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的苑囿七十平方里，但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去，捕野鸡，打野兔的人可以去，文王和百姓共同享用这个苑囿。而齐宣王的苑囿虽然只有四十平方里，但设了许多关卡和禁令。百姓有谁杀了囿中的麋鹿就等于犯了杀人罪。孟子在这里劝诫国君应该与民同乐，而不应该为了自己享乐而坑害百姓。他又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第四章）
孟子认为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的，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的，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和天下百姓同忧同乐，这样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一定会称王于天下。
孟子还主张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只要行王道，就可以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做新天子。孟子所谓“王道”，就是保民，即推恩于百姓，实行仁政。《梁惠王上》就有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第七章）
齐宣王想效仿春秋时著名的霸主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诸侯，所以向孟子提出这个问题。因霸道主张先诈力而后仁义，所以儒家之徒羞于谈论。王道主张实行仁政，孟子就以此来向齐王开导。他认为实行王道的根本是爱护百姓。努力使百姓安居乐业，就可以称王于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得了的。孟子反对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尽心下》）。他在《告子下》中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第七章）
孟子认为春秋时的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阖闾）不如三代时的天子（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战国时的诸侯和大夫不如春秋时的五霸，一代不如一代，道德日益败坏。他们所实行的霸道，就是注重武力和权谋，与注重仁义的王道相违背。孟子对那些不帮助君主实行仁政而帮助君主聚敛钱财和发动战争的臣子严加谴责。如《告子下》孟子所说的话：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第九章）
孟子认为，如果君主不仁，实行残暴，替这样的君主聚敛财富就如同替暴君夏桀聚敛财富，就是残害百姓。帮助不仁的君主发动战争去争城夺地，就是帮助暴君残害百姓。君主贪财好战，臣子助纣为虐，这样下去必然导致国家败亡。孟子强烈反对不义的战争。他在《离娄上》中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第十四章）
孟子认为，为争夺土地而打仗，杀死的人遍野，为争夺城邑而打仗，杀死的人满城，这就叫做让土地来吃人肉，处死刑都不能够抵偿他们犯下的罪行。孟子对这些为争夺土地和城邑而发动战争的人深恶痛绝，主张对这些助纣为虐的人处以最严重的刑罚。对那些连结诸侯的人应该受次一等的刑罚，垦荒地、尽地力的人应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孟子在《梁惠王上》中就曾跟梁襄王谈及谁能统一天下的问题。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第六章）
孟子认为只有不喜欢杀人的君主才能够统一天下。当时的国君都喜欢杀人，都实行暴政，如果有不喜欢杀人，实行仁政的国君出现，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像久旱逢甘雨一样去归附他。
孟子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救民，与梁惠王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称霸于天下不同。他在《梁惠王上》中说：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第五章）
孟子认为秦、楚等国实行暴政，坑害人民，不断征兵征工，侵夺了人民的生产时间，使他们不能够耕种来养活父母，他们的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飘零离散。秦、楚使它们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引起人民强烈怨恨。如果魏国在这时去讨伐它们，是救民于水火，那些国家的人民必然乐意归顺，决不会起来抵抗。孟子引古语“仁者无敌”，说明实行仁政就会得民心，得民心就会无敌于天下。但是在讨伐别国的暴君时应该是解救那里的人民，而决不能残害人民。孟子在《梁惠王下》中曾对齐宣王说：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施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第十一章）
孟子认为，商汤王凭借七十里地而统一天下，是因为他爱护百姓，深受人民的信任。别国的百姓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君主，急切地盼望他来解救自己，就像大旱时盼望天上出现乌云和霓虹一样。商汤的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做生意的照常往来，耕田的人照常耕田，只杀那暴虐的君主而安抚那里的百姓，所以百姓都非常高兴，而如今齐国攻打并吞了燕国之后却暴虐无道，残害百姓，所以遭到人民的反对，各国诸侯也不服，这样就不免拥有国土千里而畏惧众人了。孟子认为，要使齐国不遭到燕国人民和各国诸侯的反对，就只有解除暴政，停止残害人民，让燕国人民自立新君，然后把齐国军队撤出燕国，这样就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出兵攻打齐国。孟子还明确地指出了霸道与王道的异同与优劣。他在《公孙丑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第三章）
