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实录》记载他读书懂得体恤将士的重要的意义并付诸实践：有一次，他到文馆，拿达海先生所译的《武经》来读，内有说，“古代有良将，别人送给他一坛美酒，便使人倾倒入河里，与士卒同流而饮。当然一坛酒倒入河中，不能有什么酒味，但三军之士因主将有美酒倒入使大家得饮，因而无限感激，乐于效死。”皇太极读了有所悟说：“读了古史这段记载。使我认识到将帅必须体恤士卒。如我国顾三台驸马，与敌人作战，对作战而死的士卒，却用绳系其脚拖回。主将轻蔑士卒如此，哪能使士卒乐于效死呢？”
正因为皇太极悟出了水道载舟覆舟的道理——“将帅必体恤士卒”，他十分关怀士卒。公元1630年的某一天，皇太极闲坐，他告谕群臣说：“昨天攻取水平城的副将阿山、叶臣与勇士二十四人，他们冒着炮火奋力攀登敌城，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等的骁勇人。他们蒙上天保佑，个个都平安无恙，召见他们时，朕深为感动不禁悲伤，几乎忍不住要流泪。这样的勇士，应按以前的旨意办，以后攻城，不要让他们再登城，只令他们在诸贝勒、固山额真的左右，对敌作战时，一起前进，如果他们要攻城，也当制止。以后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的士卒，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爱惜勇士之意。”
皇太极不愧是大清创业之主。他原是成长于文化落后的地区，由于他重视汉族的先进文化，在他统治期间，开文馆，翻译汉文典籍，积极学习，因而熟悉汉族古代名将用兵的典故，并能联系实际，用之于治军作战。他因读书而悟出水道载舟覆舟的意义，只不过其中的一部分例子罢了。因而满洲兵能驰骋于中国，取明而代之，就不是偶然的了。
皇太极不但是一个军事家，还是杰出的政治家。他继位后一改其父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将俘获汉人为奴和在争战地区肆意掳掠屠杀的野蛮行为，在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实行满汉联盟和优俘抚降的政策，这使一个落后的民族终于统治偌大的中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公元1630年左右，皇太极便注意优俘抚降，这说明他志在灭明以统治中国比其前辈更为明确。皇太极在永平俘获明郎中陈此心，他降后复叛，密使其子先逃，又叫家人携资潜逃，被守门者抓获，满汉官审讯，论斩。皇太极不同意，说：“放他回原籍算了。”于是，赐给此心马二匹、驴四头、银二十两，令他带妻子奴仆任其所往（见《清太宗实录》卷6）。过去后金军多屠杀明军将士，皇太极对降而复叛的明官员如此宽待，不仅消除降者的恐惧，对瓦解明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皇太极招降明将洪承畴更能说明其招降的意图。公元1641年，清军破松山时，擒洪承畴归。洪感明帝知遇之恩，初，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跌足，破口大骂不休。皇太极命诸文臣劝降，洪不答一语。皇太极亲到洪承畴的住所，解貂裘给洪穿，说：“先生冷了？”洪茫然注看皇太极久之，叹气说：“真命世之主！”便叩头请降。皇太极大喜，即日赏赐无数，摆百戏以贺。诸将都不悦，说：“洪承畴只不过是一个羁囚，皇上待他何以如此隆重？”皇太极问诸将：“我们栉风沐雨，四出征伐究竟为了什么？”诸将说：“是为了得中原！”皇太极笑说：“譬如我们要到某一地方，而请君都像瞎子一样不知路，今得一引路人，我哪能不高兴呢？”诸将乃服。洪承畴降清确是起了“引路人”的作用，他对清入主中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敌我相争中，能否正确对待降者，是关系到能否削弱敌人和迅速壮大自己队伍的大事。残暴而鼠目寸光的将帅，或为复仇，或对敌不信任恐贻后患，往往大肆屠杀俘虏和降者，这使敌将士即使战败也不能选择投降一途，因与其降而被杀宁死战以求生，这实是为敌方帮大忙，提高其士气与己相争，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些有远见者而具有政治眼光的将帅，无不优俘抚降，降者心悦神服而为其所用，使敌人队伍迅速瓦解，自己队伍日益壮大，终于消灭了敌人。
皇太极确实是历史上著名的极善于利用水道载舟覆舟谋略的政治家。
载舟覆舟——羊祜结好吴人为灭吴奠基
