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群
1997的夏天是一条爬过我胸膛的蛇，冰冷的死亡的气味把我的身体紧紧地裹在一层坚硬的蛇皮里。我陪同着我的记忆愈坠愈深。
杨自立跑来告诉我整个村子的竹子都像爆米花一样疯狂地炸开了。当时我正钓起一只红色的青蛙，他兴奋地跑来的样子让人轻易地想起不明所以就掉进了我的圈套的红青蛙。红青蛙！红青蛙！我惊奇地对着他的兴奋叫喊。他身后的阳光像整个夏天的尘土一样冒着呛人的味道，夏天的味道，死亡的味道。我说，你瞎说什么啊，竹子它怎么可能会开花呢。他说，真的开花了，你回去看一看就知道了，骗你就不得好死。
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在那个下午像尘土一样飞扬着的死亡的气息，它就像某种预言或者谁早就设计好的圈套，1997年的我和杨自立的生命，恍若那只被我们莫名其妙杀死的红青蛙被什么东西无缘无故地抹去。
1997年我十五岁，杨自立十七岁，我在1997年的夏天钓到了我生命中唯一一只像血一样红色的青蛙，杨自立在1997年的夏天参加了他一生中的唯一一次高考，我们村里的竹子在1997年的夏天长出了一辈子的语言。
1997年的夏天我们在凝固着阳光的下午杀死了一只红色的青蛙。像血一样红着的青蛙，杨自立说。
村子里的竹子竟然真的开花了。我现在才知道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过就是一生，就像一种鸟一辈子只能停留一次，竹子花高昂着的头颅没有一丝临死的慌乱，反而傍随着肆无忌惮地撕裂的竹子花，村民们的生活开始陷入一种汗湿了的恐慌。大家都在等待着应该发生的事情快点发生。窒息的等待让大家在1997年的夏天终日体会着一种剥皮的感觉，开始的时候老老少少们还只是觉得无穷无尽的热，有些太老了的人终于被夏天剥死了。而木匠杨根强却开始过上了一种充实而忙碌的生活，一副又一副的棺木在漫天飞舞的哭喊声中顺利诞生。杨根强在死亡的气息中飘来飘去。然后人们就开始觉得无穷无尽的寒冷，在夏天发了狂的太阳下如坠深渊般的寒冷。他妈的真冷啊，这个缺德的夏天。1997的夏天，我的家乡像空气一样密布着这样的咒骂，一片一片的竹子花像纸钱一样在咒骂的上空悠然地摇来摇去。
我对杨自立说，我钓到了一只红色的青蛙。他说，我看看我看看。然后就扑上来抢我的装青蛙的袋子，你急什么。我挡着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你看到了吗，那只红色的瞪着眼睛的青蛙。我指着那只闪着诡异的红光的青蛙说，它就像一个穿着红袍的巫女。你懂个鸟，它应该是一颗人的心脏，他用指甲迅速地划过红青蛙的脊背兴奋地说，怪不得村子里的竹子都开花了。在稻子开始无限地膨胀着欲望的下午，我和杨自立进行着一场关于红青蛙的比喻的论争。那个下午就像一幅永恒定格的照片或者一个电影镜头，而我现在只是在抚摩这张始终不会发黄的照片，它就像某种银制的浮雕，在我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中越来越亮，越来越能清晰地反射那个夏天的冰凉的死亡的气息。
我说，它是剥了皮的兔子。
说，它是剥了皮的人。
我见过剥了皮的兔子。
我见过剥了皮的人，在电影里。
它是你妈的耳朵。
它才是你妈的耳朵呢，它是你爸的小鸡吧。
它才是你爸的小鸡吧呢。
你等一等，我再想一想，它是，它是，它是你卷子上的零蛋……我说过那个下午就是一张照片，照片是没有声音的。当我现在再去回想那个弥漫着稻子的秘密的下午，我就只能看到两个高矮胖瘦不一的孩子在一阵子的指手划脚后，肆无忌惮捧着肚子大笑的声音从遥远的深处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和着青色稻子的馥郁的馨香游荡。在无声的金属般的世界里，我还可以看到一丝丝淡淡的声音在缓缓靠近，靠近，然后突然紧紧地缠绕着杨自立的笑声，救命一样地缠绕着。直到我现在才知道那是无数的蛇在天空爬行的声音。