孟子指出，霸道依靠自己的实力假借仁义的名义去征讨他国的可以称于诸侯，王道则依靠高尚的道德推行仁政而可以使天下归服。二者的基础不同。依靠实力使人服从的，人家不是从心里甘愿服从，只是由于他本身的实力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二者的后果不同。孟子认为只要实行王道，一定能统一天下建立新的王朝。他在《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第十三章）
孟子认为每过五百年一定有位圣君兴起，而且这期间还一定会产生辅佐圣王的著名贤人。自周武王以来，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了。按年数来看，已经超过五百年了；按时势来考察，现在该是圣王和辅佐圣王的贤人出现的时候了。孟子认为当时的梁惠王和齐宣王都是不行仁政的暴君，但只要他们能接受他的主张，就一定能成为统一天下的圣君。他对齐宣王说：王不行仁德的政治来统一天下，只是不肯干，不是不能干。《梁惠王上》载：[齐宣王］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第七章）
孟子以极其浅显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不为者”与“不能者”的区别，希望齐宣王能够行仁政，也能够成为统一天下的圣君。
继承和发展孔子关于尚贤的主张，也是孟子仁政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曾在《公孙丑下》引用了曾子的话说明国君应该礼贤下士，不能依靠财富和爵位去轻视行仁宗义的贤臣，他提出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第二章）
孟子认为天下有三种共同尊崇的东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道德。在朝廷没有比爵位更受人尊崇的，在乡里没有比年龄更受人尊崇的，辅助君主治理人民没有比道德更受人尊崇的。君主不应该只凭有爵位而怠慢了有年龄和道德之人。他还认为，在战国逐鹿、实力竞争的年代里，尚贤是强国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在《尽心下》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第十二章）
孟子认为，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那国家就会空虚；没有礼义，上下的关系就会混乱；没有好的政治，国家的用度就会不够。以上三条，是孟子所谓治国的方法。而三条方法之中，孟子是把信任仁德贤能之人放在首位的，可见尚贤是强国的重要条件。他还在《公孙丑上》说：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独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第四章）
孟子认为，诸侯卿相如果实行仁政，就会有荣耀；如果行不仁之政，就会遭受屈辱。如今这些人非常厌恶屈辱，但仍然自处于不仁之地，这好比一方面厌恶潮湿，一方面又自处于低洼之地一样。如果厌恶屈辱，不如崇尚道德而尊重士人，让品德高尚的人居于官位，让才华出众的人担任职务；国家太平无事，趁着这个大好时机，修明政教和法纪。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一定会畏惧它了。因此，孟子主张礼贤下士，认为君王应该以圣贤为师。他在《公孙丑下》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第二章）
孟子认为古代大有作为的圣君都能够礼贤下士，遇到问题往往到贤臣那里去请教。倘若君主做不到这一点，则不能大有作为。商汤和齐桓公都能虚心地向贤臣学习，因此他们都能够称王称霸于天下，大有作为。而当时各诸侯的君主骄傲自大，不肯虚心向贤臣请教，故不能成就王业和霸业，不可能有所作为。孟子还曾向齐宣王陈述了君与臣之间的相互关系。《离娄下》载：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第三章）
这里讲明了三种不同的君臣关系，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自己的手足，那么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心；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狗和马，那么臣子就会把君王看作一般国人；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泥土和草芥，那么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孟子又在《离娄下》中说：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第五章）
他认为，君主仁爱而臣民没有不仁爱的，君主做事合宜而臣民没有不合宜的。君主要做臣民的榜样，这是君王实行仁政的根本。
第三节关于修养论
孟子论修养，也是以性善论为根据的。人生下来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心，这是仁、义、礼、智的开端。君子知道把这四种善心扩充起来，小人则把这四种善心扼杀掉。这就是孟子所谓性善论。他在《公孙丑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第六章）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是仁、义、礼、智四种善性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如同有手足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开端却认为自己不行的人，这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人，便是暴弃他君主的人。孟子还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第六章）
孟子认为，凡是具有四种开端的人，如果晓得把它们扩充起来，便会像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终必汇为江河，假如扩充它，便足以安定天下；假如不扩充它，就不足以事奉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