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得见的手”反客为主
回顾人类创造财富的历史，劳动与资源的结合是源泉，而劳动产品的交换是创富活动持续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当交换不发达时，人类从事生产仅供自己和家庭维持生存所需；边际效益递减之天性使人知足常乐。众多交易聚集生发之地就是市场，它的作用不仅是产品易主，而且还是信息生成与传递的平台。哪种产品受到欢迎，就会有更多的生产者加入向市场供给该产品的队伍，从而起到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必然是自发形成的，而外部力量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总在试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干预市场。所以，市场经济是天然的，没有任何神秘性可言，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探索。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可替代。如果人们能听得进米塞斯的话，探索的代价可以不必如此昂贵。早在1922年，米塞斯就在《社会主义》中警告：“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首先，精确计算经济在技术上不可行，每家、每户、每人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计算。人脑算计筹划之妙是任何大型计算机都达不到的，而人的幸福感、满足感是计算机无法捉摸的，更何况亿万大脑独立运算的叠加。计划经济相当于用一台“天网”那样的“超级计算机”（Super Computer）替代全社会亿万民众的“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其次，计划越精细留给创新和探索的空间就越小，最终会将社会前进的通道堵死。曾经的年代，每天生产多少根针、做多少块豆腐都“被计划”，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只能机械地“被选择”，这样下去整个民族的创造力都会被扼杀。
中国曾经历过买块豆腐都要凭票、要排队的时代，文艺作品里的模范市长就是想办法让市民吃到豆腐。当年，广东省率先放开鱼价，鲜鱼价格暴涨数倍，一时间怨声载道。很快捕鱼、养鱼、投资渔业者如过江之鲤，水产品极大丰富，价格迅速回落。这个事例可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第一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经验是：管制价格必然造成供给短缺。这几年，由于房价“不听话”地一路上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市场化手段：找开发商谈话，信贷惩罚，限购多套房，还有呼之欲出的物业税（或是其他名目的增加持有成本、逼人抛售的税种）。依据是“住房关系民生，不能任人炒买炒卖”。言者偷换了“有房住”和“有自己名下的产权房”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人需要住在房子里不能睡在大街上，但是否只能住在自己购置的房子里？是否一定要睡在位于一线城市的自有产权的房子里？市场经济就得允许价格波动，就得让人投机，以行政手段甚至国家强制力（如税收）干预价格走势只让跌不让涨（如房价）、限定买入、卖出（如限制外地人、外国人买房）、歧视性政策（如规定利率上浮10%），都是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粮、油、蛋、菜与民生的关系比住房还要大，但是连中国都有了玉米、大豆、糖等农副产品的期货。如果说事关国计民生的东西统统不能炒、不能投机，那中国就只有重回豆腐都吃不上的计划经济时代。
重重误导使部分人形成这样的共识：一是我必须有房；二是我应当有房；三是房子数量很多，别人不囤我就买得到；四是房子成本很低，是开发商和炒房客让我买不起。
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炒房客都是房价上涨的受益者。好比强烈地震后到超市里“抄”拿商品的灾民，情有可原但于理有亏。如果发社论说这些灾民“发动”了地震就可笑了。不妨这样假设，地方政府以成本价供地、开发商标竞标承建（满足设计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报价低者中标）。这样，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牟利空间基本消失。假设在北京东四环CBD边做一个1000套房的住宅项目，每套100平方米住房的建筑成本约30万元，地价以物业税形式分70年收取。也就是说，付30万元就可以拥有，如果按揭的话首付可低至6万元！但问题会接踵而至，首先是如何分配这1000套房，暗箱操作不行、地域歧视也不行。公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像上海拍卖车牌那样竞价，全体中国居民及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都可参与。结果可想而知，房价比现在还要贵，此路不通。第二个办法是像发行福利彩票那样操作，现有的“福彩”销售点远远不够用，北京东、西、南、北火车站，市内郊区汽车站，首都机场都要设点。“中彩”者可以首付6万元在CBD边拥有100平方米住房。“公平”地分配了低价房之后，公众会发现房源“大大地少了”。首先开发商就不会那么积极地参加土地竞拍了。招标时讲市场化，价格越高越好，盖好房叫你承担社会责任，解决民生问题。正如任志强所言：“如果市场在政策强力的打压之下被非市场化的各种歪七扭八的手段挤压，出现了无法用市场化的经济规律判断的情况时，开发商还可能大面积的开工以增加供给吗？即使政府有能力增加更多的普通住房用地，但没有市场销售的支撑，房价也许被遏制了，可投资与生产同时也被遏制了，土地也会遭遇流拍。”没有了开发商的热烈竞拍，地方政府也不能高价卖地。管制住价格之后，新房会越来越少，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建筑质量也只是差强人意，外观更是不可奢求……以上用“归谬法”说明，价格管制根本解决不了民众的住房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法则里，高收益是与高风险相匹配的。如果市场上存在高收益低风险的赚钱机会，所有的资源就会蜂拥而至，摊低收益加据风险。比如前几年藏獒走俏，收益高且风险不大。于是藏獒养殖场遍地开花，市场供给量激增，投资门槛儿提高、收益下降。这正体现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假如在非市场外力的作用下，高收益低风险的美事儿长期存在（如电信、能源、交通等垄断行业），就会形成“黑洞”把社会资源引进去。
