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刺伯人（Arabs）为闪族（Semitic）三大支之一，外人对之有种种异称（亚美尼亚文Tacik，叙利亚文Tayi，中波斯文Tk，新波斯文Tājīk，Tāzī，于阗文Ttasīki，西藏文Stag-gzig），犹云“耕种者”，唐人呼曰多食（见前十四节）或大食、大实、大石，盖通过于阗或西藏文之音译，犹诸清初通过蒙古语而有“俄罗斯”之音译也。林斡云，“这里所谓大食国，就是指今日之波斯、阿刺伯及中央亚细亚一带而言，唐宋时，对这一带地方都称作大食”；按中唐以前所记大食，率不包举中亚，林氏之言，近于淆混。
摩诃末（谟罕默德，Mohammed）生于陈太建二或三年（五七○——一），首创天方教，其经曰《可兰》（Koran或Al-Koran），历法以六二二即武德五年为元年。总教务者称哈里法（Caliph），义为“代天行事”，类于天主教之教皇。摩诃末卒后（贞观六——六三二），总教一席，屡生争执，其徒分为两派。一为其婿阿里（Ali），流行东方者皆此派，号称“十叶”（Siyi）教。一为其从昆之裔阿拔斯（Abbas），衣尚黑，唐人称曰黑衣大食（Abbassides）。至龙朔元年（六六一），哈里法位又旁落于倭马亚（Ommia）族之人，衣尚白，曰白衣大食（Ommiades）。天宝八年（七四九），阿蒲罗拔（AbulAbbas）大杀倭马亚族，自立为哈里法，是名阿拔斯朝。此天方教创立及内哄之经过。
在政治方面，则波斯、东罗马同疲于多年战争，大食得以新兴力量，四向扩展，贞观十年（六三六），取东罗马之叙利亚（Syria），未几，又击走波斯王伊嗣俟（YezdegeriⅢ），萨山（Sāsān）王朝遂亡。其子卑路斯（Piruz）奔吐火罗，遣使来唐告难，高宗以道远难出师谢之，会大食内乱，侵掠稍阻。卑路斯后入居长安（在咸亨四即六七三年，见《元龟》九九九），死于中国，调露元年（六七九），裴行俭谋讨西突厥，携其子泥涅师师（Narses）以行（见前廿五节），因客吐火罗廿余年，景龙初（七○七）复回长安。
同时，武后初叶，唐弃安西（见前节），与大食最前线接触者乃为西突厥。自神龙元年（七○五）起凡十年，是为大食名将异密屈底波（EmirQutaiba）东侵时期，景龙元年（七○七）破安国，先天元年（七一二）降康国，皆尝击败突厥军队，开元三四年间（七一五——六），东、西安厥皆内乱（参前十九节及前文），又会屈底波叛其哈里法苏利漫（Suleyman），故三年安西都护张孝嵩偶有击走大食、吐蕃所立拔汗那王之捷。
七年（七一九）二月，安国王上表言，年来被大食侵扰，请敕突骑施救护。俱密国王表言，吐火罗、安、石、拔汗那等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望免臣国征税。康国王表言，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斗战，不蒙救助，去今六年，被屈底波部侵入，臣部兵士大损，为寡不敌众，入城自固，请派兵救助。又十五年（七二七）吐火罗叶护表言，父被大食统押，身被大食重税，请敕突骑施可汗发兵除却大食。（均《元龟》九九九）凡此呼吁，都无非苦大食之苛征，回想到唐对属国之不事搜索，故切望援助，俾解倒悬。然其时苏禄方强，唐岂能越疆而理；抑大食东侵，西突厥固感切肤之痛，亦非坐视不顾也。巴尔托勒（V.Barthold）云：“苏禄既奄有中亚西部，自不能以缚刍河外（Transoxania）地方，拱手让于大食。盖如大食人既视粟特为‘天授首领之乐土’，则此富盛省份，在突厥自亦相当重要，故苏禄一朝，均协助酋豪以抗大食。大食深为所苦，因而称苏禄曰AbūMuzāhim，犹云挑战者或头触者，以象或牛喻之也。”
明乎此之关系，则知保护中亚，抵抗侵略，自吐火仙之灭，其责任乃由突骑施而移转于唐。由是，唐除册封拔汗那及石王外（见前），天宝元年，（七四二），封西曹（I tixan）王为怀德王，三年（七四四），以宗室女和义公主妻拔汗那王，都多少示安怀之意。日人佐野猥说商业资本发达为唐代外侵一个动机，显未尝作过全面的观察。最误事者仙芝屡胜而傲，贪得无厌，玄宗复老耄昏愦，弗知应付中亚的危局，九载（七五○），仙芝绐石国王为好，随引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掠其金宝，取石国王以献，斩于阙下。一时群胡忿激，王子乞援大食，大食遣Ziyadibncalih来援。仙芝将蕃汉兵二万深入至怛罗斯城，葛逻禄（Qarluq）部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十载（七五一）七月，大败于怛逻斯河附近之Athlac城。唐代百年来在极西所树立之基础，遂因昧于国际情势而面临崩溃，不数年，唐亦有安、史之乱。
是役也，中国俘虏将造纸术输入康国，成为彼国之重要出产，往日西方所用“皮纸”及埃及草纸，以缺乏美观及便利，遂渐被淘汰。又有杜环者亦被虏西行，宝应元年（七六二）循海道还至广州，著《经行记》，其书早佚，惟《通典》曾采入数条。
