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国的婚外恋变奏曲
婚外恋也是一种文化
“金先生，您是说您现在还不知道人们用手机留言来谈恋爱的事实？作家先生怎么这么落伍了？”
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叫桃子的家庭主妇。听说我要调查日本人婚外恋的情况，她立即爽快应允，见面没几分钟就自然地展开了话匣子。
桃子与日本女演员吉永小百合长得酷似，怎么看也是贤妻良母型的传统日本女人，与“不伦(即婚外恋）”一词好像完全搭不上钩，但她却说自己现在正陷在婚外恋的泥潭里。
“好吧。我告诉您一件有趣的事，不过您可千万不要陷进去哟。”
桃子拿出手机，摁了几个数码，然后递到我面前：
“我是昨天从东京来广岛的小伙子，21岁，长得帅，性格活泼，等待有人跟我玩玩。”
“虽然我一无所有，但那东西很厉害，想跟我玩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本人25岁，喜欢40岁左右的家庭主妇。去兜兜风怎么样？那么……”
“我是17岁的可爱漂亮的高中生，知道深田恭子吧，我就是那种类型耶……”
……
这种留言内容五花八门，确实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能立刻让人想入非非。
“自己可以选择合适的搭档。”桃子一边说，一边教我使用手机的方法。
“不怕你笑话，我几乎每天都要听一小时呢。听着好玩，也就不寂寞了，送孩子上学、丈夫上班后，我就一边干家务，一边听短信。”桃子就是这样一开始因好奇才听，最后听着听着终于陷了进去。
桃子的情人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他们通过手机短信见面，并互通了电话号码，三天以后就开始约会。她告诉我，那天他们一块吃了饭，又喝了两三瓶啤酒，然后就直奔爱情旅馆。
桃子说，近来的时尚是主妇的“手机不伦”文化。
桃子有一个朋友，是40多岁的家庭主妇，现在正和两个男人同时进行手机恋爱。她丈夫的年龄是47岁，于是她就以丈夫的年龄做基准来找情人。现在有两个情人，一个是比她丈夫大点的50多岁的公司经理，一个是比她丈夫小15岁的高中老师。近50岁的丈夫平时早出晚归，只关心公事。妻子用什么化妆品、穿什么衣服他全然不知不问。20年的家庭主妇生活只给她增添了可怕的皱纹。所以，她连照镜子都不敢。而自从有了手机情人后，她不但喜欢照镜子了，而且感到了生活的乐趣。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找到了女人的本性。
不伦已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从十几岁少女的援助交际到五六十岁的老主妇的不伦，日本、韩国、中国的女性已经举起“叛乱”的旗帜开始谱写“不伦三国演义”。
有这样一件事。1998年日本著名演员石田纯一和年轻演员的婚外恋被公诸于世后，石田纯一对着电视媒体公然宣称：
“不伦也是文化！”
这句话引起的冲击实在不亚于1945年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整个日本岛随之掀起了一场“不伦文化”热。于是便产生了“不伦亦文化”的时髦话，并且与饮食文化、饮酒文化一样，不伦也开始形成为一种文化。它向世人展示了由避忌到认可的日本社会的变化。
“失乐园”的爆发
与此同时，反映日本社会变化的“失乐园”一词从1997年起也开始流行了起来。该词来源于称为“不伦小说之王”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写的畅销书《失乐园》，起初是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后来集录成册出版发行，立刻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销量惊人。
该书到1998年3月时，已卖出300余万册，位居综合畅销书首位，而且还列入《日本经济新闻》公司选定的1997年度主力产品前三位。
这本书描写了一个37岁的已婚女人和一个53岁的已婚男编辑之间的婚外恋故事。小说的结局是主人公把今生未能实现的爱情寄托于来生，选择了日本人所谓的“心中”之死。
虽然这一题材并不新鲜，但作者很好地捕捉了中年人不安的心理。而这种中年人的彷徨心理正好与9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不安相吻合，所以一炮打响。
同时电影《失乐园》的拍摄也十分成功，观众总数超过200万，而且在电视台播映时，收视率也居首位。据说从中得到启示的某旅游公司把小说中的背景地镰仓开发为“失乐园旅游观光”景点，并获得巨额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失乐园”热在日本还未退却，就在其邻国——韩国和中国开始掀起，且同样取得惊人的效果。
1998年《失乐园》在韩国的畅销书榜上居高不下，甚至在性观念森严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以至于《失乐园》盗版书层出不穷，接连不断。几年前中国人曾以极其羞涩的表情观看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但几年后，他们不仅毫无顾忌地阅读东方的不伦小说，甚至还对不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伦作为一种文化，也被中国公民接受了。
中日韩三国人尽管在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都接受了不伦，而且不伦也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通过不伦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性文化的变化，而且还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探究以日本不伦文化为中心的东方三国不伦文化，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汉语中的“不伦”一词，原是儒教用来谴责人们不坚守道德贞操时用的词语。古代以中国为中心，韩国、日本也实行一夫多妻制度，而不伦就是指女人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私通之事。在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昭和时代，不伦一直作为通奸被法律禁止。在韩国，直到80年代通奸还被以重罪论处，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重。
而现在，日本人把汉字词“不伦”用片假名来标记，“不伦”也成为日本人的日常用语。
人们毫无罪恶感地把婚外情轻松地称作“不伦”，说明日本人已对不伦习以为常了。严格地说，不伦应该还包括肉体关系。
最初，不伦的主流是中年男人和20多岁的年轻女人的婚外情，但是80年代以后，其主流则变成了已婚女性的不伦即家庭主妇的不伦。
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韩国和中国的情况也与日本相似。
不伦的中心人群是一些拥有一定社会地位或金钱的中年男人和欲望单纯、文雅的年轻女人。这种男人并不把妻子当做性爱对象，而仅把她视为母亲一样的角色，然后从婚外情即与年轻女人的交往中获得性爱享受和快乐。
因此，这种不伦有时候甚至成为对家庭倦怠的男人的动力。这些男人和贞操观念淡薄的年轻女人大都对此没有什么负罪感。
不只日本男人喜欢年轻女人，韩国和中国的男人也别无二致。日本男人把年轻、有女人味、身体健康作为“好女人”的三大要素，其原因大致是：出于一种像对女儿一样的曲折感情，男人们喜欢少女型的女人；而为了逃避河东狮吼类的和整天喋喋不休的女人，男人们又追求温顺体贴的也就是有女人味的女人。
同时，已婚男性选择的不伦对象通常是已婚的少妇。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对方是他人的妻子，所以不会逼迫其结婚，而且如果是年龄稍大的女人的话，即使被她的丈夫发现了，她的丈夫也不会过于嫉妒。其次，失去“年轻”特权的已婚女人往往比较谦虚且对男人比较尊敬。但是有些遗憾的是，她们再没有年轻女人的肉体美，也就是说她们的皮肤不像年轻女人一样性感、有弹性，这种遗憾可以通过年轻的恋爱对象来弥补。
东方男人有三个母亲
东方的男人，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的男人有“三个母亲”：生养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还有外面的“母亲”。他们在母亲的“摇篮”里安逸地度过自己的幼年时光，而长大独立后则要求从妻子那里得到母爱，并把所有的家务事都交给妻子做，然后又从外面的年轻女人或者与妻子有不同魅力的女人身上感受母爱。可以说，不伦的产生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心理背景。
