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方法
王琢
以随笔的方式写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文化论，或写某两个国家、民族的比较文化论，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把三个国家，尤其是中、日、韩这三个在文化交流上有着源远流长历史的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同时比较，《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尚属首创。对此，著者金文学认识颇深：
把东亚中日韩三国放在同一个视野里进行比较，这绝不是个可有可无的工作。把在历史和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抛开，我们都很难正确把握东亚的全体像。只有通过对东亚三国的同时比较，才能发现三国各自的个性，才能理解三国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但遗憾的是，直到出版物如洪水泛滥的今天，还没有出现一本在文化上同时比较三国的书。
所以，说这本书“尚属首创”应不为过。那么，让此说成立，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中日韩三国是否具有可比性？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为“中日韩这东亚三国人，在脸型、肤色和会写汉字等外观上几乎让西洋人难分彼此。然而却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体验、文化风土中培育出各具特色的意识构造、行为方式、民族习惯”。(金文学语）也就是说，无论从人种学、地缘学还是文化学的视点来看，位于“东亚半月形文化圈”内的这三个国家无疑是比较(同时比较）文化论的最好模特。其二，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此类著述呢？很简单，没人。因为能够完成这一作业的，首先，必须精通这三国语言。小时候，听说过某某人精通十几种外语，于是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自己记不住几个母语单词心灰意懒……长大了，就渐渐明白，这说法如果不是大人们给孩子“树榜样”的夸大之词，就是大人们的“道听途说”。对于我们常人，精通一二门外语，再对相关的其他语言略知一二，已非易事。然而，金文学却真的精通三国话。他生长在沈阳，上的是朝族学校；中学开始学习日语，大学学的是日语专业；在大学教的还是日语，去日本留学也离不开日语……对他来说，母语是韩语，精通的外语是日语和汉语。这当然是成就《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先决条件。其次是充分的异国体验。他本人认为：“我在日本过着留学生活，得到了客观审视生我养我的中国的绝好机会。实际上可以说，我自己独特的经历本身也是比较文化论活生生的好例子。”因为“我是生长在中国的朝鲜族，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中国人，也不是韩国人。我自己总觉得自己是韩国人，但在访问韩国并住过一段时间后，经常受到文化冲击，虽然我身上流着韩民族的血”。(金文学语）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韩国人，更不是日本人……这种文化学意义上的人格定位，或丧失家园的感觉，是比较尴尬的。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文化冲击——文化震撼。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听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博克在《文化震撼》一书导言中的精辟论断：
既然文化震撼总是让人感到不适应和不愉快，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还应当去寻找此种体验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已如前述；直接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是学习相异的生活方式和反观自己文化的最佳途径。这正是为什么对每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训练都少不了一年的“田野作业”之缘故。
应该指出的是，金文学的“自然之路”与文化人类学家的“必然之路”是暗合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比较尴尬”的人格定位，也就没有这种“让人感到不适应和不愉快”的“文化震撼”。对金文学而言，“直接面对”的“一个陌生的社会”，是在中日韩三国间飘忽不定，所以他要学习的“相异的生活方式和反观自己文化的最佳途径”也绝不止一条。可见，金文学的“田野作业”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经历着某种体验时，他就会想：如果在×国，会不会是这样？这就是体验。
关于体验与经验，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归纳：
体验=初次的、非理性的、心灵的、不期而遇的、美学的……
经验=重复的、理性的、肉体的、预料之中的、哲学的……
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体验的独特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特殊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瞬间顿悟。借用柏拉图的话说：“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经验的世界由“平常理智”所主宰，体验的世界往往使人“陷入迷狂”。所以更看重个人独特体验的金文学，读另一类基于“平常理智”的书斋研究时，就难免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一直觉得遗憾的是，一读日本人或韩国人写的日韩比较方面的书，总觉着偏见和感情因素过剩。最近在韩国很畅销的田丽玉《悲哀的日本人》(原书名为《没有日本》）也是如此，丰田与恒的《算了吧，韩国》更有过之。日与韩、日与中、中与韩这种一对一的比较单纯明快，但却容易陷入偏见的泥沼。因为著者往往属于非此即彼的一个国家。”(金文学语）所谓知己知彼是也。这是金文学《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方法论的基础。
也就是说，《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寻找家园的个人体验。
