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W某日专程来问，他现在有20万元，打算在老家给老人买一套房，是在新城区，单价2500元，一河之隔的老城区单价5000元，是否也算得上是个投资机会？但是该地区配套还上不去，交通、供气什么的估计要两年后。
我说，给老人买房要趁早，不管它什么价位。但是给老人住的房子要有几个条件：楼层要低，或者要有电梯；医疗、交通、商业等各种配套设施要齐全；而且周边要很热闹，小区最好又要闹中取静。与其你在家乡买两年后才使用方便的房子，不如先把这笔资金放在北京投资，借着银行的按揭杠杆，20万元可以撬动100万元的房子，保守估计平均每年升值15%，两年后变现的话可得现金50多万元，也许够在家乡的好地段全款买一套百平米上下的房子了！
这就是我“战略上城市包围农村”理论的现实实践。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说的是在任何决策过程中，都必须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目光。购房亦然。大势判断是性命攸关的，在大势判断面前，任何技巧都是雕虫小技、无关紧要。大势判断出错，再精明也难免大败局；大势判断准确，短期时机和项目把握稍有差池，即使输也不至于输得太惨。把握好大趋势和大的区域布局，面对短期的起落，尽可以安心睡觉，看天上云卷云舒，任庭前花开花落。
我之所以认为购房战略上必须城市包围农村，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是沿着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乡村这样的路径进行的。我前面说过，一切财富的货币化表现皆因人而生，因人的聚集而生，人口聚集速度越快的地区，土地和房屋升值的速度也越快。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住房，也就占据了中国的制高点，未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生活都随心所欲。
2005年，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社会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向中国人走来。
当年2月19日，中国新闻网公布了一则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2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日本首都东京以3530万人列第一，中国的上海跻身前十。据美国侨报消息，根据这份报告公布的数字，目前人口居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日本东京，3530万人；墨西哥墨西哥城，1920万人；美国纽约—纽瓦克地区，1850万人；印度孟买，1830万人；巴西圣保罗，1830万人；印度新德里，1530万人；印度加尔各答，1430万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330万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320万人；中国上海，1270万人。
东京的数字令我吃惊。我从介绍东京的有关资料中得知，2000年东京的人口是1200万左右。5年过去，已是3500多万，《新闻晚报》2004年3月16日揭示的数字则表明：在东京，白天一般有近6000万人口，晚上就只剩下了3000万。原因之一，东京有全球最发达的轨道交通。如果这些数字属实，那么东京的人口接近日本总人口的一半。2003年3月15日日本总务省统计，日本总人口为1.274亿人。时任东京入管局局长的坂中英德提出，日本要维持目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就要在今后的50年内，接受3000万外国移民（2004年9月2日《新京报》）。他的观点引起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共鸣。
如果要问中国高密度城市化的速度有多快，“东京速度”可能就是一面镜子。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在《高密度城市社会来临》一文中写道：“在笔者主持的中日合作的城市化政策调研中，调查团曾经对中国的人口移动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模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增加1.97亿人，形成一个人口总数高达3.3亿人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届时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城市可望成为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京大城市圈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大城市圈。但是20～30年后，在中国将出现数个规模为东京2～3倍的大城市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出现2～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大挑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移动，它的规模和速度将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经历的人口移动所不可比拟的。”（《羊城晚报》2004年10月7日）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也曾经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到来与自然资源短缺、城乡发展不均衡高度相关，而我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内耗型的制度文化背景。
谈到内耗型的制度文化背景，我可以顺便讲两个有过中国基层工作、生活经历的人们人人心里清楚、人人都不愿意说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原吉林省靖宇县县委书记李铁成任职期间，全县所有的单位及所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包括县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除李本人及其妻子外，无一人不向其行贿，目的是升官和保官，有时一年受贿额就达44万余元，占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全年工资收入的40%。第二个“故事”是以整肃吏治和以地方最高长官的权力强力推动地方舆论监督闻名中外的“清官”吕日周（柯云路小说《新星》和《龙年档案》的原型），在长治市委书记任上未满任期（任期5年，他实际干了刚好3年）、也未到退休年龄（时年57岁）“升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是10位副主席中得票最少的）后，自曝过去的“保官内幕”：1989年，因政绩突出而升任朔州市市长的吕日周准备在朔州大干一场，但仅上任10个月就因莫须有的错误被免职，渴望实干的吕日周无奈之下只好送礼，希望平调离开山西。（均见《南方周末》2003年2月20日）
