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说过：“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曾即曾国藩，左即左宗棠，蔡即蔡松坡，黄即黄克强。至于鬻熊，则相传是楚人的祖先。也就是说，湖南人的精神，可以追溯到楚文化，但主要彰显于近现代，并集中体现在曾左蔡黄（其实也包括毛泽东）这些先驱人物和领袖人物身上。近现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湖南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了进士，还要被称为“破天荒”（“破天荒”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刘蜕虽然破了天荒，真正让国人对湖南刮目相看，还是在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这是一拨；谭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昌济先生语）。其实，早在道光年间，邵阳人魏源即已应林则徐之请，编成了被日本维新志士奉为至宝的50卷《海国图志》。日本人能够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应该说也有我们湖南人一份功劳。可以这么说吧，自魏源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湖南人的时代”。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没有湖南人参加的革命不算革命”，便都是对湖南人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肯定。
问：这里面又有什么原因？
答：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咸丰、同治之际，我们这个“天朝大国”已国势衰败，风雨飘摇，内外交闲，四面楚歌，可以说是天都快塌下来了，非得有人霸蛮顶住不可。此后一个多世纪，都是中华民族的非常时期，也是特别需要霸蛮精神的时代。想想看吧，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间，中国人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其中哪一件是轻而易举不必霸蛮的？没有吧？那么谁最霸蛮？湖南人最霸蛮。这可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湘人也”。这个时候，我们湖南人不挺身而出怎么行？难怪谭嗣同要说“万物昭新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了。
问：也就是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这时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湖南人也就大显身手脱颖而出了？
答：正是这样。因此，只能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近现代得到了发扬光大，而它的形成则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问：请问在这个长远的过程中，起到较为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答：无非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这地方，古称“三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远离中原的“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之所。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湘省连遭战乱，人丁锐减，十室九空，于是有了大规模的两次移民，即民间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山民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因此他们都得霸蛮。他们也都要通婚联姻相互提携，所以他们的后代也霸蛮，甚至更霸蛮。不霸蛮，活不下去呀！
问：你说的这种情况，其他省份也有。比如福建，古称“闽越”，广东，古称“南越”，也是山高路远，地老天荒，也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的通婚联姻，为什么“霸蛮”不是福建人、广东人的精神？
答：我想这恐怕就要归结为文化传统了。福建、广东和湖南的文化传统不同。从文脉上讲，湖湘文化继承的是楚文化的传统，而楚人是比较霸蛮的。楚人原本是“南蛮”，周人管他们叫“荆蛮”，因为他们远离中原。湖南就离得更远，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要算是“蛮中之蛮”。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更重要的是，自强不息的楚人居然并不以“荆蛮”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终于成为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他，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他。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不是说楚人主张民族分裂反对国家统一，而是认为要统一也该由我楚人来统，轮不到你秦老西。这种精神，可谓楚人共性，所以湖北人也很厉害，“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么！
问：湖北人“霸蛮”吗？
答：不怎么霸蛮。他们也没有“霸蛮”这个词，只有“铆起”。所谓“铆起”，就是死死咬住，不依不饶，坚持到底，就像铆钉铆住一样。这就和“霸蛮”有别。霸蛮是明知不可而为之，铆起则是一旦做了就不放手，都有些“荆蛮”味道，却又不同。前者强悍，后者坚韧，前者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了再说，后者则是要干就干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
