在，则表示当日西域诸国之领域。此一次建置，向来不为我国史家所重视；一则因囿于闻见，对八九十个地名，无法探讨。二则不明历史之过渡性，以为悬隔万里，事同儿戏。法国学者沙畹曾谓所置府州，具重要科学性质，亦不过就中亚地理立言，对于唐代声威之影响西域，毫无阐发，殊为憾事。考西突厥统叶护盛时称霸西域，授诸国以颉利发（ilt bir）之号，每国派驻吐屯（tudun）一人，收其征赋。及显庆三年（六五八），西突厥全境悉隶我国，以前监统之权，亦自然随战胜而归我国继承。唐朝如依此执行，最低限度亦可监督各国之财政。然中国对外，向主怀柔，不主侵略，今只在名义上设立州府，免去苛赋，诸国应无不乐于顺从，其立碑颂德，可信言出由衷，惜此古迹与拂林碑，均湮没不得见也。（显庆年中，波斯人阿罗喊（Abraham）曾充拂国诸蕃招慰大使，于拂西界立碑，见景云元年《阿罗喊墓志》。）
此十六国之今地，就大体言之，吐火罗、哒、诃达罗支、厨宾、失范延、石汗那、护时健、多勒建八国均在阿富汗，怛没、乌拉曷二国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解苏、骨咄施、俱密、久越得犍（亦作Kabudian）四国在塔吉克共和国，波斯即伊朗，护密多之一部应在我国境内。
在龙朔元（六六一）之前，西方各国先后来归，亦尝分设府州多处，并以次记之：
康国康居都督府永徽年（六五○——五五）设，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何国（ko anyah）贵霜州永徽后设，今地同上。
拔汗那（Ferghāna）休循州显庆初设，今地同上。
葛逻禄（Qarluq）阴山、大漠、玄池三都督府显庆二年（六五七）设，原居金山之西，北庭西北，今新疆北部至蒙古西部。
龟兹龟兹都督府显庆二年设。
石国（Ta kand）大宛都督府显庆三年（六五八）设，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米国（Ma margh）南谧州显庆三年设，今地同上。
安国（Buxara）安息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东安国（Xarghan）木鹿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史国（Ke ）沙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二）东北
（1）百济本马韩故地（伯济），汉成帝鸿嘉三年，扶馀族人温祚率众南王其国，因以百济为号，当今朝鲜半岛之西南部，东至新罗，东南渡海至倭国，北至高丽。与新罗世仇，高祖、太宗屡遣使和解之，其王义慈不听。显庆五年，高宗命苏定方统兵伐之，虏义慈及其太子隆等。百济旧分五部，因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卅七州，二百五十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设熊津都督镇之，得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同年八月十五日，定方立纪功碑，碑为五层花岗石塔，高三十五尺；文刻于塔之第一层，高四尺五寸，题《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字作正楷，径一寸五分，今存忠清南道扶馀县南二里，俗呼为平济塔。及大军西旋，余部复叛，围留守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并请援于倭，倭遣秦田来津帅师五千赴之。刘仁轨奉诏发新罗兵救仁愿，龙朔三年（六六三），孙仁师又领兵浮海至，各军既合，遇倭人于白江口（今东津江流入熊津江处），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秦田来津战死。（参《旧书》八四及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一二三——二八页）今亦有刘仁愿纪功碑存扶馀县，惟末截已残缺。朝廷于是授扶馀隆熊津都督，遣还本国，隆惧新罗，寻归京师，自此益为新罗所兼并。
（2）高丽先是，贞观十六年，西部大人泉盖苏文（泉是姓，盖苏文为三字名）性凶暴，诸大臣与其王建武（彼国称为荣留王）谋密除之；事泄，盖苏文假校阅为名，邀请大臣参观，勒兵尽杀之，并弑王而立王弟藏为王（彼国称为宝藏王），自号莫离支，专国政。十七年，唐遣使谕令勿攻新罗，盖苏文执不从。太宗谓左右曰：莫离支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十九年，命分水陆并进，御驾亲征，先后破盖牟（盖州，今辽阳、沈阳之间）、辽东（今辽阳）、白崖（或白岩，今辽阳东五十余里太子河北岸）诸城，进次安市（今海城南十五里之营城子），城坚弗能克。会仓储将竭，士卒寒冻，乃班师。此后廿一、廿二年及高宗永徽六、显庆三年（均程名振），虽有小接触，无大功。龙朔二年，统兵者任雅相卒于军，庞孝泰与战于蛇水，军败，孝泰及其子十三人皆没于阵。乾封元年，盖苏文死，子泉男生为两弟所逐，脱身来奔，因命李伐之；总章元年九月，拔平壤城，虏高藏，设安东都护府，统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仪凤二年，散徙其一部人于河南、陇右，自后新罗，渤海渐并其地。
唐得高丽而不能守，《述论稿》以为“实由吐蕃炽盛”（一三九页），余谓此非主要之原因也。其一在“辽东道远，粮运艰阻”（郑元踌对太宗语），海航操纵，难得其人。其二、突厥脱离，北边屡警，环顾内外，情势迥殊。其三、东北两蕃（契丹、奚），渐多作梗，顾此失彼，有同捉襟。圣历间（六九八——九）拟命高氏子孙自统安东旧部，事不果行，唐遂永失其控制高丽之实力，开元廿四年更明令“坝江已南宜令新罗安置”，（《元龟》九七一）且进一步承认新罗之吞并。
§§§第二章 唐前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是为唐前期。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全国尚未统一。时值隋末丧乱，社会残破，经济凋敝，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削平群雄而征战不已，加之水旱频仍，广大农民赋役负担十分沉重。因此，在唐高祖李渊执政的武德时期（公元618—626年），尽管唐王朝已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隋弊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但是究属草创，故农民反抗斗争时有发生。
