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影响深远、光耀千古的思想家，孟子的思想是庞杂的，多层面的。例如，《孟子》一书中关于“天”的论说很多，如果我们仔细归纳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场合，孟子所说的“天”竟然含义也有所不同，有些甚至相去很远。在《梁惠王下》第三章中，孟子引用《尚书》中的话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本篇中第十六章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离娄上》第七章：“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万章上》第六章：“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第五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公孙丑下》第十三章：“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要是单从上面所引几句话来看，孟子的所谓“天”就是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上帝，他主宰着芸芸众生。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孟子的天道观就是殷周以来的神学天道观。但是，在《离娄下》第二十六章中孟子曾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可坐而致也。”显然，这里的“天”，绝对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了，而是指自然意义上的“天”。春秋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也有很大的进步，人们已经懂得根据历法掌握天体运行的规律，即使是千岁之后的冬至日，都能推算出来。孟子的这一论说完全是科学主义的态度，是把天看作是可以认识、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单将这句话看作是孟子的天道观，那么孟子似乎又是一个不信鬼神的、按天的自然之性来认识天的科学家，而决不是神学主义者了。联系孟子的社会生活背景及其思想认识背景，去解释孟子如此矛盾的天道观，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但这里我们只想据此说明分类爬梳归纳的重要性，不宜深究赘论了。
探讨孟子对民众社会地位的论述，也是不能抓住一点来进行研究、滥加发挥的。《尽心下》第十四章中，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滕文公上》第四章，孟子则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单抓住前一个命题的人，会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似乎孟子是最早的民主、民权运动的领袖。而只着眼于后一个命题的人，又会把孟子看成是蔑视民众，为剥削阶级寻找理论依据的走狗文人。另外，孟子关于农业和商业的论述，关于义和利关系的论述，都是十分复杂的，多层次多角度的，任何片面的发挥，都会有失孟子的本义。所以，对《孟子》一书的内容作穷尽式的分类爬梳归纳，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首要一步。
本节我们所说的分类爬梳归纳，不仅针对《孟子》文本内容、思想而言，而且还包括在研究工作的开始，对同我们的课题有关的论文、专著的分类归纳。例如，如果我们打算写一篇《孟子的道德观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从《孔孟月刊》、《孔孟学报》、《人生》、《建设》等报刊中寻找归纳相关的文章，从《中国哲学辞典》、《四书道贯》等著作中抽绎搜寻相关的内容。大陆则有《孔子研究》、《哲学研究》、《传统文化》、《文史哲》等杂志，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赵吉惠等的《中国儒学史》、翟廷晋的《孟子思想评价与探源》等著作可供搜集材料之用。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花大力气尽可能齐全地从《孟子》文本和其他相关论文、专著中分类爬梳归纳材料，是研究《孟子》的首要工作。
第四节推陈出新
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老调重弹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了解、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这些基础工作就会空发议论，胡蒙乱撞，继承应当是为创新所做的准备，创新才是我们的目的。洞察前修未密之处，开拓《孟子》研究的新领域，或者旧曲翻新声，对老问题提出新见解，推陈出新，应该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方向。
推陈，要避免信口雌黄，妄非前贤；出新，要避免一味猎奇，胡编乱造。我们应当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有新的突破。下面，我们介绍近些年来《孟子》研究中的几种新途径。
一、从“小时空”和“大时空”的不同角度研究《孟子》。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社会的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以及孟子在这些变革中所处的地位，是他思想形成的社会根源。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水平，孟子对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他在思维活动中受到的锻炼，是他思想形成的认识根源。当时儒学思想的特点和地位，以及各个学派思想的斗争和融合，也都对孟子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孟子所生长生活的山东邹县的地域特点，无疑也对孟子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这就是从孟子所生长生活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背景着眼的“小时空”研究法。美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在1987年曲阜“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孟子·士的自觉》，用的就是这种知人论世的“小时空法”。杜文指出：孟子身处极端个人主义（杨朱为我）和极端集体主义（墨翟兼爱）泛滥成灾的时代，他以悠远的历史意识，深厚的文化感受，强烈的社会责任，高屋建瓴的视野，抱着孤臣孽子的危心，胸怀“舍我其谁”的鸿鹄之志，努力改变当时斫丧人性尊严，忽视人伦关系，否定人文价值的意见气候。从而提出了人性之中自然有可以成长发展和浩然壮大的源头活水，强调这种源头活水即是独立于一切外在权威的自律道德、植根于民本原则的信赖制度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宗教情操所能够具体实现的充足条件，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大道。杜文还联系当时社会实际，指出孟子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分工学说批判许行的重农主义，是为了说明在一个多元、多样和多层次的经济体系中，强迫知识分子及至政治领袖从事农耕，是“下乔木而入于幽谷”的愚昧行为。孟子提出知识分子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所负的职责绝不亚于农工商大众，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作用的认可建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小时空”法在研究《孟子》语言问题时尤为重要。例如，要为《孟子》一书作注解，或研究其语音、词汇、语法等问题，必须联系孟子所处时代、地域的语言特点去分析考证，才可以避免以今律古、妄加评说的错误。
所谓从“大时空”着眼，就是将孟子的思想放在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为时间轴，整个世界思想文化状况为空间轴构成的坐标系中去考察、探索孟子思想的渊源所自及其流变历程，思考其现实意义及其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这是一种纵贯古今、横通中外的大背景中的研究。