有不可不顺带提示者，今塔吉克共和国之原语亦作Tajik，《元史译文证补》二六上曾因其音读相同，将塔吉克与阿刺伯混而为一。考塔吉克族最初见于国史者为《后汉书》之德若国。又别出噶勒察（Galca）一支，（名见《西域水道记》一）即《汉书》之依耐，《佛游天竺记》之竭叉。塔吉克与噶勒察为对举之辞，后者指山民，色白而发黄，前者犹云耕种之民或农民，皮肤及发均黑。
§§§第六节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近年史学界有种种看法，或以为对国内部落和种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酿成，或以为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认为无数农民参加了那个造反，其中亦已有人提出异议。余尝细思之，此一动乱实深关乎中外之大防，应先分清敌我，勿庸轻易作公式的断论也。
要抉出禄山谋叛的动因，先须明了东北发展及其住民之历史。周代燕国领地达于朝鲜，汉元帝以后乃渐收缩（见前《隋史》十七节），然辽水以西营、平、燕诸州，自汉至隋，皆吾有也。
隋文时，粟末有厥稽（突地稽）部渠长率数千人内附，处之柳城郡（营州）北，炀帝为置辽西郡，（《通典》一七八）后改燕州。开皇初又置玄州，处契丹李去闾部落。（《旧书》三九）入唐以后，增设尤多。
东北在百余年间，已招致许多外族（契丹、奚、、室韦、新罗、突厥、胡人等）入居，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此等人原为照顾其有家可归，特辟地安顿，与开皇末之突厥情形相同，但与久处边疆非新近迁入之弱小民族有异；既属托庇，自应服从主人，若其诡谋弄兵，阴期夺国，直是侵略举动，岂能视为敌对斗争？如果把安史之乱如此处理，则武德、贞观间突厥之对我侵略，亦得以振振有辞矣，乌乎可。
以如是复杂之边区，分应慎选忠诚爱国之干才，为之监护，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累民生之涂炭。《旧唐书》三九云：“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诸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参《寰宇记》七一）其为胁从作乱而非农民起义，事迹甚明。正如桑原藏所指出，从禄山者孙孝哲、李怀仙等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安忠志、张孝忠为奚人，达奚为鲜卑人，苟读李泌“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通鉴》二一九）之语，则知贼军之中坚，大半为外来异族。再从官军干部检之，高仙芝、王思礼均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之李光弼，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均铁勒人，荔非元礼，西羌人，论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龟兹人，对安史之乱，均曾在官军下建立相当功绩。由此观之，其能简单地公式地承认为民族压迫之后果耶？必持此论，则是溃中外之防篱而为敌作伥也。陈珏人曾大致说，农民决不能是这回主要参加造反的人，禄山所凭藉的兵马，依《新书》本传，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是最基本的队伍，后来又并吞了阿布思的部落，故兵雄天下，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不会都是汉人。吾人试再看颜真卿辈振臂一呼，河北响应者十五郡，求诸公私史乘，并未见农民乐意参加禄山行列之痕迹，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亦可以休矣。
说至此，吾人可进行审查禄山之履历。九姓胡于后汉为粟弋，北魏为粟特（Sogd），言语属吐火罗语系，与月氏无关，惟五胡之羯，从其以石为姓及多须两点观之，可能属于此一种，羯（古读ki t）之语原则未详。俗呼其战士曰柘羯或赭羯，但非必善战之军队，吾人研究安史之乱，首须要廓除此类误会及成见。
