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学生来说，圣奥古斯丁的行为基本上属于典型的罗马式酒色之徒。“我全身心地投入通奸活动，”他在著名的《忏悔录》中回顾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因为母亲的教育而产生一种负疚感，于是放弃滥交，养下一个情妇，并与她厮守15年之久，对她极其忠诚。
他是位聪明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敬仰有加，称其为“半神半人”。后来，他将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改造后溶入基督教的教义之中。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来到罗马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的圣经，同时成为东部基督教分枝的摩尼教教徒。然而，他越来越受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后者的苦行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的负疚感，同时也为他所处的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在这个世界里，匈奴人践踏着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色雷斯（介于爱琴海与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踏为平地，日耳曼人冲过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税猛如虎，人们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32岁时，圣奥古斯丁屈服于母亲的压力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情妇送走，一心等着他的未婚妻长大成人。有一天，在米兰的花园里，他与一个朋友正在小坐，突然感到“灵魂难受，备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内心产生出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一阵孩子般的说话声，“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的著作，随便翻开一页，就读到了下面几行：“不要放纵于声色和酗酒，不要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不要争斗和嫉妒：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中，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准备行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殆尽，内心一片宁静。于是，他放弃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在公元387年的复活节，在母亲的陪伴下，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成为圣徒）替他举行了洗礼。
他回到非洲，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施舍给穷人后，在塔加斯特创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希波镇的主教华勒里安的邀请，前去帮他做一些教区工作。圣奥古斯丁正式过上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华勒里安主教退休后，他不太情愿地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罗马已经被哥特人劫掠，汪达尔人也打到了希波的门前，距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
作为希波的主教，圣奥古斯丁仍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尽管个子瘦小，身体虚弱，而且长期受到慢性肺病的困扰，但他仍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与异端邪说进行斗争，同时写出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著作，包括著名的《忏悔录》，以及他花费13年时间完成的杰作《上帝之城》。他写出这部巨著旨在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和在一起。然而，当它们产生冲突时，他大都将其交由自己的准则进行裁决。“不要为相信而理解，而要为理解而相信。”
许多世纪以来，圣奥古斯丁一直是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他的裁决权扩展至他在心理学领域所发表的任何言论，尽管他本人从未系统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学科的观点一样，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跟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在其为宗教服务时都是有益的，否则就是有害的。除《圣经》之外，所有的知识要么过于邪恶，要么过于冗余：“不管人们通过其他来源学到什么知识，都是有害无益的，都要在那里（即《圣经》）受到诅咒；如果它是有益的，一定早在里面了。”
然而，在他的著作里，一大批心理学内容却得到保留，他也因此而受到学者们及那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博士们”的推崇。
比如，加伦的理论就在奥古斯丁的观点中得到体现。奥古斯丁认为，灵魂或精神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精神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圣奥古斯丁举例说，胆汁过多易使人动肝火，可是，如果易为外界事件动肝火的人，也易引起其身体分泌过多的胆汁。
圣奥古斯丁利用早期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的观点，以解释精神的结构，即记忆、理智和意愿三重功能。然而，有时他所说的有关三重功能的言论却变得神秘莫测，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三体变成一体的可能性：
由于三重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个生命，而是一个生命，不是三种精神，而是一种精神，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此三物之所以成为一物，是因为它们具有一个生命体，一种精神，一种实质。可是，它们之所以是三种，是因为我记忆我具有记忆、理解和意志；我理解我具有理解、意志和记忆，我意愿我具有意愿、记忆和理解……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对等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也对等于作为所有整体的所有三个，因而，此三物实为一物，一种生命，一种精神神，一种实质。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人中，精神与灵魂是等同的，可他又说，灵魂是非物质的，是不可摧毁的。人死之后，它会离开肉体，永生不死。他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精神，可以设想成永恒的事物，此概念是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维即存在一样，思维存在的更高层次，其本身也是存在的一个部分。
他也经常以更为自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尊贵口吻，重述着对感官和记忆机制饶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的观点：“我进入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拥有数不尽的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表象宝藏。”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的是，图像为何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何不仅仅容纳图像，而且还容纳概念；发生在意识里的东西为何有时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系列，有时却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跟众多异教哲学家一样，圣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我们的感官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维，思维即是存在；疑惑这一行为本身即确定了我们活着与我们思维（我思，故我在）。他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确立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写道：“圣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心理分析的远祖。”
的确，他对内省法的运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线关系非常明显。可是，这只是从内省导向自我知识，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却远非如此。在《上帝之城》和其他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彰显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推理，我们可以升华到感官的极限之外，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取类似“数”与“智慧”等概念，然而，我们若要达到理解力的最高层次，却只能通过上帝式的内省性沉思才能。跟普罗提诺一样，圣奥古斯丁狂热地书写了自己感受到的彻悟，说自己通过沉思，感到“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我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类可以找到的最高真理。
