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说：
在北方有一种蛙崇拜，青蛙崇拜的遗迹至今在很多民间艺术里面都有表现。比如说民间泥塑的小孩抱着一个青蛙，青蛙是繁衍不息的象征，“蛙”、“娃”以及女娲的“娲”都是同音字，跟生育、信仰、儿童都有一个象征的意思。
我大爷爷的女儿，就是我姑姑，是新中国第一批接生员，后来做了妇科医生。我是通过她的手来到人间的。她几十年的经历既曲折又传奇，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健谈、有个性的人。当我走上文学道路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把姑姑作为一个人物原型写到小说里面。
通过姑姑这个人物讲了共和国六十年来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姑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热情、人见人爱的姑娘。后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和斗争，性格发生了转变。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因为她是妇科医生当了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变成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推行者。她由过去人人欢迎的人物变成了反面人物。为了使计划生育指标落实下去，她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孕妇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智斗勇，围追堵截，像战争场面一样。
随着她年龄增长，尤其到了晚年退休以后，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生育问题有新的认识，计划生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都让姑姑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复的回忆，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有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始终处在矛盾当中。我相信姑姑的复杂就在于这个矛盾，复杂就在于一方面作为一个送子娘娘，一方面作为一个夺命的瘟神。到了晚年更多是忏悔，感觉到过去做的那些事情是不对的。尽管旁人也安慰她，她也用冠冕堂皇的词语来安慰自己，但到了晚年她感觉到这样的说法不能说服自己了，所以越来越忏悔，陷入了深深的愧疚当中，经常做恶梦、睡不着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她跟丈夫做泥娃娃，治愈不孕的妇女，最后帮了她的徒弟生了孩子……她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
我写完以后也是欲语无言，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
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论莫言《蛙》
■管笑笑
《蛙》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高度的敏感性。
长远而论，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减少的有限资源的矛盾的所有可能性方案中，最有效且便捷的途径即是控制人口的出生率。这也是后发展现代国家实现现代性转型的无奈之举，并必然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发生剧烈的冲突。两难的处境，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尖锐的问题。
一、姑姑——叛神者的悲剧
小说中的姑姑无疑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位令人难忘的乡村妇科医生形象。她一生动荡不安，毁誉参半。
姑姑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是产妇敬爱、信任的送子观音；计划生育开展后，她则摇身变作扼杀胎儿的恶魔。
小说中的姑姑颇有几分远古圣贤的高风亮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姑姑则风里来雨里去，遗忘爱情，搁置亲情，将青春韶华给了被乡间百姓所唾弃诅咒的计划生育政策。她甚至亲自将怀有六月身孕的侄媳妇王仁美送上堕胎的手术台，并酿成了一尸两命的惨剧。双手血污的姑姑却不惧地狱鬼神：“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她骇人的激情和钢铁般的决心来自一个信念：“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国人给压扁啦。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
姑姑这个形象是复杂和多面的，对她的理解，或许可以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切入。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小知识阶层归入小资产阶级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范畴，看做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接近的朋友”。之后，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在革命中的地位的分析和论述，虽在不同阶段有细微的差异，但对知识分子有所保留的态度并无改变。工人和农民才是革命事业可以倚重的基本力量，而知识分子的地位总是微妙的、不坚实的。