三国末期，司马懿之孙司马炎效法魏代汉的伎俩，强逼魏帝曹奂禅位，称武帝，创建晋朝。这时蜀国早已亡，只存下吴国，而其主孙皓残暴奢侈，臣民离心，三国归晋已不可避免。镇守襄阳前线的羊祜以灭吴使晋一统中国为己任，他讨好吴人，使吴国军民感晋之德，及其临危荐杜预代吴，吴人不战而降。羊祜以德化吴人为晋奠下了灭吴的基础。
羊祜的事迹详见《晋书·羊祜传》：羊祜，西晋大臣，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魏末任相国从事中郎，参与司马昭（司马炎父亲）的机密。晋武帝代魏后，与他策划灭吴。公元269年（泰始五年），他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在前线，不论对吴国军队或吴民，都以诚信相待，用德感人。每次与吴军交战，都约定日期，不用诈兵进行袭击；吴将来降，都厚待之，故归附的不断。晋军曾抓吴国两个孩子为俘虏，羊祜令将这两个孩子送回家。后吴将夏祥等来降，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亦带其亲属来归附，吴将陈尚、潘景进犯，羊祜将之打败，追而斩之，却美其名为吴国死节而厚加殡殓。陈尚、潘景的家人来迎丧，羊祜以礼送行。吴将邓香掠略夏口被擒获，羊祜将他释放，香无限感激，回去率其部属来投降。羊祜军队行经吴境，因缺粮割取农民禾谷，都计其所值多少，用帛偿还。每次出外打猎只限于晋地，从不越过吴境，如所猎到的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皆派人送还。于是吴人心悦神服，称羊祜为“羊公”，不呼其名。吴人对他尊敬如此！
即使是与他在前线对峙的吴国主将，羊祜也以德感之。是时，与羊祜对峙的是吴国名将陆抗，羊祜敬畏其人，陆抗对羊祜也深为佩服，说羊祜的德量，即使是乐毅、诸葛孔明也不能超过。两人在边境常有交往，陆抗有病，丰祜知道了派人送药给他，抗毫不怀疑将药服了，他的部属多向他进谏，抗说：“羊祜不会是鸩人的人！”抗每告诫其部属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不战将自眼。各保守分界，不要贪小利。”吴国主孙皓听说陆抗与羊祜在边境交和，便向陆抗追查此事，抗说：“一邑一乡之间也要讲信义，何况是大国之间呢！臣不这样做，那就正好彰扬晋人之德，对于羊祜是没有丝毫损伤的。”
羊祜深谙水道载舟覆舟的道理，一心安抚民心。他镇守襄阳十年，从不扰民，不增加人民负担，他发动部队垦田，自备军粮，作一举灭吴的准备。他初到时，军无百日的粮食，到第三年，却有了十年的储积。
由于羊祜在灭吴工作中，以收拾人心为先，不仅得到前线晋国军民的支持，也得到吴国军民的敬佩。他认为一切准备已就绪，而吴国内外交困，正是灭吴良机，一再上书要求伐吴，而司马炎却犹豫不决，一直到他临死前，在司马炎要求下，他推荐杜预自代以征吴，始实现了他灭吴的愿望。吴人心归晋是与羊祜长期以德感化吴国军民分不开的。在吴国内来说，孙皓“帮助”晋人也是个关键原因。孙皓专横残暴，使国家穷困，臣民愤恨。孙权时臣民归附，为他守境抗敌，故长江是天堑；现吴国臣民不为之抗战，长江一跨便过，孙皓只能是开门出降了。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败，晋胜吴败再一次得到证实。
吴人心归晋当然与羊祜结好吴人有关。在羊祜病死时，吴国边境人民莫不痛哭，以至罢市，巷哭之声不断。吴军守边将土亦为之哭泣。羊祜死后二年，晋终于平吴，群臣向晋武帝祝贺，武帝捧杯流泪说，“这是羊太傅的功劳啊！”
两国相争，要使战争取得胜利，其根本在于争取民心，这包括我方和敌方的人心。得我方的人心，就上下齐心，士气高涨，兵源不缺，供应不断，这是取得胜利的基础；得敌方的人心，可使敌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我方得人民效死，敌方失人民的支持，我胜敌败是必然之理。此理已为历史所证实。古之善战者无不以争取人心为要务，攻占敌人城池必先安民，使民亲附，其影响所及，使其他敌人望风归顺，足见争取民心对于胜利是何等重要！水道的载舟覆舟真是治世的法宝。
载舟覆舟——李孝恭安抚人民迅平南方
李孝恭，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是唐高祖李渊的侄子，是唐初平定南方的主帅，对唐统一天下立了卓越的功勋，成为一代名将。