作为男人专利的不伦进入80年代后，因为家庭妇女的叛乱而开始瓦解。在日本，80年代的女性解放主题就是不伦运动，也即50岁左右家庭主妇的“叛乱”。关于“不伦”的内容在1985年的家庭主妇杂志《妻子》中首次出现。1989年11月，关于不伦经验之谈的单行本《性·妻子的声明》一书发行之后引起了极大反响。调查结果显示，40岁以上的主妇23 3％有过婚外性行为。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对50～60岁的主妇的不伦，当事者的丈夫持宽容态度。而以女作家林瑶子的《情事》为首的一系列描写妻子不伦的作品，则全面认证了80年代主妇的不伦欲望。林瑶子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青春少女，而是成熟的女人。故事中，女人们摆脱了妻子=母亲的公式，而作为一个女人尽情享受爱情。
小说《情事》的女主人公在丰富的物质生活背后却感到精神和肉体的饥饿。书中提到：
与肉体的衰老相比，我面临的威胁是精神上的无聊。如今我痛感青春年华的流失，对性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和饥渴。我现在想疯狂地做爱。
从80年代开始，日本的不伦文化得力于主妇的叛乱而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对女性也有性欲这一事实进行全面认证的同时，女性主导型的不伦也日益普遍。
70年代男性主导型的不伦与近代的一夫多妻制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妻子被迫忍受，情人则被遮蔽在阴影里。而打翻这一现象的正是女性主导的不伦。现在女人们不再把不伦视为坏事，而且关于不伦的读物也卖得十分火爆。即使是没有外遇的女人也喜欢买不伦的书来看。在韩国和中国，对不伦做正面肯定的关于不伦的艺术、技巧的书却不能堂堂正正地发行，而且即使发行也不会引起大的反响。
1991年9月，日本女性杂志中曾有一篇题为《结婚后还想恋爱》的专题报道。该杂志以平均年龄32岁、结婚7年以上的职业女性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对“除了现在的丈夫您是否还有喜欢的男性”这一问题，有44％的女性回答“是”，对“除了丈夫，您是否喜欢过其他的男人”这一问题，有68％的女性回答“是”。还有很多女性说，“我爱我丈夫，但仅于此则毫无意思”。“结婚后仍想继续恋爱”已成为8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导型不伦的特征。
日本的不伦史
(1)1950~1960年
占主导地位的是未婚男女之间的公司内恋爱和公司内结婚。
(2)1970~1980年
新型小家庭的建立期。为了逃避来自公司和家庭的压力，便出现一批傍晚族，也就是已婚男人和未婚女子搭档。这一时期男人是不伦的主流，女人则是隐蔽的存在。
(3)1980~1990年
新型小家庭的崩溃期。未婚女子是不伦的主流，对不伦的观点趋向于多样化，家庭里妻子的抱怨声也高了起来。
(4)1990~2000年
已婚女性的参与社会活动，使已婚女子成为不伦的主流。已婚男女搭档偏多，也有少女和已婚男人之间的援助交际。
(5)2000年后
借助信息社会的帮助，利用高科技的电脑、因特网、手机的不伦有即将增加的趋势。
通过日本的不伦文化史，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在时间和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韩国和中国的不伦文化还是与日本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又与日本不同，韩国和中国的不伦文化应从“文化摩擦”的角度观察。三国人有共同的文化底蕴，人种、外表也相似，而且不伦的形态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但是毕竟三国的文化是不同的，且生活习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三国人的不伦及其方式也有所不同。
如果相爱，就应负责任
我有一位叫铃木的30多岁的日本朋友。他曾经因商务关系在韩国呆过两年，其间他和一个20多岁的韩国女孩C谈过恋爱。他向我诉说自己地狱般的不伦体验时说：“韩国女人
太可怕了！”
那时，铃木已结婚，并且有两个孩子。在韩国滞留期间生活孤独，偶然认识了美女C，于是两人在周末经常一块吃饭，一起看电影，渐渐成了半同居的情人关系。当然铃木并没有隐瞒自己有家庭并与妻子关系也不错的事实。铃木每月给C 50万到100万韩币的零用钱。这一方面是出于对C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当时亚洲金融风暴中C的公司不景气的实情。
就在铃木告诉C自己一个月后回日本的消息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从那天开始，突然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恐惧里。”铃木回想说。
“现在你想一走了之吗？你必须对我负起责任！”
“原来这段时间只是在玩弄我。对此你必须负责！”C说。
对于C“如果相爱的话，就应该负责，把爱表达出来”的话，铃木一开始并不理解。虽然多少明白“负责任”是怎么回事，但对于“表达”的话却完全不明缘由。
于是，他就不断打电话给C说：“我真的爱你，我也不愿意离开你。”甚至还在明信片上写上不熟练的爱情诗寄给C，但C仍然嫌表现得不够。
终于有一天，C突然找到铃木说：“我需要现金，现在我要经营一家茶馆，租赁费是8 000万元。”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爱心表现”。
这时，铃木才明白“表达”的真正含义。
有时候半夜1点，铃木也会接到C的电话，C甚至还闯入铃木的办公室不断逼迫他“负责任”。
那时候铃木几乎快要患上精神衰弱症，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声，心里就忐忑不安。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铃木只好偷偷逃离了首尔（汉城）。回到日本后，他立刻给C的银行账户电汇了足够的现金。这样，他的地狱生活才得以结束。
铃木说，他通过和韩国女人的恋爱明白了日韩两国不伦文化的差异。日本女人对性和不伦持有十分宽容的态度，与之相比，韩国女人仍然很重视“贞操”，她们认为如果自己献身于男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正是与儒教的女性贞操观念相关联的女性弱者心理的表露。
日本则不同。在日本，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对性都是比较自由开放的，尤其是江户时代，简直是怀孕后打胎的天国。直到明治时期，政府才将其禁止并以此作为仿效西方建设公民国家的手段。但由于遗风犹存，加之西方化进程的影响，所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很淡薄。因此，日本女人即使与已婚男性有“不伦”，也不会把它看做“献身服务”，更不会要求得到报酬或对方“负责”。虽然人们在离婚时，也会要求得到损失费作为补偿，但很少有人要求得到不伦的报酬。
其实在中国女人与日本男人、韩国男人的不伦中，也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据说，很多在中国生活过的日韩公司的经理，回国之前经常受到在中国的“现地妻”的“自杀”威胁。总之，这种“不伦战争”一直接连不断。记得有位韩国男性说过类似的体验之谈。他一边摇头一边感慨地说：“韩国女人虽然厉害，但比不上中国女人啊！”
通过这样的“不伦三国演义”，我真的感觉到不伦也是一种文化。因为虽然是同样的不伦，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背景、文化风俗、思考方式不同，人们对它的观念和态度也不同。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过去只能“暗箱操作”的不伦，今天已经成为正大光明的一种文化了。
2美颜，美胸，还有美腿
女人，脸要漂亮
日本人总说韩国的美女最漂亮。称赞外表还是韩国女人好看，不是为了推崇韩国人或为了说好听的客气话，而是出于真心。
广岛大学有位名叫黑濑的音乐教授，和我家交情很深，常常热情地招待我们一家三口。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带未婚妻去他家时，他们夫妇称赞未婚妻的话：
“还是韩国的女人漂亮啊！”
第一次见面就把我的未婚妻捧为美女。
现在也是。我们和儿子一家三口去他家玩，他们总是夸我妻子说：“真是美人啊，都生过了孩子，可还是那么漂亮！”每当这时，妻子总是特别不好意思。听到妻子被人称为美人，我心里当然美滋滋的，但不好意思表露出来，只是谦让一下：“哪来的美人……”(我一头脑发热就不自觉地夸耀了自己的老婆……)
日本人普遍认为韩国女人最漂亮。而且日本社会也普遍认为，在东方乃至世界上，皮肤也属韩国女人的最好。我对其皮肤柔软、肤质姣好的说法有同感，但对韩国女人的脸蛋最好看这一点却不敢恭维。
只有把韩国、中国、日本这三国的女人放在舞台上做一下比较，才能看出其实质和差异，从而看出这三国看待美人的标准，不是吗？
首先我认为，韩国女人显得比较漂亮是因为她们在美容和脸部化妆上下了工夫的缘故。