翟廷晋先生在《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一书中说：“就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古代人的思想比较浑括，不像现代人的思想那样，分门别类，条分缕析。但是，现代人的思想却又都可以从古代人那里找到它们的萌芽。就现存的《孟子》一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没有专门的篇幅来探讨认识论、审美观、价值观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都是在他探讨人性、道德、仁政等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甚至在同一段话中就蕴含着几个方面的思想，致使引证原文时很难完全避免重复。实际上，这里正表现出了古人思想的浑括性。因而不能认为孟子的思想仅仅限于人性论、伦理观和仁政论。相反地，我们只有用现代人已经展开了的思想脉络，回过头去分析解剖古人的思想，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地掌握其思想内涵。”翟著中特辟有专章探讨孟子的“认识论、审美观、价值观”，可谓是大胆而成功的尝试。翟先生的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颇近似于西方的“释义学”。释义学在解释、研究古籍文献时，认为古籍既有明显的思想意向，又有不鲜明的蕴藏着的意蕴。意蕴不是一次就可以认识、解释完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解释者思维、知识、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意蕴不是什么封闭不变的常理，而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被激活的意向，新的意蕴和它的发现者的水平保持一致。“我注六经”是正常的，需要的；“六经注我”也是有必然意义的，是合乎科学原理的。严捷先生的《论儒家道德的释义学特征及逻辑》（《复旦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应用的便是此法。
将孟子的思想置放于现代生活之中，考察其现实意义及其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章是很多的。杜维明先生的《关于儒家人文精神》（见《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中说：在孟子思想里面，根据他的“为己”之学，身心性命乃至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有四种不同的资源，使他的自我认识，他的群体意识，社会作用乃至政治角色都有着独特意义……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即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中，传统和儒家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人文精神在塑造知识分子的特殊人格，面对文化使命，社会良知和主体意识以及宇宙精神所建立的特殊人格来说……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中间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他的人文主义涵盖性大，不是狭隘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入的。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先生的论文《四书教学在台湾中小学的实施现状及检讨》、《儒学与公职伦理》，匡亚明先生的《论孔子和孟子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现实意义》，也是这种立意方法。
将孟子的思想置放于整个世界的大范围中，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考察孟子思想的全球性意义，也是一种“大时空”的方法。罗祖基的《浅谈孔孟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文（见《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指出：“孔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巨人，他们所倡导的仁学，不仅对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史起过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世界的思想文化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罗文认为东方哲学与希腊哲学不同，东方哲学很少反映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以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概括为特点，表现为孔孟的仁，佛的慈悲和基督的爱。而孔孟的仁无论是其内容和形式，都远远高于佛教和基督教的主旨。它在形式上，没有采取神秘主义，更没有给其崇信者设置一个彼岸世界，而是奠基于现实之上，采取纯理性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学说。罗文特别分析了孟子的思想，指出孟子在系统的性善论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形成了一个以情理而不是以宗教为逻辑中介的完整又严密的体系。罗文最后指出，孔孟在海外不仅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而且对西欧也是影响巨大。例如，普卢开在法国革命前夕引用孟子“性善论”作为反对霍布士性恶性说的理论根据；法国民主派革命家在反对君主专制时认为：“即使是最先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激进。”（皮提埃《东方圣经》）
二、比较法。通过孟子的思想与孔子、荀子、宋明理学家们的思想比较，考察孟子思想的独特之处，讨论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孔孟月刊》早在几十年前就曾连载了赖明德先生的《荀孟学说比较研究》（上、中、下）。第一届孟子学术思想讨论会上，蔡德贵先生提交的《孟子的哲学思想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刘宗贤先生提交的《略论孟子的“心性说”与王阳明的“良知”论》，也是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的考察。1987年由山东孔子学会、山东大学等联合发起召开了“孔孟荀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交的论文中，有高晨阳先生的《孟荀天人关系思想异同比较》。高文指出，孟子强调天命，主张天人合一；荀子强调天道自然，主张天人之分，二者是对立的，但是在相对对立的意义上，二者还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孟荀天人关系的观念，既有异，又有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然后，高文从“天道自然层面上的思想比较，天命层面上的思想比较，宇宙本体层面上的思想比较，人性层面上的思想比较”等五大方面进行研究。另外，王海明的《孔孟荀仁学之比较》、刘德增的《孔子、孟子与荀子礼观之比较研究》、骆承烈的《孔孟荀的育才观》，丁原明的《简论孔孟荀的生态意识》、李兆森的《孔孟荀音乐三部曲》等都是运用比较法研究孟子的成功的探索。（详见《孔孟荀比较研究》一书）
学术研究，推陈出新最为不易。我们不仅要勤于动手，勤于用脑，而且要注意同他人的交流讨论。独学而无友，将孤陋而寡闻。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是同他人交流的好机会。1984年在孟子故里邹县召开了第一届孟子学术思想讨论会，1988年召开了第二次。1994年在邹城召开了孟子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另外，1987年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等都是学术交流的盛会。注意学术动态，参加学术讨论，将对我们的研究大有裨益。
以上我们谈了些有关研究《孟子》的设想和体会，鉴于作者学力所限，难免肤浅。如果这些浅陋之说能给有志于《孟子》研究的读者们有所启迪的话，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