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孟子》的文学成就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最主要的儒家代表。在他的时代，杨朱所主张的“为我”学说和墨翟的“兼爱”学说布满天下，孟子乃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奋起而坚决反击杨墨学说，维护儒家学派，并发展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在当时思想界中有很大的影响，对后世思想界的影响更是深远。
《孟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孟子的学说和思想。他提倡“性善论”，如《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第一章）认为人性本是善良的。他主张实行仁政，反对贵族们武力兼并和虐政害民，痛斥桀、纣等暴君为民贼。行仁政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求封建统治者注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处境。他认为最要紧的是应该让农民不失去土地，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梁惠王上》第七章）这样才能使农民不致起来反抗，君主统治才能巩固。孟子还强调尽心、知性、知天的自我修养的方法，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第一章）的修养论。同时，孟子还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提出有决定一切的“天命”论。如他在《万章上》中对“天命”所做的解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第六章），认为一切都是天命所决定的。此外，孟子还以“性善论”为根据，提出自己的处世哲学。孟子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少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从文学上讲，孟子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重要位置的。为了坚持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孟子不能不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在辩论当中，气势磅礴，感情充沛，富有雄辩力和说服力，而且用词警辟，比喻精当，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第七章）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齐国时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记录。本章系统地阐述了孟子关于王道的理论和具体主张，指出人君只要能善于扩充不忍人之心，就可以施行仁政，所谓“推恩足以保四海”。文章首先肯定了齐宣王不忍牛的发抖是仁心表现，为实行王道的基础。接着，孟子批评齐宣王不行王道是不去办而不是办不到，并启发他应当推广仁心，使百姓得到好处。继而，孟子进一步阐明用武力称霸是靠不住的，行仁政才可以统一天下。最后，孟子向齐宣王提出行仁政的具体办法：即“制民之产”和“申之以孝悌之义”。在谈话的过程中，孟子通过许多巧妙的比喻和论辩，反复地论述了他“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语言生动、形象、畅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一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很好地结合的语录体说理文。
又如《寡人之于国也》（《梁惠王上》第三章）也是阐述孟子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品之一。文章是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第三章）
本文在游说技巧、谋篇、结构和修辞诸方面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在游说技巧方面，孟子善发机巧，善于擒纵，由远而近，由比喻而事实，层层进迫，使对方陷入自己的圈套。如文中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让梁惠王自下判断，然后以梁惠王的判断，去否定梁惠王自以为爱民的想法，使梁惠王无言以对。孟子还善于迎合对方的心理而进言。如他是反对战争的，但他却以“战喻”，正好抓住梁惠王的所好，使其往孟子设计好的圈子里钻，并针对对方的要害，以达到游说的目的。在谋篇方面，作者文中的详略是处理得很恰当的。如言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言及河东时，文章则说“亦然”，不再重复，显得精炼。而在描述理想社会时，作者则不惜笔墨，文章先说：“五十者可以衣帛”，次说“七十者可以食肉”，再次“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最后说“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结构严谨，环环相扣，表现出作者谋篇布局手法的精到。此外，文中修辞手法也是高明的，如“五十步笑百步”，比喻贴切，形象生动；又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则运用了排比手法，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其次，《孟子》在文章的描写技巧上，不仅以简约的含蓄取胜，而且还有一些比较精细的刻画，如《滕文公下》塑造了一位具有怪僻性格的廉士形象：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第十章）
文中写廉士陈仲子居住于陵，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没有了听觉。井上有个李子，金龟子已经吃掉了大半，他爬着去，拿来吃，吞了三口，耳朵才有了听觉，眼睛才有了视觉。一位生动的廉士形象跃然纸上。又如《梁惠王上》中刻画了梁襄王这样一个庸才君主的形象：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第六章）
孟子在背后议论梁襄王，说他外表不像一个国君，言谈举止也不值得人们敬畏。为了具体描绘梁襄王的庸才形象，孟子又转述了梁襄王与他的一场对话，使梁襄王的形象更加生动、可感。《孟子》还善于运用篇幅较长的议论文字，如《告子下》载：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第十五章）