日本传统的艺妓和歌舞伎的脸看上去像用粉刷过似的，所以人们会误以为日本女性喜化浓妆，实际上日本女人忌化浓妆。而真正化浓妆的倒是韩国的女人。韩国女人对化妆的关心程度在三个国家中居首位，迄今我所见过的韩国女性，从少女到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从家庭主妇到职业女性，无一例外，化妆是她们最大的特点。也就是说在韩国好像有一种社会风气，即对美颜“美人”给予极大的关心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日本社会也有这样的风气，但相对而言要淡一些。
在韩国甚至有“女人，脸要漂亮”的观念。在韩国，凡是女人都对化妆和外貌的修饰特别看重。这种无论如何也要把脸上不好看的部分掩饰住、把好看的部分突出出来的努力就是浓妆美容术。我想给它起一个特殊的名字——“浓妆型”。
与之相对，日本则是“淡妆型”。因为日本人在脸部总是似化不化地轻描淡写。特别是对于不好看的部分好像并不故意去掩饰，而对于好看的部分好像也并不刻意去突出。
我听说当外貌上有难以掩饰的缺陷时，韩国女人会立即去做整形手术。长得不漂亮的女人为了漂亮，漂亮的女人为了容貌更有个性，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脸托付给整形外科医生。
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曾和一个来日本留学的韩国女生交往过。有一次我去机场接度完暑假回校的她，不知为什么好久不见她的外表给人的感觉有点儿怪。那时我才发现她做了双眼皮手术。可惜在我看来，她原来单眼皮的眼睛更有魅力。
“你是不是去参加中东战争了？”我毫无恶意地讽刺她贴了白绷带的左眼。
“都是为了让你觉得更漂亮嘛！”
把原本干净的脸让给手术刀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了更漂亮。每次在韩国停留，看到电视剧或电影中的年轻女演员都是出众的美女，我就禁不住赞叹：“还是韩国的女人漂亮又性感啊！”因为化了相似的妆，所以感觉她们都长得差不多。看来韩国美人在化妆上可谓煞费苦心，也就是说韩国美人是“美颜美人”型。
文胸和日本女人的美胸意识
如果说韩国女人是美颜型，那么日本则稍有不同。比起脸来，日本女人更注重胸部。前面也提到日本女人不太关心脸部的化妆，正是因为日本女人为了成为美人而尤其看重胸部的大小，这是日本女人的一大特征。
在日本有个中国和韩国所没有的有趣的现象，即“巨乳美人”现象。巨乳美人，也就是胸部丰满的美人。不，不是丰满，更确切地说是硕大无比。
日本电视、杂志、新闻、小说中也常常出现巨乳美人。而且巨乳美人、丰乳美人一类的胸部大的美人在日本尤其受欢迎和喜爱。巨乳美人还分为A、B、C、D四个等级。据说比起容貌难看来，胸部小的女人更会感到自卑。
在日本的学校都设有一种以女中学生或女高中生为对象的类似烦恼问询处的机构，据统计，“我的胸又小又扁，真让人难为情，怎样才能使胸部丰满呢”这样的提问在女学生有关身体的提问项目中占比重最大。
这种现象使日本的女性内衣系列得到了发展。相比于涂抹化妆品，日本人更热衷于穿戴内衣。到了小学5年级，学校就会向家长发放给子女准备生理服的通知书。这时候，女孩子们除了生理服以外必定还需要戴文胸。日本产有世界著名的名牌文胸“和高露”。
日本女人很早就注意到胸部并且穿“和高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流行而成了一种常识，以至从女孩子到年老的妇女人人都穿“和高露”。因此，“和高露”独占了日本文胸的生产，并由此而上升为世界头号文胸品牌。
在韩国或中国，文胸不过是女性内衣的一种，先试再买的情况更是罕见。但是日本女人都常识性地在百货商店里先试再买，所以在内衣柜台总有一两间试穿内衣的小试衣室。仅靠号码是不够的，日本女人为了选购最合适的文胸，同一号码也要试几件或十几件。
中国女性在日本最无法理解的正是这种连内衣都要先试的事情。在公共场所试穿内衣对于中国或韩国女性而言，是一件想掩饰的隐私，对别人显示自己的胸部是她们的一条不成文的禁项。
日本女人对脸缺乏自信而唯独对胸很有自信。我在日本见过很多似乎与年龄不相称的胸部丰满的女孩子。而按韩国或中国的情况看的话，在那个年龄，女孩子的胸部应该还未完全发育。当然我并没看脱了衣服的，夏天穿着T恤或薄衣也不难看出来的。
所以我经常从中国女留学生那里听到这样的话：“看来日本女孩子早熟，她们的胸比起中国女孩子来，显得大而且成熟得多。”刚开始我还半信半疑，后来才发现果然如此。
现在突然想起我的一个日本女同学K。她是那种脸小皮肤白皙漂亮的小脸型美人，但胸比较小。据说，平时她总是穿着有隆胸效果的文胸，并在里面装上铁丝以遮人耳目。
但是夏天在海水浴场或公共澡堂就没法掩饰了。记得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去海水浴场，她因为没有穿文胸只穿泳衣而相当难为情。
她让我自己去海里玩而她只在一边看。好不容易说服了她一起下水，但是不到5分钟她就逃走了，而且是用手遮着胸走的。那天我切实感觉到日本女人对于丰胸是多么执著。
后来听说K做了丰乳手术胸变大了，但是我没能见到。
如果说韩国女人喜欢做脸部整形手术，那么日本女人则喜欢做隆胸手术。而且，这也是由追求丰胸美女的社会风气造成的吧。
总之，与丰乳有关的药、药材、医疗器材等东西最受日本女人欢迎。日本女孩子对这些东西几乎着了迷，以至于有这样的新闻报道：有一个中国商人抓住日本女人的这一弱点，将一种有丰乳特效的茶从中国带到日本，并以高价销售，但是效果并不显著，社会反响也不好。
夸耀“美腿”的中国女人
那么中国美女又是什么类型呢？中国女性的特点是比起脸或胸来她们更注重腿部的养护。因为一直以来中国人不是睡在炕或榻榻米上，而是生活在椅子或床上，所以中日韩三国女人中，中国女人的腿最修长最美。这是中国美女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民族学的观点看，火炕或榻榻米生活方式与伸着腿坐在椅子上的生活方式相比，在身体的发育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与中国女性一样，西方女性下半身修长而上半身较短大概也是长期坐在椅子上生活造成的吧。
中日韩三国女人中，中国女性的腿最修长、体型最美。当然现在韩国或日本的新一代都睡在床上，因此身材渐渐变得修长，但是总体而言，还是无法比及中国美人的体形。
中国人喜欢抱孩子，不习惯于背孩子。韩国和日本都是从小把孩子分开腿背着，这样一来，孩子就容易形成O型腿。
中国人甚至为了使孩子的腿修长并且笔直，而用布把孩子的腿并起来缠在一起。
我儿子出生时，有一对在日中国夫妇来看我儿子，看到孩子就那样睡觉的样子，他们吃惊地问：“为什么不把孩子的腿缠在一起啊？”
当然我和妻子并没有把儿子的腿缠起来，但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其腿部养护。
到过中国的韩国和日本男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女人的腿真是漂亮啊！”
同时抱怨韩国、日本女人的腿又短又不好看，我也同意这种说法。
事实上我认为中日韩三国女性的服装也是与其审美意识绝对相关的。
韩服闭塞臃肿，把韩国女人的身体都遮了起来，只露出脸部。从脖子一直到脚腕、脚面全都遮住，从而强调脸部的服装正是韩服。所以无论体型肥胖还是难看，都可以用韩服加以遮掩。
与之相反，日本和服则是在腰部用宽带用力捆住，并将腿部全部遮住，而依靠腰带使胸部很突出地被表现出来。
中国的民族服装旗袍则似乎是为了炫耀大腿而制作的。用贴身的连衣裙型将腰线及大腿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而且为了强调腿部，旗袍两侧做成开叉型以夸示美腿。旗袍可以说是为了腿长的“长足美人”而定做的。
不仅如此，古代用缠足来开发脚部的独特的美学观念不也正是中国人独有的吗？除了关心脚部美容的民族之外，其他民族设想不到这一点，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意识。
中国女性就是这样在腿和脚上颇下工夫。一方面，通过各种锻炼方法和美容术做好腿部养护，另一方面，中国女性也对美腿有深深的执著。
中国人有一种习惯：即使别的东西不用好的也要穿好鞋。中国女性不太熟悉化妆，不太注重胸部的护理，也是因为把注意力都用在腿部了吧。
美颜美人，美胸美人，还有美腿(脚)美人，这是韩日中东方三国女人各自不同的一面。
3东方美人十一德
杨贵妃与赵飞燕的比较美学
近来，我对“转性时代”这句话深有感触。它很恰当地概括出了男人越来越女性化、女人越来越男性化这一现实。
如果不能从“女人变强，男人变弱了”的呼声中把握时代的脉搏，就很容易变成落伍于时代的“古董”。如今，女性的温柔顺从的美德已日趋弱化。裤子、短发取代了裙子、长发，传统女性美也日渐消失。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赞同男尊女卑，只是想强调一下两性的存在，以及无论男女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性别这一事实。就像列车和轨道一样，超出了自己的轨道，除了飞机都会招致自身的灭亡。
东方三国自古以来就有以中国传统为中心的对女性的价值标准。从文献中看，传统的东方美人的标准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妇德是指妻子坚守贞操和对丈夫的顺从。这也是家庭和睦的指针。妇言是指文雅恰当的语言，这也是教养的指针。妇容是指女人的穿着打扮。现在的服装设计实在是表现外貌装饰的捷径。妇功是指女人的手工技术，即女人用编织、裁缝、刺绣等细致的手艺来收拾家，这是家务的总体指针。