一直以来，尽管人们对现行官场的送礼“潜规则”（实则就是行贿受贿，以下均用“行贿”或“受贿”二字，以“正本清源”）大都心知肚明，但由一个几十年来素以正直、清廉、敢作敢为、敢干敢当的清官面目出现的人“坦白”自己的行贿苦衷，还是令我们许多许多的人都有接受不过来的感觉。难道真如民谚和小说中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贾府里只有门前那一对石狮子真干净”？
话虽不能这么说，但通过分析就会发现，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官僚体制下，的确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只要遇着一个掌管人事大权的贪官，所有的干部都有可能“变质”，一如靖宇县发生的那样；而要保证一个清官一辈子都不行贿受贿，就有一个前提，这个清官一辈子遇到的顶头上司都是清官，而这样的概率几稀矣！至少吕日周几十年的从政经历中没有遇到过。除非你告别官场，否则，在官场这个“码头”呆久了，你想洁身自好都难。正是：一个人要做一时的清官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清官。
这不是吕日周或者某个人的悲剧，而是单极化权力控制下中国社会县以下“中层生态”的整体问题。因此，在制度大环境面前，很多人无法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这个环境，于是只好用双脚投票逐渐离开这个环境。
乡村自然资源短缺，城乡发展高度不均衡，百万人口以下的县以下“中层社会”内耗型制度文化背景，这三个因素合力，加上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化被人为延缓导致的“补课效应”，中国的城市化，确切地说是大城市化会来得特别迅猛。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近20年来，乡村自然资源开始进入严重匮乏和短缺状态，环境恶化迅速；城乡差距实质高达5、6倍甚至更高；中小城市以下资源垄断严重、产业分工不足、人际关系内耗重重等因素，都使大城市化、城市群化变得更加顺理成章。据联合国统计，全球范围内，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5万人口以上、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而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我国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这就说明我国的中小城市发展缺乏活力。
促使人口移动的能量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动力，这股能量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既无法人为提速，也无法人为阻止。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试图短期内增加30%人口，结果只达到5%。同理，要人为阻止大量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2007年12月中旬，笔者进一步撰文指出，北京、上海要全面转变观念，为3000万人口做准备。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在北京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多年为零的情况下，2006年，北京人口净增长是43万，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65万。随着人口基数的扩大，北京大都市的“磁铁效应”还会增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机械增长的绝对人口数量还会增大。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北京市规划修编之后的最新的“总体规划”是，到2020年时，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但是，到2010年初为止，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总和已经超过2200万人，提前10年完成了发展规划目标。2009年年末北京市公布外来人口是509.2万人，而实际上目前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已经有800万～900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现实告诉人们，如今以户籍管制为基础的行政人口控制模式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除了给下一代的成长制造障碍、给城市未来留下无穷无尽的麻烦之外，户籍管制的作用几乎为零。这样一看，户籍管制对社会起的就只有负面作用而没有正面作用，连公安部门应有的人口信息管理功能也被现行大城市的户籍壁垒削弱了很多，因为户籍管制导致公安部门的人口户籍信息极其不准确、不全面。有专家指出，根据以往经验，制定的人口指标经常都是落空的。比如，北京曾经先后确定过人口规模不能超过800万、1000万、1800万，结果是哪一个也没有实现，已经远远超标。
城市化绝对不是中国大城市的包袱，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发动机，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个人自由化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什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内地危机重重的经济结构尚未有任何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中国经济仍能“一枝独秀”甚至有最先走出全球经济阴影的迹象？根本原因不是哪些人、哪些组织，也不是中国人特别能干，而是城市化给了中国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