本文论述了人要担当大任必须先经受艰苦的磨炼，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有忧患观念。文章先列举了六位古代贤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崛起的事例，说明有作为有成就的人物，总是在艰难曲折的痛苦磨炼中成长的，备受考验，才能为日后事业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接着，论述了人有了过错能改正，就会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增长自己的才干；经过困苦的思虑，才能创出奇计异策；痛苦的磨炼表现在脸色上，吐露在语言中，才能被人了解。这是成就大业的杰出人物的必由之路。最后，从一正一反两方面的论说归纳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心论点。文章通篇由排比句构成，气势恢宏，极富雄辩力。
此外，《孟子》中寓言故事很多，含意丰富，说理巧妙。如《揠苗助长章》：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公孙丑上》第二章）
作者通过这个寓言故事，描绘了拔苗者的憨态和愚笨，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违反客观规律办事的人，从而说明一个人的浩然之气是依靠平日不断行义，逐渐积累自然地培养起来的，绝不能像拔苗者那样急于求成。此外，又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离娄下》第三十三章），通过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勾勒出了一个卑鄙虚荣的小人形象，尖锐地讽刺了战国时代不择手段地追求富贵利达的人们。孟子这些具有故事情节的寓言，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
第二节《孟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孟轲在儒家中是有重要地位的，汉代曾设有专研究《孟子》的博士官。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对孟轲大加推崇，后来《孟子》被列入“经书”。《孟子》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等，不独在思想方面受它的影响，在文章方面也是努力学它的。
韩愈极力推尊孟子，甚至以孟子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他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读荀子》），“以为功不在禹下”（《与孟尚书书》）。他曾以宣扬“仁政”为题，写过一些反对官吏聚敛，要求轻徭薄赋的作品。陈祥耀《唐宋八大家文说》“韩愈文说”中说：退之之文，最得力于孟子与史迁，然于先秦、两汉诸家，又多所取资；其文化骈为散，然其铺张排比处，又得奇偶相生之妙。（《总说》）
他还引了林云铭对《本师说》的评论：
行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史臣称其与《原道》、《原性》诸篇，皆兴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赋、论及杂著》）
《孟子》对北宋古文家苏洵的影响也很大，他在《上田枢密书》中说：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欲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响，无不如意。（《总说》）
苏洵又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他自己：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总说》）
南宋朱熹在《语类》中评论说：
老苏只就孟子学作文，不理会他道理，然其文亦实好。
明朝文学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也说：
苏文公崛起蜀徼，其学本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不敢遽谓得古人六艺者之遗。
北宋著名诗文作家王安石也深受孟子的影响，他竟比喻孟子为“委蛇于苍旻”的“日月”（见《杨雄三首》之一）；他一再称引孟子所谓“先王之政”，“治国养民之道”，要求神宗皇帝“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上皇帝万言书》），还强调：“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都是借孟子及其言论，抒发自己之所主张。王安石曾经在一首题为《孟子》的诗中写道：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氏在这首诗中对千余年前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孟子如此表示向慕，引为知音，正好说明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理想有共鸣之点和相通之处。在散文创作方面，王安石亦是深受孟子影响的，如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王介甫文取法孟、韩。”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性格强毅，襟怀超旷，文才卓绝。世人认为他思想融合佛、道、儒三家，实际上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有立身济世之志节。苏轼的散文，初如其父，得力于《孟子》、《战国策》、贾谊、韩愈诸家，后来取资甚宏，儒道释之书无不能心积而手运。释惠洪《石门文字禅》曾评论说：“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中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何以臻此？其文盖自孟轲、左丘明、太史公而来，一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亦云：“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亦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唐末文学家皮日休以小品文著称于世，也曾进书“请孟子为学科”（见《请孟子为学科书》）。
唐代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也偶有把孟子某些生动的比喻、犀利的议论，化用到自己创作的抒情或描写中去，得心应手，自然贴切，表现了对孟子思想的熟稔和会心。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采地黄者》：“与君啖肥马，可以照地光。原易马残粟，求此苦饥肠。”这都是从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第四章）脱胎而来。
南宋诗人陆游也是一个同情人民、要求改革弊政的诗人。他在《秋夜感遇》中说：“所愿在仕者，努力苏元元。”《舟中作》中说：“惟有愚忠穷未替，尚余一念在元元”，主张“政本在养民”（《书叹》）。他还在《岁暮感怀》中竟也提出了一个“井田制”的政治思想：“井地以养民，整整若棋画。初无甚贫富，家有五亩宅。……谁能讲古制，寿我太平派！”这里的所谓“古制”，就是按照孟子的图本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