我提着袋子和杨自立走进了一片竹林。怎么办，他说，我觉得这事有点怪。我从来没有见过竹子开花，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竹子开花了。一簇一簇的白色的眼睛对我们的闯入是如此的冷漠，阳光从眼睛的缝隙里挤下来，流淌在我们年轻而幼稚的脸上，它们都在告诉我那个下午是没有声音让人迷惑的下午。我打开袋子，阳光像水一样涌下去，红青蛙好像突然有了勇气，它咕咕地叫喊着，奋力地往阳光跑来的地方跳跃，往可以自由的地方跳跃。“咕——咕——咕”，那是我在那个无声的下午唯一能够记起的声音。它的响亮现在一如继往地震动着我的耳膜。快点关住，杨自立竟然惊恐地大喊大叫。我如梦初醒般赶紧把袋子紧紧捏住。你说怎么办，我捡起一片白得残忍的竹子花说，要不我们就把它放了。他也捡起一片更白的竹子花说，不行，不能放，它是妖怪。杨自立的脸竟然和手中的小白花一样惨白。那你说怎么办。把它搞死。怎么搞。“剥皮”他说得如此坚定而响亮，就像红青蛙的鸣叫又突然在我耳旁炸开，就象一伙一伙的竹子突然在我耳旁开放，都显得如此遥远而空洞。我晃了晃头。你说什么。我说要把它剥皮。
整个天空被夕阳死劲锤打着，终于红了起来。我发现红青蛙的颜色慢慢地被消解，似乎将要逃逸消失。
杨自立抢过袋子，打开，一把抓出躺在红色的世界里红艳艳的青蛙。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不行，我说不能放，他从裤带上解下一把水果刀说，我看那电影里就是这么剥人皮的，小日本把一个中国人的皮给活活剥了，那是什么电影来着，哦，是什么红高梁。他边说边把那只红青蛙按在手里，我正好可以实验一下，到以后也好去剥他妈的小日本的皮。红青蛙！红青蛙！我冲上去夺他的刀子。你不可以剥它的皮。他敏捷地闪过。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是只红青蛙。就因为它是红青蛙我才要剥它的皮，我倒想看看它这件红色的皮囊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我让步了，我也想看看它和普通的青蛙有什么不同。我说，好吧，我只看你剥。行，你看着就行了。红色的天空，红色的青蛙，红色的人，在红色的世界里，我感到自己的皮开始喀嚓喀嚓的冰冷，骨头开始嘎巴嘎巴地响动。就这样，我在1997年的下午将要目睹一件剥皮的行为。
杨自立把红色的青蛙按在白色的竹子花上面，像一个熟练的屠夫那样，像电影里剥皮的那样，用左手按住红青蛙的头部，红青蛙开始还挣扎了几下，然后就放弃了，闪着诡异的绝望之光的眼珠子像水果刀一样悲凉地瞅着杨自立和我，瞅着包围着我们的血红色的世界和血红色的时间。锋利而寒冷的水果刀像牙齿一样顺着虎口在红青蛙的颈部划开一条线一般大小的刀口，就像不久以后出现在杨自立的爸爸的脖子上的刀口一样，凄美而残忍。红色的液体像眼泪一般汹涌而出。红青蛙的眼泪是红色的，杨自立回过头兴奋地说，像它的血一样的红。我不知所措而异常激动地盯着杨自立，盯着他像剥人皮一样熟练地剥着红青蛙的皮。他掀起一块口子边上的皮，捏住，使劲地一扯，整张晚霞一样红艳艳的衣裳从红青蛙的身体上悄然而下。“咕——咕——咕”，我说过，这是我在那个血红的下午唯一能够听见的声音。杨自立扬起手中的红皮，留给红色的青蛙全身的伤疤。差不多，杨自立站起来，盯着人皮一样的透明状物体说，除了皮和眼泪是红的外，其余的都差不多。我仔细地打量那张在血红色的天空底下展示着透明色彩的红色的皮。是的，没什么两样，似乎从血池里跑出来的红青蛙突然从杨自立的手下挣脱，飞快地向着竹林的深处跳去，在苍白的竹子花上刻下一个又一个梅花一般美好的血印。“咕——咕——咕”，我唯一能够听见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欢快地溢出来，似乎在幸庆终于摆脱了一层罪孽，激情澎湃的鸣叫把杨自立的兴奋和我的茫然一起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