传统的东方美人可分为“杨贵妃型”和“赵飞燕型”两大类，杨贵妃型是指体形丰硕肥美的美人，赵飞燕型则是指身轻如燕、身材苗条的美人。
这两种类型究竟哪种更讨人喜欢，往往因人而异，但对传统的东方美人从外表上讲有如下十一条标准：
(1)乌发蝉鬓
女人必须要有乌黑亮泽、散发芬芳的长发。
(2)云髻雾鬟
是指高高的盘头。女娲和赵飞燕都是洗完澡后把撒上香水的乌发高盘在脑后。
(3)娥眉青黛
从周代开始，就有修眉的风潮，“黛”是指古代女子用来画眉的青黑色颜料。
(4)明眸流眄
明眸是指又大又闪亮的眼睛，流眄是指含笑的眼睛，这是捕捉男人心的魅力所在。
(5)朱唇皓齿
红红的樱桃小嘴和洁白的牙齿，是美人必备的两个条件。
(6)玉指素腕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很注重保养手和指甲，认为十指和人生、命运息息相关。也有玉指、纤指等词。
(7)细腰雪肤
白皙的皮肤和纤纤细腰是东方美女的先决条件，比起杨贵妃的腰来，中国人更喜欢赵飞燕的细腰。林黛玉也是细腰雪肤美女。
(8)莲步小篾
莲步是指缠足，小篾是指小鞋，这是中国人特殊的审美意识的反映。
(9)红妆粉饰
是指在面部先抹上白色的粉，再涂红色胭脂。据调查，公元前7世纪已经有了粉，公元前5世纪开始有了胭脂。
(10)星靥鸦黄
星靥是指酒窝，鸦黄是指从眉间涂到脸颊的粉。据说鸦黄是始于汉朝、隋唐时流行的一种化妆法。
(11)肌香佩熏
是指有情调、有女人味的肌肤，它并不是指香料的效果，而是指女人身上固有的幽香。
4“裙带”当风——三国的妈妈像
妈妈的“裙风”越吹越烈
曾经在全世界流行过这样一句话：
“住在美国的宽敞房子里，开着英国的劳斯莱斯，雇佣中国厨师，娶一个日本女人做妻子。”
现在大概仍有一些人把这看做是理想的生活。但原先以日本女人为代表的东方女人的顺从和温和，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日本女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儒教文化圈中的韩国女人也是如此，中国女人那就更不用提了。女人要强，男人变软，好像已经成了世界潮流，在家庭中则体现为“严父慈母”向“严母慈父”转变。父亲的地位越来越低，而母亲的地位越来越高。父亲的裤角带不起风，母亲的裙风却已愈吹愈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就到中日韩三国母亲“裙带”当风的现场去看一看吧。
中国的大街上有日本所没有的场景，那就是女人之间的吵架。
那是一所小学的校门口。放学后的校门口挤满了潮水般涌出的小学生和来接孩子的家长。这时，小学生B哭着跑向妈妈诉苦。原来同班同学A因为B踩了自己的脚而打了B一顿。
B的妈妈立刻涨红了脸，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到A面前，说：“就是你打了我儿子吧？”
于是两个妈妈打开了嘴仗。
A的妈妈立即站出来反抗：
“你凭什么无缘无故向我儿子发火？！”
“喂，你儿子打了我家孩子啊！你是怎么教育他的？竟然让他去打别人家的宝贝孩子！”
“什么？就你儿子宝贵啊，我们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宝贝儿子！”
两个妈妈一边跺脚一边骂，最后舌战终于变成了拳打脚踢的肉搏，两个人互相扯住对方的头发，一边往对方脸上吐唾沫，一边展开了决战。她们在地上抱着打滚的样子仿佛少林寺的和尚比武的场面，即使头发散乱地变成了鹊巢，裙角被撕破，脸变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暇顾及。直到学校校长和其他的老师都跑出来，二人方才休战。
中国的妈妈们就是这样为了自己的儿子即使是搭上性命的血斗也无所顾忌。本来中国的妇女就争强好胜，为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不能让儿子和狐狸精结婚
再来看看韩国妈妈“裙风”的景致。
一天夜里11点左右，我突然接到H从首尔（汉城）打来的电话。H是已在韩国留学4年的30出头的日本女学生，也是我的书迷。2年前她开始给我写信，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了。
“金老师，韩国的母亲都这样吗？我太生气了，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电话里的声音异常激动。听到“韩国的母亲”一词，我已猜出了几分缘由。因为我知道她跟同校一名小她5岁的韩国男学生已交往几年的事。
接着H向我诉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正如我所推测的，那天她正好和那名男学生一块在她宿舍里吃晚饭，突然，男学生的妈妈出现了。她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骂H：
“你就是那个叫什么子的女人吧？原来就是你一直在勾引我儿子啊！”
面对这种意外的事态，H不禁目瞪口呆。这时儿子站出来说：
“妈妈，您不要这样，我要跟她结婚。”
听了儿子的话，妈妈气得暴跳如雷：
“你这家伙竟然说出这种话，你疯了吗？你要跟这个老狐狸精结婚？这是什么话，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对于儿子“我爱她”的话，妈妈听都不听，仍旧大发雷霆。
“你是被这个狐狸精迷昏了头了吧……你这个妖精为什么要害我的宝贝儿子啊！”
说着，她就狠狠地扇了H一耳光。于是H的左脸上留下了男学生妈妈的手印。
“走，快走！”
男学生的妈妈固执地拽着儿子，踢开门走了出去。
H说她实在忍受不了，自己哭了半天，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这真是一出生动表现韩国的母亲是如何支配自己儿子的好戏。
发生这种事并不仅仅因为H是日本女人。即使儿子都长大了，母亲们也仍然认为：“我孩子才是一级棒。”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她们一厢情愿地想支配、控制子女的欲望太强。
在韩国，经常可以看到婆婆介入到媳妇和儿子之间并且总是偏向儿子，从而使婆媳关系恶化的情况，甚至在海外出生、生活的我的母亲，也总是认为她的儿子最优秀，所以也就经常偏袒我，斥责我妻子。
虽然中国、日本的女人尤其是中国的母亲是以泼辣厉害闻名世界的，但实际上韩国母亲们也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女人。
在日本，像前面所讲的中国妈妈或韩国妈妈的风貌，你即便是打着十二个电筒擦亮了眼睛也找不到。难道是韩服和中国旗袍能掀起风而紧贴在身上的日本合服掀不起风的缘故吗？也许是因为各个国家的民族性和风土人情不同吧。
与世界潮流相一致，三国现在都进入了“少子化”时代，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意识也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但是三国妈妈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对子女的期待，却也有很大差异。
中国或韩国的妈妈对子女的学习和学力十分在意。她们认为，孩子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落后于人，必须是第一，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相反，日本的妈妈们，则更倾力于子女的日常生活习惯，特别是公共道德、礼仪及独立能力的培养。
比起夺取第一名或出人头地，日本妈妈则更希望孩子成为能与别人和睦共处、适应集体的普通好人。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一家人都围着一棵独苗，把孩子捧为“小太阳”、“小皇帝”。
急速的经济增长和家庭的过分保护使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孩子自然也就陷入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泥坑中。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一个2岁孩子的糖点、水果之类的零食消费相当于一个家庭大人的消费。真可谓是“除了摘不到的天上的星星，别的什么都可以给孩子”。
据说在中国，因妈妈没有替自己做作业而打妈妈的孩子也不少。如果说韩国的小皇帝、小公主们是绝对顺从妈妈的“顺从型”子女，那么中国的小皇帝、小公主们则可以说是超越了“顺从”的“支配父母型”子女。所以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不会剥饭盒里的鸡蛋而把它原封不动拿回家的事也就见多不怪了。
90％的中国妈妈们期望自己独一无二的宝贝将来成为“高官”、“明星”、“经理”。
韩国妈妈虽然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但据说她们代替孩子值日的事也经常可以见到。本来该由学生干的事，结果却由妈妈来代劳。
韩国还有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调换班主任或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教室里的花瓶和老师桌上的装饰之类的东西都是由学生的妈妈们准备的。这些本来该学校干的事，现在却理所当然地成了妈妈们的义务。