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心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为什么存在邪恶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睿智且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不会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可能具有另外一个力量存在，而这个力量拥有着对这种邪恶负责的上帝同样的威力。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圣奥古斯丁推理道，因为人类是趋善的，他们就该有能力选择善良，而不是选择邪恶（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便给予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圣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起初意愿就没有选择良善，曾与情妇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认为邪恶给予色欲以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意志力，使我们情愿去作恶，而非行善。当受到肉欲控制时，人们甚至在无法勃起的情况下，仍不愿看到自己玉柱松倒。性的快乐在实施时，将使深思熟虑的思想力量陷于瘫痪。此时，肉欲统治着一切，使其在藐视自己的意愿的同时，也藐视上帝的意愿。
真正的善人，圣奥古斯丁又说，“如果可能的话，将倾向于在免受这种欲望折磨的前提下，育养自己的后代。”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可能在没有快感也无罪恶感的情况下繁殖子孙。如何进行呢？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很难想像，不过，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如同一种超级的混合物，既包含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也有着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将由丈夫播撒，妻子只会去孕育它……是刻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不仅能够自由移动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雨且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紧张……（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抖动，一次一只，或两只同时随意志抖动……（还有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组织后面发出音乐的声音，使你以为他们在唱歌……人体器官，完全可以在没有肉欲的情况下，遵从人的意愿达到为人父母的目的……当不再有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全部由刻意的选择实施时，精液就可在不刺破处女膜的情况下，像时下的情况一样，经由同一个阴道进入子宫；反过来，妇女的行径也如此进行。
圣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人类在心理学的头8个世纪里所领悟到的关于人类精神的知识的；这些也是他作为权威所认可的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惟一可以接受的心理学原则。
§§§第五节教父调和者
经院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再发表议论。势力强大的罗马遭到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到6世纪时，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世但现已烧毁殆尽的废墟上。它和其他城市的藏书也散布各处，且大半被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及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全然不见了。西欧的大部分国土慢慢变成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较小的王国，好战的首领们要么彼此袭击和围攻，要么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诺斯人、马札儿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稳定下来的封建秩序，可封建地主们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充满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东征、阴谋诡计、魔法和谦恭的求爱仪式。在一个生活龌龊、放荡且短暂的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的文化物品，跟欧几里得的几何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好像它们与生活毫不相干似的。
从6世纪到13世纪，西欧惟一有机会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是牧师。他们在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数量有限的教父们的著作。然而，这些论题很少引起牧师们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僵硬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只有少数几个其名不扬的人渐渐熟悉前人已经写下的一切，自己也偶尔写一些论及灵魂和心理的书籍。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是一些布道素材，是对前人，尤其是奥古斯丁著作的改编和重复。
然而，封建秩序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十字军东征使成群结队处于半原始状态的西欧人开始接触到穆斯林的商业与手工业，贸易开展至十字军所到之处，意大利商船和商业舰队开始从北欧的海湾驶出，将东方的香料、丝绸、食物和挂毯运回欧洲各港口，还随之带回了书籍和思想。随着海上运输业的复苏，内陆运输也繁荣起来。粗俗的乡镇变成城市，一些城市，最早是波罗拿和巴黎，建起了大学。
哲学开始以经院哲学的面目出现，它把主要精力花费在解决与信仰有关的问题的逻辑论证之上。首先，经院哲学家大都将自己局限在《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之内，并对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怀着毫不置疑的敬畏。
经院哲学家们检验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模式是：先提出一个命题，再提出一个负面观点，并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为这个观点辩护，然后用正面的命题与其辩驳，再用《圣经》中的其他引语和教父们的语录为正面的命题辩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意识到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刺激的知识来源。一部分是中东的作品，因为那里的求知活动从未间断过；更大一部分则来自西班牙和康斯坦丁那布尔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尤其是阿维塞纳、阿佛尔罗和莫西·梅蒙里兹。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和心理学，尤其是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
对许多经院哲学家来说，亚里士多德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对教父们枯燥无聊、充满着来世的空想的解放。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圣奥古斯丁）于是成为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许多年里，经院哲学家们大多分为两大阵营：神秘的柏拉图派（大部分为圣芳济会的修士）和知识型的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为多明我派）。
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学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得·隆巴尔德、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它们是对基督教教理的支持和证实教理的途径。经过几十年的激烈争辩，亚里士多德派取得胜利：阿奎那的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问取得了平衡，并利用理智证明了教义的真理，自此遂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
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一点也不引人注目：默不出声，圆鼓隆冬的一堆肉团包裹在僧人的黑袍里，通常迷恋于自己的思想，其虔诚和勤奋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戏剧性可言，纯粹是一介书生。
阿奎那的父亲是阿奎诺伯爵，其城堡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的中间，为日耳曼贵族，而他的母亲则是西西里岛诺尔曼王子的后裔。阿奎那出生于1225年，长成一副条顿人的相貌——身材高大、体格厚重、面容方阔、一头漂亮头发——也像条顿人一样迟钝。有人说，他一生只生过两次气，在同学中的诨名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