问：也就是说，湖南人和湖北人虽然同为楚人之后，文化性格也不完全相同？
答：是啊，就像亲兄弟，一个更像爸爸，一个更像妈妈。如果这哥儿俩的人生道路也不尽相同，那差异就更大了。湖南人和湖北人就是这样。他们是连语言都不同的。湖北人说什么方言？西南官话，而西南官话是北方方言的一种（北方方言包括华北方言、西北方言、江淮方言和西南方言）。湖南人说什么方言？湘语。湘语是在古楚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来自古楚语的一个分支——南楚江湘。古楚语的一些“遗传基因”，还保存在湘语里面。也就是说，只有湖南人还在语言方面为命若游丝的楚文化保存着一丝文脉。
问：这倒真是不简单。
答：是不简单。如果你晓得方言是怎样发展的，就更会觉得不简单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使用的主要是中原雅言，即周王室的官话。只有胶东半岛说“齐东野语”（齐语）。南方这边，则有两大方言与之抗衡，即吴语和楚语。这也是两种现代南方方言吴语和湘语的祖宗（南方方言共六种，即吴语、湘语、赣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和楚语是比较接近的，因为越灭吴、楚灭越，它们曾经统一过。直到现在，吴语和湘语还不乏相同之处，比如都把“吃”念作“洽”，把“爷”念作“牙”。后来，“吴楚东南坼”，赣语像一把刀子从“吴头楚尾”的地方插了进来，吴语和湘语也就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北方方言也大举南下。“吴王”那边，宁镇“失守”（南京、镇江都说江淮官话）；“楚王”这里，两湖“沦陷”（湖北和湖南北部都说西南官话）。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而且被粤语、赣语、客家话、北方方言团团围住。湘语是在孤军奋战啊！我倒不是主张发展方言，反对普通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赞成讲普通话的。我自己平时就讲普通话，不讲湘语。湘语不利于交流。“长沙里手湘潭漂，湘乡嗯啊做牛叫”，湖南人之间都不能对话，如何走向世界？但我们是在讨论文化问题，是不是？我不过是想通过这个现象透视湖南人的文化性格罢了。
问：你的意思是说，古楚语能留下这“一丝血脉”，“搭帮”湖南人的“霸蛮精神”？
答：是。吴语能坚持下来，是因为还有东海作后盾。湘语却是守土不易啊！
问：那么你赞成霸蛮吗？
答：不能简单地说赞成还是不赞成。霸蛮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是应该肯定的；霸蛮去做什么事情，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一生霸蛮，有的做对了，而且幸亏他霸蛮（比如霸蛮要建立红军，要长征，要“追穷寇”），有的就做错了（比如霸蛮要搞大跃进，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可见问题并不在于霸蛮不霸蛮，而在于霸蛮做什么，以及在做的过程中讲不讲科学、民主，讲不讲方法、策略。不讲科学的霸蛮是野蛮，不讲民主的霸蛮是霸道，不讲方法的霸蛮是愚蠢，不讲策略的霸蛮是鲁莽。这样的“霸蛮”就不可取。还有，如果要做的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越霸蛮越糟糕。此其一。
问：其二呢？
答：其二就是霸蛮本身也有问题。霸蛮者多气盛。气盛者多半刚勇、劲直、强悍，有情义有担当，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地响，这是好的。但“气太盛”，则“多不能虚衷受益”（湘人皮锡瑞语）。这也差不多是湖南人的通病——脾气犟，不虚心。你看那些霸蛮的湖南人，有几个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痛痛快快接受批评的？甚至你越是反对，他越是霸蛮要搞。结果怎么样呢？犯错误了吧？
问：愿闻其三。
答：其三就是光霸蛮也不行。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有的要霸蛮，有的就霸不得蛮。做生意就不能霸蛮。湖南人做生意是不太行的。德国人里希霍芬在十九世纪末就说过：“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民谚也有云：“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究其所以，恐怕就因为湖南人蛮勇有余而灵活不足，这就常常会碰钉子。因此，以“霸蛮”为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有时也会对别人说：“莫霸蛮罗！”所谓“莫要霸蛮”，往往也就是要“灵泛”一点的意思。
问：灵泛和霸蛮不矛盾吗？
答：也矛盾也不矛盾。一个人总有两条腿，一条腿走不了路。每一种文化精神其实都是要有“互补结构”的。比如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就是一对“互补结构”，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也是。霸蛮的互补结构就是灵泛。实际上湖南人当中，既不乏霸蛮的人，也不乏灵泛的人。湖南人对霸蛮和灵泛，也从来就是既肯定又批评。有时候他们赞美霸蛮，有时候又欣赏灵泛。这也不奇怪。事物都有两重性，就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霸蛮的反面是霸道、野蛮，灵泛的反面则是狡诈、油滑。所以，一个人太霸蛮固然不好，太灵泛就更不好。但如果一定要湖南人在霸蛮和灵泛之间作选择，我看他们多半是宁要霸蛮不要灵泛。毕竟，霸蛮才是湖南人的精神么！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作出那么多贡献，主要靠的霸蛮而不是灵泛。当然，最好是把霸蛮和灵泛结合起来，骨子里霸蛮，行动时灵泛，或者精神上霸蛮，方法上灵泛，也就是“霸蛮为体，灵泛为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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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湖南日报》2002年1月4日，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