现在在中国和韩国，有出于“请多多照顾我们的孩子”的想法，向老师表达“心意”的事情。学生家长经常请老师客或给老师送礼。
日本却没有这种习惯。在日本的妈妈们看来，家长介入孩子们在学校的公平竞争是不恰当的。
今年6月，我去了一趟中国回来后，曾经出于感谢之意把一盒中国的乌龙茶送给了大儿子哲也所在的基町幼儿园老师。结果那个老师把我带到院长那儿报告说：“这是金哲也的父亲送给诸位老师的中国乌龙茶。”并表示老师们将一起分用。
后来我才知道，按照惯例日本老师是不接受学生家长的这种礼物的，只因为我是外国人，才出于礼貌收下了。我为此真是十分后悔。
在日本，学生家长是不会出于“请关照我的孩子”的想法而向老师送礼的，也只有在毕业式或谢恩会时才会请老师吃饭。
在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处于学习年龄的中国母亲们因文革而没能接受高等教育，同时60％的农村人口的存在也是中国母亲们学历低的重要原因。而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以人们上大学的机会很多，那个时候甚至酒店的女工也可以上大学。韩国则处于两者之间。
所以三国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也就在其对子女的教育态度上体现了出来。
可以说，“日本的裙风是技术型的，韩国的裙风是艺术型的，中国的裙风则是生活型的”。
5三国的文人过美人关
稀世浪子永井荷风
我感觉城市或乡村的角角落落有文人的铜像或碑文总比那有政治家铜像的地方要好，即使不够豪华也无妨。在以“文章大国”自居的中国，文人的碑石和铜像之类不算很多。韩国英雄豪杰的铜像倒是不少，但文人碑石好像并不太多。而日本却有很多文人碑石。
日本的文人碑石中，印象最深的是东京净闲寺内的永井荷风的诗碑。永井荷风是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文人作家，平生以风流洒脱而出名。通过永井荷风的风流，我想起了东方文人和女人这一命题。如果把三国文人的风流韵事整理一下，不正是比较文化的生动素材吗？我不禁暗称快哉。
爱情、男女之情是文学不可回避且永久不变的命题。而创造了这种文学的文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恋之情、风流韵事无疑是窥视文化的好题材。
那么以《东绮谭》迷倒日本人的永井荷风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作为日本内务省长官长子的永井荷风于1879年出生于江户(近代东京）。从小就热爱文学的永井荷风对性特别早熟，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已经频繁出入吉原的妓院了。病弱的他没有继承父亲的健壮体魄，虽然进入了外国语大学，但比起外语学习来，他更热衷于练习写作小说。之后他留学美国和法国，在数年的海外生活中，逐渐成长为文人。归国以后，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发表诗歌和恋爱小说。其间他经历了两次结婚和离婚，并且是妓院的常客。41岁的时候，正值壮年的他卖掉了父母遗留下来的房屋而搬迁了住处，开始了隐居生活。
这时，他几乎断绝了与朋友、亲戚甚至文坛、报社和杂志社的交往。然而，如此对人避忌的他，仍然经常出入妓院，由此奇人永井荷风的说法便传扬开来。
《东绮谭》就是描写他与妓女们的交往故事的类似随笔的抒情小说。
日本战败后，他的作品一经发表，就深得读者的好评，而且还在日本社会掀起一股永井荷风热。虽然是战争时期的作品，但由于散发出与战争无关的抒情文学的气息，所以战败后深受日本读者的欢迎。
中国文豪鲁迅先生的亲弟弟、著名的随笔作家周作人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就是永井荷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引用永井荷风的话。
在日本的近代文学史上，像永井荷风一样自由奔放地生活过又孤独地离开人世的人物实属罕见。
至今东京还保存着很多江户时代的遗迹，而其中唯一不能恢复原貌的便是吉原妓院。江户时代，1657年开设的新吉原妓院是当时唯一一所政府公认的妓院，据传鼎盛时期妓女超过3 000名。
而新吉原附近的净闲寺正是埋葬2万名妓女和艺妓的地方。墓地虽然不大，但周围草木茂盛，仿佛在暗示着当年的繁华。墓碑上，为了追悼艺妓，写有“生在苦界中，死于净闲寺”的碑文。
碑石的对面立着永井荷风的诗碑和笔录。据传生前尤其喜欢妓女的永井，经常到静闲寺追悼死去的妓女，而且还留下了很多诗碑。
我们该称他为稀世的浪子呢？还是把这看做是男人或者文人的本性呢？据说永井荷风生前在其57岁时数过曾经与他交往的女人。
当时，荷风家里雇佣的一个下人突然逃走了。永井荷风大概是对这个下人也没放过。“是啊！我应该列数一下迄今为止我亲近过的女人。”于是他一边说，一边拿出纸来记录。
仅是妓女就有13名。“差点忘了”，他又追加了3名。而且“临时性的就不算了”。据传，荷风在这么多的情人中，最喜欢的是一个名叫“歌”的女子。
1952年，永井荷风因“不仅创作了大量带有优雅诗情、高雅文学批评和透彻现实观察的优秀作品，而且还为江户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学的移植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在日本的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迹”，被授予文化勋章。
总是穿着破旧的和服和一双破木屐，拎着菜筐去买菜的永井荷风，只有那一天才西装革履参加了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被登载在报纸上后，一个战时与永井分手的艺妓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又重新来找永井的浪漫插曲，也与获奖一样轰动日本。
永井荷风虽然已经离开人世很久了，但在日本读者中仍然流传着他的风流韵事。永井荷风真可谓是离开了人世也幸福的文人。
金东仁的流浪癖和爱情历程
自古以来，韩国也有不少风流文人，他们为韩国文化史增添了亮点。
有因在艺妓黄珍伊的坟前劝酒饮诗而被指责失去了士大夫体统，最终被免职的朝鲜风流浪子林悌，还有流浪于朝鲜八道江山并留下风流传说的诗人金斗笠……
暂先把这些古代的风流文人放在一边，来看一下近代文化史中的文人。无论怎样评判，能与永井荷风相比的韩国文人也该数琴童金东仁了。金东仁(1900～1951)不仅最早发行韩国的文学同人杂志《创造》，并因此构建了韩国文化的框架，而且还是韩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始祖，他的文体革新也立下了显赫的功劳。
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着10年前所读的金东仁名作《土豆》中的主人公福女的悲剧。
在金东仁的作品中，女人是必不可缺的。在韩国的文人中，金东仁也是最接近女人、最喜欢女人的文人。
更有趣的是，他在作品中总是毫无遮掩地赤裸裸地描述和表现自己对女性的浓厚兴趣。坦白地描写婚外情即不伦的作品《女人》正出自他的亲身经历。
金东仁对异性问题相当早熟。15岁留学东京时第一次见到房东邻居家的混血女孩玛丽，他就一见钟情，堕入爱河中。
金发少女玛丽是他的初恋情人。但是由于玛丽在还未察觉他的爱意之前就搬家离开了，所以他的初恋也就化为泡影。
之后他又经朋友介绍而认识了日本女孩长岛吉枝，又一次萌发了爱慕之情。
但同样由于他第二年即1916年夏天回国，两人的爱情无疾而终，只有长岛吉枝纯情的瞳孔深深铭刻在金东仁的心里。
金东仁共结过两次婚，可他对恋爱的嗜好并不受家庭的束缚，反而日益强烈。
1918年他与金惠仁(18岁的大家闺秀）结婚。但结婚不过一年，他又继续在首尔（汉城）、东京和中国的东北三省之间流浪，并结识了很多女人。
据传自1921年与明月馆的艺妓金玉叶相爱之后，他的生活更加放荡。《韩国近代小说考》中曾记载，金东仁“正午”时开始进入酒店喝3次酒，有时甚至4次，第二天早上4点才回家，睡过一觉后，正午又开始出入酒店。终于，他的夫人忍无可忍出走日本，家庭也随之破裂。
1930年，金东仁又在平壤与小自己11岁的处女金京爱结婚，并于1931年迁到首尔（汉城）杏村洞。
现在重新来整理一下金东仁初婚后的华丽的女性癖。
1918年第一次结婚后，金东仁在日本一个画家的画室里认识了日本女孩秋子。1918年秋天至1919年2月，金东仁经常与秋子接触，但由于民族感情的矛盾，所以他与秋子没有发生性关系。
但在与前面提到的明月馆艺妓金玉叶的交往中，他却深深地陷入了性爱的泥沼中。金玉叶、黄琼玉、卢山红等虽然都是他深爱过的女人，但他与金玉叶的关系是最好的。
正是通过金玉叶，他尝到了爱情的禁果，开始迷恋女性的肉体。不久，他结束了与金玉叶的同居生活，又与艺妓黄琼玉在旅馆里短暂同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又重新找回金玉叶，但没多久，又与日本妓女蝉丸相爱了几个月。
虽然他有很多女人，但因为他的放浪癖，所以相爱的时间都不长。后来又遇到了金山月、金燕花等艺妓，最终陷入了与卢山红的肉体关系的享乐中，甚至到1930年再婚之前他还与艺妓金白玉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最后他华丽的艺妓游戏以再婚为契机才落下了帷幕。