现在，我国的“看得见的手”的定位出了问题。在企业里讲“领导就是服务”，在国家这个层面则是民众向政府购买“服务”。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看得见的手”应当是“看不见的手”的助手。问题是，现在一只手总是力图打败另一只手，将合作变为博弈甚至对抗。从媒体用词就可以看出，“剑指”、“重拳”、“组织拳”……这哪里是“助手”？而且为了能够挥出重拳，“看得见的手”变得日益粗壮。
二、从主动到被诱导的交换
人类懂得积蓄与懂得交换的时间同样久远，但那是为了“备战备荒”，而天灾人祸的确一次次掏空了暂时充盈的“仓禀”。用现代财务的话说，古人的积蓄是“保命钱”而不是“自由现金流”。宋朝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清朝国库里的白银储备一度高达7000万两，但它们只是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因为没有一套鼓励、保障资本去逐利的社会制度。
早期的交易市场是无数分割的小集市，生产者可以在市场与住地间轻松往返。那时，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跨劳动力与资源结合创造财富的原动力。当人口相对于资源达到相对饱和之时，中国人选择内涵式增长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西方人选择外延式增长模式。为掠夺资源和夺取生存空间而进行的航海大冒险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对交易和金融的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生产，专业化分工被强化；交换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并形成了对资本的需求；远程贸易对资本的需求也很大。
工业革命的先行国家积累起来的是“纯资本”，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博取投资收益的“活资本”。好比一个月收入5000元、收支平衡的家庭，这个月省下一两千，下个月也许就花掉了，过几十年也难以有积蓄。但如果收入增加5000元，支出只增加1000元，并且用这节余的4000元进行投资，财富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增加。石头、棍棒、杠杆是对人四肢的延伸（省力却不省功）；内燃机是对人类体力的延伸（但还是要消耗操作工人的精力）；而资本是不劳而获的创富方式，它的所有者不用耗费一丝一毫的体力和精力。
从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英国的机械化纺织生产出大量棉布，全世界人民的消费紧随其后地增加了；老福特在流水线上像流水一样地生产出汽车，美国终于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微软推出“视窗”为普通人使用计算机提供了便利，个人计算机才风靡世界……不是消费者到市场上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资本“诱使”消费者购买厂商提供的各种“新玩意”。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都是以供给诱导消费，以消费拉动供给。
人的基本需求其实非常有限，简单的衣食住行而已。但如果受到诱惑却可能爆发出无尽的欲望。我们的父辈绝不会把私家车当做需求。所有供给诱惑需求现象背后的推手都是资本的贪婪本性。
三、狼羊不能同圈
市场经济的关键字是“公平”。市场经济在中国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可以称为“专制主义市场经济”，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探索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应当警惕两种“狼羊同圈”的情形，一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能同台竞技；二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能在同一口锅里抡大勺。
先看第一种情况。投机者本是为社会承担风险的，现在却以制造风险谋利。于是，信息被扭曲了，制造风险越大谋得的金钱就越多，制造风险的能力又变得更大，如此恶性循环给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如果说最早的积蓄是保命钱，工业革命之后积累起来的是生产性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出现了“过剩的资本”。因市场对多数产品的需求已饱和，更多的资本无法投入实业只好转向投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给了“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初期，资产的多少承载了重要的信息，即主人运用资本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从福特、卡内基到比尔·盖茨莫不如此。但资本随着自身实力越来越雄厚已经发生了异化。比如一个饲料加工厂能承受的玉米价格是每吨1000元，为了规避风险在期货市场上购入六个月后交割的玉米。这家工厂的交易对象，也就是卖出远期交割玉米者就是投机者。如果玉米价格涨至每吨1200元，投机者只好认赔。赔掉的钱大部分流入做多的饲料厂，补偿人家因原料上涨造成的损失。反之，玉米价格跌到800元，投机者才能赚钱，而饲料厂享受了低价原料也增加了利润。在这个例子里投机者为饲料厂承担了风险。但投机者资本越来越雄厚，远远超出实业买家，它们就会操纵价格从中渔利。2006年，美国金融货币及其衍生产品总规模达50万亿美元，世界金融衍生产品高达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倍多，远远高于实际经济量。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可以合作，但不可竞技。
还是那句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资本也绝对不会例外。在新的市场经济里，资本所追求的不劳而获可以得到承认与保护。但资本也要受到监督，要恪守承担风险而不是制造风险的核心伦理。