李孝恭能迅速平定南方，他采取招抚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李渊占领长安后，封他为光禄大夫，不久又任他为山南道（即秦岭之南，包括今陕南、川东、豫西南、鄂西北、鄂西等地区）招抚大使。他进击朱粲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俘虏了不少农民军士卒，诸将主张坑杀，孝恭不同意说：“不可，如果这样做谁还敢来投降呢？”于是，全部将之释放了，并传檄四方，以礼招抚。结果不用动一兵一卒，降者日多，自全州至巴蜀地区，有三十余州相继降附（见《旧唐书·李孝恭传》）。他攻入江陵时采取同样的招抚政策，也收到了惊人的效果。
江陵为肖铣所盘踞。肖铣，隋朝后族，隋末称帝，国号梁。李孝恭率大军围江陵，肖铣内外阻绝。问策于中书侍郎岑文本，文本劝肖铣投降。当时，肖铣守兵力弱，征召的救兵又不见到，肖铣只好采纳岑文本的意见。他对群臣说：“老天不赐福于梁朝，现在形势危急已不能支持下去了。如果坚持下去待唐军攻入城池，那老百姓就遭殃了，不能为了我一个人而使老百姓涂炭啊！”铣便杀猪、牛、羊祭告于太庙，下令开门出降，当时守城将士皆哭。铣便穿着白衣戴上布头巾带领群臣到李孝恭的军门乞降，并请求说：“罪该死的只有我肖铣一人，老百姓无罪，请不要杀掠。”
孝恭率军入据江陵城，诸将拟纵兵大肆掳掠，随肖铣来降的岑文本便往说李孝恭：“江南百姓，自隋末以来受尽了暴政的虐害，加上群雄相争，死伤无数，穷苦不堪。现在活的都是在战乱中死里逃生幸存的人，他们踮着脚跟，伸着脖子，盼望能遇到一位救民于水火的明君。而肖氏君臣，江南父老决计归附，希望能得到安息。今如果纵兵抢掠，恐怕自此以南，就不会有归顺之心了。”
孝恭深表赞同，立即下令禁止掠虏。唐军诸将认为破城不准掳掠就无以赏赐兵士，于是又提出另一种办法说：“梁军队中那些顽固抗拒而死的将帅，请抄没其家财产，以赏将士。”长史李靖反对说：“王者之师，应以义为先，他们为其主战死，这是忠臣。哪能将之与叛逆论处抄没他们的财产呢？”李孝恭赞同他的意见。于是城中安堵，秋毫无犯。
南方州县见唐军如此安抚百姓，皆望风归附。铣投降数日。前来救授的梁朝各地军队有十余万才到，知道肖铣已投降，唐军又善待降者，也都释甲而降。
强大的军力虽可震慑敌人，但仁义之师感人的威力更大，真正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要得到强大军力，首先就要明白水道载舟覆舟的道理，懂得安抚军心和民心。
北京市崇文洗染厂是一家只有152名职工的小厂。在竞争激烈的洗染行业，他们不靠给回扣、送礼拉拢客户，坚持以优良的质量、周到的服务吸引客户。
崇文洗染厂非常重视联络客户的感情。客户一进厂门，从传达室到厂长室乃至车间的工人，全都笑脸相迎，问寒问暖。外埠的客人到京，不管厂里人手多么紧张，也要抽出人来帮助客户找旅店，订返程票，甚至帮忙采购东西，使客人能腾出时间，舒舒服服地逛逛北京城。客户来厂里染布，他们坚持随到随干，保证快速敏捷。布染好后码放整齐，请客户过目，只要客户对印染质量一点头，立马儿装车。活儿干得这样干净利索，客户没有不满意的。如果客户不能把料送到厂里，只要来一个电话，不论有多远，他们都二话不说，立即出车去拉。布料染好后再负责送回去，赢得了不少回头客。他们还不断开发新品种，为山西太原钢铁公司研制出二次阻燃布，成为北京市洗染行业中，唯一能生产阻燃布的厂家。
崇文洗染厂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不准给推销、采购人员回扣的规定，不用厂里的公款买私情，而是凭着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走出了一条不靠钱缘靠情缘的企业经营之路。这是现代商战中深谙水道载舟覆舟的智谋而得人心的实例。
载舟覆舟——瞻思丁德服滇人不战而胜
据《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记载：公元1650年，即清世祖七年，世祖对瞻思丁说：“朕曾到过云南，由于用人不当，当地不安，现欲选谨厚的人去抚治，卿是最适宜的人选。”瞻思丁拜受命，世祖任他以平章政事镇抚云南。
瞻思丁初到云南时，各族未归附的尚多，他尽力避免动武，免人民惨遭兵燹，而以“攻心为上”，促其主动归附。交趾叛服不常，湖南省曾屡发兵征讨不利，瞻思丁派人向其王谕以顺逆祸福之理，且与之结拜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自来到云南拜见瞻思丁，瞻思丁也到郊外迎接，待以宾礼。交趾王深为感动，遂自动要求永远为潘臣。
萝槃甸叛变，瞻思丁带兵前往征讨，他在行军途中郁郁不乐，侍从问其故，瞻思丁说：“我不忧出征不能取胜，我所忧的是怕你们冒刀箭不幸无辜而死，又忧你们劫虏平民，使民不聊生，民心不服后必又叛变，那时你们又要随我前往征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