在韩国现代文坛中，像金东仁一样奔放洒脱的文人实在不多。而且他的女性观也十分有趣。作为男人，他自己可以到处狂野无忌地流浪放荡，却唯独要求妻子遵守传统的妇德，并企图用顺从和忠实于家庭的传统伦理观念来束缚女性。男人放荡没关系，女人却必须贤淑。这可能是金东仁在男女关系上的根本态度和出发点。
这也是东方三国中，陶醉于儒教伦理道德观念的韩国文人的独特之处。如果中国的文人在外面拈花惹草，回到家里，一定会好好对待妻子和家人的。
君子兼浪子——胡适博士
中国是以文人和艺妓而闻名的国度。
中国近代文坛的名人如鲁迅、郭沫若、胡适、林语堂等，不都曾因绯闻而闹得沸沸扬扬吗？
中国有七大奇说，其中便有著名的“胡适现象”。“胡适现象”是指什么呢？
指的就是中国有名的胡适博士与缠足蹩脚的夫人结婚一事。有趣的是，50年代胡适与缠足夫人江冬秀旅居美国的时候，据说当地的美国人以及当时在美国的中国人曾经为了观赏“缠足”而经常去拜访胡适。
在胡适去世后，对于他的“洋博士+缠足夫人”的结合，甚至连蒋介石都为之写过题词：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模范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先生
正是这位在新文化上嫁接了旧伦理而被称颂的胡适博士，一生都纠缠于婚外情和情人之中。
胡适年轻的时候，以妓院常客而出名。即使在他因提倡白话文而成为北大文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以后，仍然借到外地讲演之机频繁出入妓院。
据说有一次，胡适在向情人、女文人陈衡哲(莎菲）兴致勃勃地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时，被陈衡哲痛斥了一顿。
君子与浪子的混合，西服和长袍的同在，一边和缠足老婆睡一个被窝，一边又外遇不断。这就是胡适。
他的婚姻以及与女性的关系复杂且奇异，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1904年，13岁的胡适离家之前，守寡的母亲让他与邻村14岁的少女江冬秀订了婚，14年后，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便与江冬秀结了婚。
缠足并且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蹩脚的农村姑娘与留洋博士胡适之间的差距，犹如美国和中国之间隔着太平洋。
大概正是这种天壤之别，铸就了胡适的婚姻悲剧，也促成了他丰富多彩的婚外恋情。
1908年，因兄弟破产，胡适失去了经济来源。处在人生岔路口上的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学习，要么回家跟江冬秀结婚。
胡适不愿与江冬秀结婚，于是每天和同学一起出入妓院，虚度光阴。根据胡适当时的日记，他在约2个月的时间内就有玩麻将15次、喝酒17次、出入妓院数十次的纪录。这样前后2年中，贫穷的胡适几乎是搂着妓女泡在上海的妓院里，即使是年老的艺妓他也不在乎。
1916年8月，胡适顺利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得以赴美国留学。这时他认识了美术专业的美国女学生韦莲司，从而堕入情网，不能自拔。
比起蹩脚的江冬秀，金发的现代女性韦莲司简直是仙女下凡。但胡适对韦莲司的恋情因她母亲的棒打鸳鸯而最终无情地夭折。
在此期间，家里多次来信，催促胡适立刻回家结婚，但他每次都以学业为由坚决地回绝，并且在美国埋头于东西文化的研究。
正当胡适和韦莲司热恋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中的才女陈衡哲闯入了他的生活。当然那只是陈的单相思而已。后来，陈衡哲就任北大教授并逐渐成为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虽然后来胡适也喜欢上了陈衡哲，但由于胡适的朋友任叔永也追求陈衡哲，所以胡适就从这种三角关系中退了出来。
1917年，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由此，远在海外的胡适一举成名，走红文坛。
1917年，提交博士论文后，胡适回国就任北大教授，并因发起白话文运动而蜚声国内外。当年12月，胡适与之前未曾谋面的江冬秀结婚。蜜月当然谈不上甜蜜。比起美国现代美女韦莲司小姐和才女陈衡哲，蹩脚女人江冬秀该是多么寒碜和土里土气！
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风潮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开始掀起了“家庭革命”热潮。郭沫若、徐志摩、陈独秀、郁达夫……甚至鲁迅也抛弃了原配，转而寻找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
陈独秀曾经拍着桌子劝胡适离婚，出于体面，胡适没有这么办。
但是不久，胡适也开始了“恋爱革命”。1921年他与比自己小10岁的杭州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曹珮声双双陷入热恋之中。当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庄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1923年，在美丽的杭州西湖边上，胡与曹度过了6个月的蜜月般的同居生活，甚至还传出了曹怀孕后又流产的消息。后来两人的关系被妻子江冬秀发现了，于是胡适就提出了离婚。江冬秀勃然大怒，她从厨房里拿出菜刀，抱着两个儿子威胁胡适说：“如果你要离婚的话，我们娘儿仨当场就死给你看。”其后胡适再也不敢谈及离婚。
与曹的流产一样，胡适的“家庭革命”也最终流产了。曹女士的悲剧也就由此开始了，到1962年胡适在台湾因脑出血去世为止，曹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等待着胡适。
面对强硬无知的蹩脚老婆江冬秀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胡适只好假装成“妻管严”来迎合她的脾气。因此，后世的人们评价作为学者和文人的胡适“虽然风流，却并不洒脱”。
总之，与永井荷风或金东仁相比，胡适的女性绯闻多少有些让人惋惜的悲剧色彩。但正因为如此，胡适才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永井的爱情虽然放荡洒脱，但他很孤独。金东仁的爱情放纵、短暂，但他有流浪癖。而胡适则因为被迫与不爱的人维持婚姻而乏味疲惫。他的爱情虽然浪漫，但最终却只能是悲剧。然而胡适并不孤独。或许胡适的婚外恋更让人心酸。
东方三国在文人和女性关系上有不可忽视的共同点，那就是东方“才子佳人型”的爱情。在西方，“英雄美人型”居多，而在东方，中、日、韩三国自古以来，文人和女人之间就有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
文人是女人尤其是妓女、美女的知己。女人倾心于文人的才气，而文人则喜欢女人的美丽。这里的美丽指外貌美和心灵美。
女人和酒是滋养文人的土壤，文人与女人的故事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全唐诗》的5万余首诗作中，有2 000余首是吟诵妓女的。东方文人与女人的“才子佳人式”的传统一直在绵绵不绝地延续。
6是白糖，还食盐？
融合调和与锦上添花的艺术
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位日本朋友家做客时，朋友从冰箱里拿出西瓜让我吃。因为当时是炎热的夏天，我就拿起一块西瓜咬了一大口。
可不知为什么西瓜的甜味里混着咸味，我从来没吃过这种怪味的西瓜。
“怎么样？这西瓜味道还可以吧？”
朋友一边说，一边抢似的啃了两块西瓜，好像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瓜一样。
我原以为他会切开西瓜以后撒上糖，没想到他却撒了盐。
“西瓜上怎么撒盐啊，在日本都这么吃吗？”
我这么一问，朋友反而表情奇怪地答道：
“原来你不知道往西瓜上撒盐的吃法吗？那么在中国撒什么呢？”
“在中国当然是撒糖了！绝对没人撒上盐吃的。”
我又告诉朋友，如果在西红柿上撒上白糖吃的话，剩下的汤水比西红柿汁饮料还好喝。一听这话，朋友立刻说，在日本，西红柿也是撒盐吃的。
是加糖更好吃，还是加盐更好吃的问题，其实不过是一种在饮食生活上的味觉的喜好问题而已。可以说，这与中国人喜欢吃油腻的东西而日本人喜欢吃清淡的东西的差异基本相似。
在韩国，人们通常是把西瓜切开后，吃它的天然的味道，有时候为了加味也会撒上一点儿糖，但不是撒盐。
那天，我和朋友为糖和盐的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其实，与其说是争论，倒不如说是了解味觉文化的努力更为确切吧。
我说，西瓜本来就是甜的，我们吃的就是它的甜味，如果撒上盐，不就没有甜味了吗？朋友则说，如果太甜反而不爽，所以撒上盐，通过添加咸味来调和西瓜的味道。
朋友还反问我说，在原本很甜的西瓜上加糖的话，那么水果的天然香味不就没有了吗？
我说，对中国人而言，味道越甜越好。这时，朋友才点头表示理解。