禄山胡父而突厥母，生于突厥，开元初逃来，为互市牙郎（即今之经纪），给事幽州。廿四年失律，幽州节度张守请诛之，大约武惠妃、高力士受其贿，为之缓颊（详说见拙著《通鉴唐纪比事质疑》），幸免于戮。性狡黠，常厚赂往来，为之延誉，天宝元年，遂擢为平卢节度，初无赫赫之边功也。越二年，递升范阳节度，交结内宠，请为杨贵妃养儿。七载赐以铁券，进封东平郡王。九载兼河北采访，听于上谷铸钱五垆，十载入朝，求为河东节度，又许之，权兼三道，阴作反计。国忠及太子屡奏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反授以陇右群牧等都使，十年不调。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反于范阳，以讨国忠为名。先三日，集大将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又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可见其蓄反谋非一日。陈寅恪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未尝无片面之理由；然封建时代将领称兵以反抗其统治阶级者，常多为同族之人，而当时异族派兵援唐者数却不少（见下文），则亦未可一概论也。窃谓中亚胡族自古习于贩贸，东来者多唯利是图（可参看下卅二节九姓胡之屡屡生事），禄山本出身市侩，复加以玄宗不次超擢，宠任无间，遂欲效法王世充而作统治汉土之计。突厥可汗之击波斯（见前《隋史》五节），成吉思汗之西征，均以中亚胡商为发动原因之一；更观禄山事起，阿史那从礼说诱六胡州诸胡数万，拟寇朔方，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合河西兵马使共杀节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据其五，（《通鉴》二一八——九）事前则“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禄山事迹》上）又肃、代间曾官安南都护之商胡康谦被告谋叛，（《新书》二二五上）此种潜势力，吾人不应忽视。禄山既抱野心，其亲信部属热中利禄，当然乐听驱策，但以异族之故，汉将随附者无多，（《新》一三九《李泌传》）且承开元之盛，农民经济，尚属优裕，非群众所归，所以亡不旋踵而唐祚得延也。简言之，国内阶级矛盾，未算尖锐，故引不起农民起义，从另一面看，经济尚属繁荣，故惹起禄山之野心，其情况恰可互相说明。
用兵最要有统一之指挥，如各自为政，则军队愈多，溃败愈易。九节度之师（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因郭、李皆元勋，难相统属，不置元帅，已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毫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率之，更非败不可。且当日九节度之师，号称六十万，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势以速战为利，光弼主张分军逼魏州，阻思明南下，期早日拔邺，本是上策；奈被妄人朝恩所阻，使思明得觊官军之弱点，以少破众，此二失也。
思明入邺，杀庆绪而夺其位，贼军根本未固，（见《通鉴》二二一）使唐朝当日能收拾残旅，专任大将，乘其未定，再行急击（据《通鉴》，光弼、思礼全军以归），未始不可雪丧师之耻。而乃任其从容整军，致洛阳再陷，此三失也。
安史虽乱，唐代过去之声威，犹未尽落，外方入援者除回纥外，尚有于阗（至德元）、安西、北庭、拔汗那、南蛮、大食（至德二）、吐火罗及西域九国（乾元初）。回纥之对唐，与突厥无异，止贪财货而非贪土地，诚能利用回纥兵力，对幽州策乱地，扫穴犁庭，忍一朝之痛，仍可易百年之安，乃见不及此，此四失也。
讨叛须拣忠诚之将，代宗竟毫无抉择，入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言而任仆固怀恩，发端已错。及朝义授首，所余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辈，乘战胜之威，本可更易，即曰赏功，予以一州足矣；更不然则废去节度名称。而乃一误再误，听怀恩言（李抱玉、辛云京已上言怀恩有贰心），各授大节（如怀仙授幽州节度使，承嗣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承嗣辈俱图自固，修缮兵甲，署置官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庭，河北三镇非复唐有，此五失也。
总言之，肃、代昏暗，辅弼无谋，安、史虽死，而安、史之乱却未定，于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
§§§第七节藩镇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