首先，这种体验的范围包括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概括起来说，也有三国人“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体验、文化风土中培育出各具特色的意识构造、行为方式、民族习惯”——“三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审美观、言语等各分野”。(金文学语）这种丰富性是一般的“书斋研究”所无法企及的。
其次，这种体验的方式是相当直接的，以至于日文版的标题一定要用《裸体三国志》。这一极其坦诚的态度，足以令我们感动。布雷多克在《婚床》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衣着和性挑逗之间的关系广为人知，‘赤身裸体比袒胸露背更接近贞洁’这句实在的俗语是人们的口头禅。诚如其然，在一个人人不事穿戴的国度里，裸体必定清白而又自然。不过，当某个人，不论是男还是女，开始身挂一条鲜艳的垂穗，几根绚丽的羽毛，一串闪耀的珠玑，一束青青的树叶，一片洁白的棉布，或一只耀眼的贝壳，自然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微不足道的遮掩竟是最富威力的性刺激物。一位旅行家记述道，他在巴西穆卡拉的一间印第安人小茅屋里发现，女人们几乎没穿任何衣裳，而这些心地纯真的妇女根本不觉得不好意思。只是其中一个人穿着一件被称做‘萨依阿’的小短袄。他说，这女人穿上这小袄时‘就像文明人要脱下它时那样地感到羞愧难当’。”(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6页）就我们这些“文明人”而言，金文学的体验以及表达方式，时不时会使我们“感到羞愧难当”。这也正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作为比较文化论的魅力之所在。
对金文学本人来说，《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是他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一个尝试。他觉得自己身上流着韩民族的血，就把自己当做韩国人。但是，来自韩国异文化的文化冲击却让他刻骨铭心。于是，他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义：
我，作为一个生在中国的朝鲜族(韩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因为我生在不是韩国、日本那样歧视少数民族的国家，因为我生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世界上堪称第一的中国。尊重民族政策、国际化、多重文化的中国大陆和日本、韩国截然相反。在中国，少数民族可以自由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只要自己努力，求学、就职都有充分的自由。总之，没有什么不自由的。根据我的经验，我的生活中一直受到主体民族中国人的尊重，这给我留下了很多幸福的回忆。
对这种从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中得出的文化认同答案，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分解式如下：
金文学——①中国人≠(狭义的汉民族-中国人)
=(广义的中国人)
②朝鲜族(韩国人)≠韩国人
③留学日本≠日本人
④广义的中国人=广义的东亚人？
一个以寻求全人类文化交流与和解为己任的文化人类学者，最渴望看到的当然是“广义的中国人”之类的字眼。而当我们以中日韩三国为模特思考东亚文化交流这一课题时，脑海里回旋着的应该是“广义的东亚人”这一充满诱惑的召唤。于是，金文学为我们提出了如下想法：
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与日本、韩国这些单一民族国家的差异竟有这般天壤之别。即使在各自的文化层次上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也应该充分发挥各个民族的个性，共同走向国际化。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中国的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可我觉得，中国是东亚“国际化”的样本。只有没有歧视的光明社会，才能创造出东亚人、世界人的幸福。
诚如斯言。中国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团结共同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是世人瞩目的。只要中国坚持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尽快提高国家整体综合实力，就会在不久的将来，真正成为东亚国际化的样本。进而使我们把④广义的中国人=广义的东亚人？中的？擦掉。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这一提法已经不是我们书斋里的空想。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维持人民币稳定汇率的做法，一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二是向世人重申了中华民族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牺牲精神……
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面世。它不仅只为汇市和股市的波动提供契机，也为我们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有识之士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下个世纪的某一天，东亚统一货币东元(？）也将让全球两市涨旗高举。
而如今中国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今年夏季韩国与日本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都预示着东亚时代即将来临。
当然，在迎来这一天之前，我们东亚人必须身体力行地做好三件事：一、尽快相互认识，二、尽量相互理解，三、尽力相互帮助。并且，眼下至急，先读读金文学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面包会有的。是为导读。
(本文作者系海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日比较文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