在西瓜上撒糖和撤盐这种极其平常的无意识的习惯行为，也蕴藏着三国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日本是中和味道的“互融调和”的味学，那么中国则可以说是“锦上添花”的味学。韩国人也使用汉字成语“锦上添花”，韩国的味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种特征往往还体现在三国人的民族气质上。日本人有克制自己、保持与对方协调、互助的融合性气质。与之相反，中国人和韩国人则有性格过激、爱突出表现自己的个性、缺乏克制的气质。
因此，日本人竭力避免极端的气质，而中国人和韩国人则鼓励突出个性。
日本人认为无论生前多么坏的人，死后都会成佛。
如果说中国人、韩国人属于“绝对思考”型，那么日本人则属于“相对思考”型。
在餐厅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点菜的时候，如果问“您要烤肉呢，还是海鲜呢？”中国人和韩国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烤肉或海鲜，而日本人则会说“都没关系”，这时服务员却不能“没有关系”了，因为这让他无法确定客人到底想要哪一种。而且日本人看到别人订了某种菜后，通常会说“我也同样”。
这种日常现象体现了日本人对“是”和“不是”表态不明确的模糊性。红的也可以，绿的也可以。不偏向哪一边，以实现相对的中和正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意识形态的价值
笔者曾在其他书中提到过，中国人和韩国人没有“原则”，过于注重感情和人情，所以在日常行动中容易过激，而且不能很好地遵守约定。相反，日本人总是“原则主义”，所以行动谨慎，能很好地遵守规则和约定。
但与这种日常行为的差别不同，事实上中国人和韩国人在观念上有价值判断的原则，它贯穿整个社会的绝对意识形态。日本没有绝对意识形态。
中国和韩国是由绝对意识支配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中国和韩国的社会自古以来是依据儒教或血缘主义形成的，所以儒教和血缘主义也就成了一个不变的传统。
日本并不是根据这种绝对思想或绝对观念体系形成社会。
韩国虽然也打着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招牌，但实际上仍有很多地方完全没有摆脱儒教的传统意识，因为相应的绝对意识形态仍在起作用。
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这种差异体现得十分明显。
日本可以毫无阻力地吸收、消化西方文明。而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绝对优越性的观念太强，历史的包袱太沉重，对外来文化总是先衡量一下是否符合中国的绝对意识形态，然后才引进吸收。韩国的情况也与中国差不多。
总之，是食盐还是白糖的问题所体现出来的“互融调和”的味学和“锦上添花”的味学，可以作为理解三国社会文化的又一个突破口。
7从释迦牟尼谈到“牙签”
环境使文化开花
三国人在吃饭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使用牙签。五花八门的餐具虽然有各种差别，但饭后都用牙签。
中年男人爱用牙签也是三国的共同现象。但相同之中也仍然存在其不同之处。
例如，日本人在饭后会将牙签剔出来的食物重新和着茶水吞下去，但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则多是把剔出来的食物吐在废纸或饭碗上扔掉。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从文化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的文化背景，所以只想先阐明一下这些有趣的现象的差异。
我在日本经常做关于比较文化的演讲。有一回在演讲后的提问时间里，有一个日本朋友问：“中国人也用牙签吗？”结果惹得听众发笑，大概日本人误以为牙签和卫生筷子是日本的专利吧。但实际上不用说是东方人，就是西方人也广泛地使用牙签，并且西方的牙签自古以来就有多种用途。在我们的周围也可以看到，在鸡尾酒的橄榄、果盘、西餐上装饰着的可爱的小伞或万国旗上都有牙签。
当然牙签是用来清洁牙齿的小工具。在韩国，大概因为自古以来只用其来挑牙缝，所以直接称之为牙签。而上面提到的牙签的用途应该是西方文明传入以后的事。
在日本，牙签称为杨枝，这个名字特别文雅而富有情趣。这是由中国传入的名称，据文献记载，牙签以前在中国叫做杨枝或齿木。但是现在中国也像韩国一样直接称作牙签。
现在，虽然一次性的竹制或木制牙签用完就扔掉，但在古代欧洲和中国，制作牙签的材料不仅仅是木头，还有金、银、青铜、象牙、龟骨、兽骨、牛角等，而且就同贵重的钢笔或化妆用具一样，牙签是作为正宗装饰品使用的。同时，用于挑牙缝和挖耳的套装装饰品也不少。人们把牙和耳的清洁放在同一层次上考虑，这也是十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最近在日本大阪创立了一所牙签陈列室，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这所陈列室设在从市区乘电车约需30分钟的距离的一条街上，可算是世界上空前的牙签博物馆。
我曾经跟一位中国朋友提起过这所陈列室。中国朋友听后笑道：“这真是典型的日本人的想法，只有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的事。像中国人哪有时间把心思放在牙签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文化也许就是在环境的余裕中诞生的吧。”
我对这位历史专业的朋友的话深有同感。
闲话少提，继续来谈我们的博物馆吧。我也出于好奇心去那儿转了一趟。那里展示着古今中外的各种各样的牙签。于是“牙签文化”这一新词应运而生。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人类创造的“牙签文化”也绝不亚于华丽的服装文化或饮食文化。
17世纪前后期，欧洲的贵族十分流行把贵重金属制的牙签当做项链挂在脖子上，还把象牙、龟甲制的牙签放在高级小盒子里，盒子的盖上嵌着金制边框，里面装饰着珍珠，可谓珍品，也是一种富贵的象征。
另外据说清朝的慈禧太后用过一种豪华牙签。金制的牙签上装饰着珍珠和翡翠，真是稀世珍品。
我简直无法想象把如此精致的极品用做牙签的人的一日三餐会有多么奢侈豪华！
神木礼赞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金属、象牙、龟甲、竹子、木头等制作的牙签。韩国不仅有从中国进口的这几种牙签，还有用金、银制作的牙签。日本自古以竹制和木制的牙签为主，另外渔民则普遍使用鱼骨制的牙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与本国的饮食文化和环境有直接关系。中国自古以来不仅吃素食，而且也多吃肉食，所以就要用金属或比较结实的材料做的牙签把齿间的肉渣剔出来。韩国的情况也和中国差不多。而且，这些制作材料在中国大陆上也比较多。
但是日本人自古不怎么吃肉食。日本人开始食肉是近代明治维新以后的事，至今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所以不需要用金属或动物的骨骼等制成结实的牙签。
在日本，木制牙签十分发达。日本是木文化国家，韩国是土文化国家，中国是石文化国家。日本自古以来就使用木制的房屋、榻榻米、筷子、碗具等，寺庙或者神社、神具、佛具也都是木制的。
日本人相信古木通神，所以敬拜树木为神木。
竹制或木制的牙签在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乃至欧美国家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本的卫生筷和日本式牙签的出口。
实际上，据说牙签起源于佛教文化。相传，公元前500年左右，释迦牟尼曾用木刷刷牙，也劝妻子使用木刷。
日本在从中国传入佛经的同时，把牙签译成齿木、杨枝。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与释迦牟尼所用的木刷材质相同的木头，于是就写为“杨树的枝”，由此产生了“杨枝”一词，并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所以直到现在日本仍然称之为“杨枝”。这样，原本是佛教僧侣用品的牙签，逐渐变成了生活卫生的工具，并且逐渐为世俗的贵族和普通百姓所使用。
透过这每天都在不经意间使用的牙签，我们也能窥视东方的文化。
8辣椒酱、榨菜、梅干
辣味文化
长期在国外或他乡生活，最想念的食物是什么？如果按国别来提这个问题，韩国人会回答“辣椒酱”，日本人会回答“梅干”，中国人则会回答“榨菜”。
韩国人在国外旅行或居住时，一刻也不能忘记的东西虽然有泡菜和烤牛肉，但最普通、最简单的韩食代表还是辣椒酱。因此，不论是在出几天差的公务员的包里，还是在出门旅行的学生的行李包里，总会有一瓶辣椒酱。如果在白饭里拌上深红的辣椒酱吃起来，自然就会引发对韩食的乡愁。
日本富有代表性的简易食品是什么呢？虽然会有生鱼片、寿司、阳春面，但代表中的代表还是梅干(在食醋里腌制的日式的腌梅果）。无论是去国外旅行还是在国内出差，日本人以就着梅干吃米饭来消解对日食的乡愁。