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他以隋为鉴，接受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治国方针，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执政后期，逐渐骄奢，好尚珍奇，纵情畋游，不乐谏诤，昵近小人，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发展，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
唐高宗即位后，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辅佐下，朝政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到其执政后期，为了防御吐蕃和突厥的不断进扰，征发数十万大军前往西北地区戍守和作战，“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贷则富强获免”。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几乎完全压在农民身上，以致“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武则天执政期间，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进一步发展科举制，破格用人，抵御吐蕃、突厥和契丹侵扰，户口由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千百四十一户，为唐王朝在开元年间臻于鼎盛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执政期间，尤其是晚年，由于任用酷吏，奖励告密，滥封官吏，佞佛建寺，筑明堂、天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批农民破产逃亡，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深。
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下台，唐中宗恢复帝位，但朝政大权却落入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之手。她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广占田园，苛剥封户，骄奢淫佚，“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甚至企图步武则天后尘，僭称女皇。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短短八年间，宫廷政变迭起，皇帝屡易，朝政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
唐玄宗上台后，政局才趋于稳定。他在著名宰相姚崇、宋辅佐下，锐意求治，澄清吏治，限制直接掠夺封户，沙汰僧尼，捕杀蝗虫，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防止边将闹事，因而社会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至开元、天宝之际，“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户口增至八百余万户，号称“开元盛世”。
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更加激烈。由于官僚机构愈益臃肿，养兵越来越多，与边境各族战争连绵不绝，不堪繁重赋役而破产逃亡的农民难以数计。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是“闾阎困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应当指出的是，唐前期少数民族、尤其是岭南、剑南和黔中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深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少数民族首领、官僚和富豪蓄养和掠卖奴婢比较盛行。如贞观初，岭南少数族首领冯盎，占有“奴婢万余人”。唐睿宗时，监察御史李知古欲掠姚州（今云南姨安）蛮“子女以为奴婢”。在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时，唐统治者更是乘机大肆掠夺人口。如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四月，大丞相府谘议参军窦轨镇压稽胡起义时，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五月，行台仆射窦轨打垮始州（今四川剑阁）、巴州（今四川巴中）、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山僚起义时，又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三月，益州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破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州”山僚起义时，俘男女五千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夔州都督齐善行围剿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僚民起义时，俘男女三千余上。同年，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镇压巴州、洋州（今陕西西乡）、集州（今四川南江）和壁州（今四川通江）僚起义时，掳男女万余。翌年四月，上官怀仁将巴、洋、集、壁四州僚起义平定时，又掳男女六千余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广州总管党仁弘讨伐罗州（今广东廉江北）、窦州（今广东信宜南）僚起义时，掳男女七千余口。唐统治者将掳掠来的少数民族男女，有些作为奴婢，赏赐给“有功”将领和达官贵人，供其驱使。这就更加激起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唐前期少数民族起义较多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唐前期虽是李唐王朝创建并日益向上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李唐统治者的压榨逐渐强化而日益发展，民族矛盾也不断发展，在有些时候和地区还比较尖锐。
§§§第二节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