资本魔兽有邪恶的一面，必须加以控制和引导。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历时已久的冒险行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已背离了公平的原则，成为真正的“权贵经济”。资源配置的信号被人为篡改、扭曲；资本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向选择。另外，专制经济和计划经济又管得过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探索过的，应当明确的是不能搞成任资本为所欲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遇到困难就想退回到计划经济。
再看第二种情况，目前最大的挑战来源于垄断企业的权力寻租。为什么不说这些企业是以行政垄断为资本呢？原因有二：一是那权力原本就不属于它们，垄断企业只能“租”用；二是资本承担风险获得剩余索取权，但垄断企业并不承担风险。目前的主流思路是把央企做大做强，同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包括能源、电力、交通等传统的垄断行业。但民企与央企实力相差已经过于悬殊，竞争地位又不平等，获得信贷、税收方面的优惠也无法和央企相比。而且，稍有闪失就会“家破人亡”，把十几年创业获得的财富赔得干干净净。国有企业是在走T台，民营企业是在走钢丝。
央企本能地好大喜功，且还有那么多银行争着送钱上门。民企难免被归于落后产能之列让央企与民企进入同一个行业竞争，犹如一个圈里同时养狼和羊。狼不饿的时候羊有长膘的机会，狼饿时谁也来不及救羊。物伤其类，与狼生活的羊，虽然暂时没有被吃掉但是会很抑郁。民营企业家的智力肯定比羊高，他们会如何想呢？
解决之道还是有的，那就是有计划地将国企私有化。第一步，全部整体上市，把它们的股权放在资本市场；第二步，把央企与外企、民企放在一个起跑线上，不再给它们任何特权；第三步，有计划地减持央企的股份，所获资金划转社保或直接用于民生。
四、政府不要做判官
里根有句名言：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足见各国政府皆有“越位冲动”。
2008年，中国社科院把“台州模式”提炼为：民主政治与草根经济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更简洁地概括为八个字：民营主导、政府推动。
据不完全统计，在台州市20多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所占比率超过99%，其中90%以上为民营。当然，台州市也有吉利、苏泊尔这样的企业。2008年，台州市自营出口117亿美元，几乎赶上安徽全省。台州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无疑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当年台州流行一句口号：“要想富，外出做工卖豆腐。”台州民营企业的原始资本真的是几十万人出外打工、补鞋、卖豆腐挣来的。
但台州的民营经济有成就也有弊端：所有制单一、目标市场单一、产品结构单一。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台州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企业总产值降幅逾4%，GDP增幅落到浙江省末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州政府上马了“五一三工程”。“五”代表五家年营收100亿元的民营企业，“一”代表十家营收50亿元上下的，“三”代表三十家营收超过10亿元的。“五一三工程”就是拿本市最大的这45家民营企业“开刀”，搞“民营经济综合改革”。以“股份再造、明晰内部产权、推动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进行
“产权制度改革”。让民资、外资、国资、股资、银资“五资联动”。
台州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决策者似乎并不了解企业。企业是活的，是能够创造价值的有机生命体，它的生长、发育遵循着科学规律。正如到农贸市场买来全套的猪头、猪身却拼凑不出会哼哼的猪一样，企业不是可以随意拆卸、拼装的积木。一般人将“治大国如烹小鲜”理解为“领袖英明”，其实不尽然。一块牛肉，可以刀砍斧剁、水焯油炸，可以加入任何调料。但如果不按客观规律做，这块牛肉就是不烂、不香。当年主管部门强迫中国最顶尖的七家饮料企业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中选择一家“联姻”，史称“水淹七军”。“两乐”的品牌、资金、技术、管理绝对是世界一流。主管部门何尝不是好意？可是合资后的企业却连年亏损，纷纷走向消亡。《聊斋》里的朱尔旦交了个判官朋友。他文章写得不好，判官就给他换“慧心”；夫人不漂亮，判官就给他的夫人找了个美人头装上……莫非台州的政府官员真把自己当判官了？
企业间的并购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估值和支付方式就要讨论相当长时间。并购后的整合更是异常艰巨。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全球范围内并购的成功概率肯定不到50%。如果最好的45家企业被“改”坏掉一半，台州经济岂不相当于被全球金融危机又重创了一次！
假如一个老板的企业净资产是1000万元，但他也许有过多次血本无归的败绩。过往损失掉的钱已经“沉没”了，不会反映为今天的资产。现在台州约有20万家民营企业，历年来创业失败倒掉的企业数量肯定数倍于此。天文数字的“沉没成本”都是在民间消化的，如今要从20万家民营企业中挑出最优秀的一两百家来让国资、外资参股。这些资本不会去分摊“沉没成本”只会分享成功。如果民营企业是自愿的，谁也不会说什么。如果迫于行政压力则是原则问题。
民营企业产权制度不规范，企业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资本构成、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都有极大的可优化空间。这些问题明眼人都可以看到，但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民营企业“改制”。再打个比方：一个白领收入不菲但却是“月光族”，如果他每月拿出些钱存入银行，再根据情况投资基金、国债，他的未来的财务状况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有谁可以强迫他这样做呢？同样，政府对民营企业可以多方引导，如出台政策鼓励强强联合，组建产业基金提供杠杆融资，为企业引进高级人才创造条件，但对民营企业限时改制却有越位之嫌。以行政权力干预私人企业是历史的倒退，此风一开后患无穷。
有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生的卑微、死的惨烈”，金融危机重创，国退民进，不折腾，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