那么中国的又是什么呢？在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如果一定要选一种代表性食品的话，我想说是榨菜。这同样是因为就着榨菜吃白饭会让人感觉到中华料理的真味。
这三种食品具有平民性，既可做佐料又可做食品，储藏方便，携带简易，因而是最大众化的民族食品。
对于韩国人来说，辣椒酱是饮食生活完全离不开的根本。它是最一般的副食品，且在韩国人的饮食生活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因此，即使搬家韩国人也不会丢下辣酱缸。
我在中国生活时遇见的朝鲜族同胞们，甭说在饭桌上，就连学生的饭盒里、出差的路上，永远落不下的就是红红的辣椒酱。也正是从小吃到现在的红色辣椒酱，让我始终忘不了自己是朝鲜族。
辣椒酱的特征是辣。如果说日本人喜欢淡味、美国人喜欢甜味、欧洲人喜欢奶酪味的话，那么，韩国人则是绝对喜欢辣味；如果说欧洲文化是奶酪一样“腐臭味的文化”，美国文化是巧克力一样“甜味的文化”的话，那么韩国文化则无疑是“辣味的文化”。
辣椒酱不仅具有杀菌作用，而且能刺激肠胃，引发人的食欲，绝对有利于健康。它一直作为副食品、佐料、储藏食品丰富着韩国的饮食文化。离开辣椒酱，谈论不了韩国的饮食文化。它是不分时间、场合、人物、地位的最普及的韩国货。无论是高级聚餐还是在百姓的饭桌上，都少不了它。不正是辣椒酱造就了韩国人率直、激烈和热情的性格吗？
喜欢酸味的日本人
日本有个叫“日丸便当”的东西，就是在白饭上镶嵌一个红红的梅干，看起来像日本国旗的盒饭。
据说日本的吝啬鬼为了节约饭钱曾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天花板上用一根线吊起一粒梅干，躺着只看不吃，用来咽口水。当然这是笑话而已，但也可以由此推测出日本人与梅干的亲密关系。
如果说韩国是辣味文化的话，那么日本则应该是酸味文化。在日本食品中，比起甜的、辣的和咸的东西，酸味食品是最高级的。梅干原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但现在梅干在中国已经绝迹，而日本则把它按照日本人的口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之成为了日本的东西。
我也同意日本文化是“梅干文化”的说法，而且好像只有梅干的酸味，才能体现出日本人的性格。在“酸”的含义中，不仅有明朗的意思，也有与之对照的沉郁和内向的意思，有时甚至有很浓的凶险意味。这难道不正符合内向、不轻易表现自己内心的日本人的性格吗？
咸味易中和
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榨菜。
榨菜是什么呢？它是用一种跟萝卜差不多的植物腌制的类似泡菜的副食品。
我曾经采访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你最想念的中国食品是什么？”当然我是边介绍日本的梅干和韩国的辣椒酱，一边问他们与之相当的中国食品是什么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多少有些差异，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榨菜”。我也是从小吃着辣椒酱和榨菜在中国长大的。
最近在日本的超市里，韩国的辣椒酱和泡菜与中国四川产的瓶装或罐装榨菜十分受欢迎。在日本，中国的榨菜跟韩国的泡菜一样有名。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中国的家长极力向我宣传榨菜是营养食品，对大脑有好处，所以我有近一年时间没吃泡菜而只吃榨菜。我深深体会到了榨菜在中国大陆深受欢迎的理由。
榨菜不像辣椒酱那么辣、梅干那么酸，它是咸的。因此，如果说韩国文化是辣味文化、日本文化是酸味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应该是咸味文化。
咸味是一种容易中和的味道。无论多咸的东西，只要放在水里，味都会变淡，而且还可以用甜味来加以调和。实际上，当榨菜太咸的时候，可以把它泡在水里，等变淡之后，再加上甜的或酸的佐料来吃。
榨菜中包含了中国人的看起来单调、绝对却又容易中和的多样性的性格。中国的多样性的文化和二元论的思考方式也多少蕴含其中。
日本的梅干只有酸味，不能容纳别的味道，而且如果把韩国的辣椒酱放在水里又会变成什么呢？无疑会成为既不是酱又不是水的韩国人所讨厌的东西。
辣椒酱与韩国人，梅干与日本人，榨菜与中国人，即使是透过这种简单的食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的民族文化。
9“石头、剪子、布”和中日韩三国的力学
手工文化与“石头、剪子、布”
我现在住在广岛市内基町高层公寓小区的国际村里，这里不仅有日本人，还有韩国人、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等。刚搬到基町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便是并排挂在商街上的万国旗。
小区的广场上总会有一群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们一块玩耍。
有一天，我禁不住停下脚步来留心地观看孩子们的游戏。因为我认识的中国小孩、韩国小孩、日本小孩和其他四五名小孩正聚在一块玩叫“石头、剪子、布”的游戏。
虽然相互的语言和习惯不同，但“石头、剪子、布”游戏却越过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变成了他们之间共同的爱好。
一瞬间，我有了一种无法表达的奇妙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来自天真的孩子们的游戏，我好像从“石头、剪子、布”中看到了中、日、韩三国的力学关系，实际上在小孩子的普通游戏中蕴藏着东方人游戏的智慧。
可能因为它太普通了，所以没有人对这种儿时的游戏想过太多，只是理所当然地把它看做单纯的游戏。
但是实际上可以说，这才是理解三国游戏文化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寻找东方人共同的向心力的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
“石头、剪子、布”是三国都有的最普通的一种游戏。在中国也叫“剪子、包袱、锤”。
据说一位西方的东方史学家看了“石头、剪子、布”游戏后，对东方人的敏捷的手技大为惊叹。他认为如果没有专业手工技师水平的敏捷和织工的娴熟手技，是没法玩这个游戏的。三国共同的“骰子游戏”也是一种手技。
这种以手指论胜负的游戏在西方不发达的原因可能在于西方人的刀叉文化。而东方的筷子文化不也正是以“石头、剪子、布”中练出来的手技为基础吗？因此，东方的手技文化比较发达，而西方则出现了使用工具的机械文明。
这样一来，“石头、剪子、布”就自然成了东方人的才能的象征。正如东方三国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大陆一样，“石头、剪子、布”也是源于中国大陆。最初在中国的酒席中作为添助酒兴的游戏，几个人一边喊着一边用手和手指的变化来决胜负，而输者就得喝酒。现在，在中国老百姓的酒席中也可以看到人们一边吵闹一边玩这种游戏的场景，可谓中国酒席中的特别一景。在中国，这种游戏称为划拳或猜拳，即划动手指、变化拳头的形状的意思。
“三极逻辑”的妙趣
中国古代有关于蛙、蛇、蜗牛的原理，也就是青蛙怕蛇，蛇怕蜗牛，而蜗牛又怕青蛙的原理。这一原理后来被应用在游戏中，最初是虫拳，后来虫拳就变成了今天的“石头、剪子、布”游戏。
这个游戏的最大特征在于三角力学、三极逻辑。即石头虽然输给了布却赢了剪子，布虽然可以赢石头却输给了剪子，而剪子虽然赢了布却输给了石头。
这里不存在绝对的强者，三者之中谁也不能说自己是最强大的。它包含了对绝对强者、绝对支配和绝对权威的排斥。
在1对1的决战中，第三者的价值在于维持这种对立的均衡，三者既互相对立，同时又互相协作，维持平衡。三足鼎立的理论是讲求均衡、调和的思想相通的东方人的智慧。
我认为东方三国的关系也是“石头、剪子、布型”的三角力学型关系。因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的缘故，三国就像同一只手上的手指一样，共有着一种文化，在密切的关系中一直走到今天。三者或竞争或合作或敌视或友善，谱写了“东方三国演义”。
直至今天，这种三国逻辑关系也丝毫没有改变。虽然西方把三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但实际上这三国之间没有绝对的强者。如果说日本是石头赢了韩国这个剪子，那么中国则是布赢了日本石头。
全球化的今天，三国之间不存在绝对优势和绝对弱势、绝对支配者和绝对被支配者。日本的弱点可以成为韩国的优点，而中国则会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两者的关系加以调节。虽然三国之间需要相互竞争，但更重要的还是三国之间的均衡与和谐。
在“石头、剪子、布”中也常会出现平局。同样，在“东方三国演义”中，只有无胜负的竞争即互相合作和理解，才能使三国鼎立的和平世界得以确立。
我希望三国人能够从国际合作的角度，努力去了解和理解对方的文化，并努力做到互相体谅和包容。我期待着21世纪会呈现出这种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