在革命年代，好的阶级出身关系着人的社会地位、前途命运甚至是身家性命。姑姑出身于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姑姑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后来成为一名军医。父亲牺牲之后，姑姑作为烈士后代，处处受到照顾，并成为一名妇科大夫。她也尽力维护家族的光荣革命史。面对诋毁和流言，姑姑义正词严，坚称自己父亲是为革命而光荣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英雄。而自己则是受尽日本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而绝不动摇的革命后代。姑姑人生的转折出现在飞行员男朋友叛逃台湾之后。尽管男朋友留下的日记客观上帮助姑姑洗脱了革命叛徒的罪名。但姑姑的政治背景显然不再清白无瑕。于是姑姑写下血书，“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姑姑从专业知识分子到冷酷而坚定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的蜕变是以极其尖锐和突兀的姿态闯入到小说的叙事中的。被插入的前景则是一个爱情的场景，对姑姑一往情深的王肝和懵懂的“我”（蝌蚪），无意中做了见证人。
王肝虽是三代雇农出身，但爱情却把他变为一位诗人和知识分子。当痴恋姑姑的王肝对“我”倾诉衷情，背诵情书时，“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感到青春的大门对着我隆隆敞开了。”这也是小说中极其短暂却最富青春和诗意的段落。王肝的抒情独白，似乎间隔并远离了残酷的现实生活。这里的叙述也呈现出与全书他处迥异的特质，显得鲜明且断裂。首先是节奏明显放缓了，王肝大段的抒情，代替了事件的进入、推进和发展。情节的进度甚至出现短暂的停滞。时间被情感延展为一幅优美悠长的画面。这段电影化的叙述，一反之前语言上的精省，奢侈地花费笔墨，加入了看似闲笔的钓鱼场面：钓鱼的王师傅和旁观的李手，钓线弹出的串串水珠，被摔晕的小鳖，传达出柔弱、多情的氛围。偶尔李手的欢呼打破王肝的独白所营造的梦境。此外，语言内部的紧张度也松弛下来，一改之前叙述语言的洗练和内敛。内心声音，大段的独白和铺陈，甜蜜惆怅的气氛，心灵的空间置换了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但这段哀怨的青春柔板，转瞬即逝。乘船堵截违规怀孕妇女的姑姑如天神降临一般，出现在河流中心，打破了刚才的柔情蜜意，带来了生之挣扎、死之决绝的血腥和肃杀。这也使得这一节，成为全书极富强烈戏剧冲突和张力之处。柔软暖煦的季节结束了，一个曾经沉浸在恋爱中的女青年消失了，一个忠心于党的事业的或人或神或鬼的姑姑出现了。她雷厉风行，手腕强硬，和逃避计划生育的村民斗智斗勇，心硬如铁，不徇私情，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风。蝌蚪的父亲感慨道：“责任心强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
晚年的姑姑开始忏悔，往日无畏地狱的叛神者转变为一个饱受失眠折磨，内心惶惶不安的忏悔者。姑姑性格中的剧烈转变，是处在某种特定历史处境中，有着不可避免局限性的渺小个体的普遍命运。如果抽离掉中国一个甲子有余的复杂、酷烈、难以言说、难以给予道德评判的历史情境，姑姑只是一个普通的专业知识分子。但她的命运却和一个民族的历史选择纠缠起来。她被历史的洪流旋裹进来，同时她也是自愿甚至是急切地投入到这个大漩涡的中心。姑姑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中所体现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来源于她由于不够根红苗正的阶级出身和有污点的政治背景而滋生的扭曲心理。这种曲折隐晦的心理外化为带有舞台表演色彩的、异乎寻常的忠诚和冷酷。
当历史浪潮缓缓退去，狂暴躁乱逐渐消隐，年老的姑姑需要独力来安置自己那颗饱受道德拷问的灵魂，正视和反思当初在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二者之间所作的选择。这种艰难而惨烈的选择令人不禁想起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一个凡人如何来僭越亘古恒久的伦理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姑姑依然继续了自《安提戈涅》开始的经历了历史的事实和创伤的悲剧英雄谱系。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现代性进程，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现代性的悲剧在于它发源于它想要消灭的悲剧。姑姑胸怀着一个现代性的宏伟远景，坚信计划生育政策是为全人类谋福祉。“神圣”的使命感，使她体现出一种“非人”的冷酷无情。违规生育的妇女、未出世的婴儿、抵抗生育政策的人们通通被其视为阻碍人类历史发展的敌人。“你看看，她凫得多好啊，她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啊！”逃避堕胎的妇女在姑姑眼里成了敌我界限分明的“日本鬼子”。姑姑的行为和浮士德改海造田过程中赶走阻碍建设的老年夫妇菲莱孟和鲍栖丝何其相似。“这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罪恶：即间接的、非个人的、借助于复杂的组织和机构的作用的作恶。”姑姑确如王仁美的母亲所言，已经不复为人，而成为现代性庞大冷酷的机器中一个冰冷、坚硬的革命螺丝钉。
姑姑晚年的忏悔不可谓不真诚，她口述每个被自己扼杀掉的胎儿的父母形象，让自己丈夫郝大手据此塑像，直到完成二千八百个泥娃娃，以减轻心中的罪责。但讽刺性的是，历史的发展再次使得姑姑的赎罪降格为现代商业经济体制中一个平庸的生产制造环节。泥娃娃们最终被渴求生育的女性重金买下。赎罪的行为，不觉中也成为商业交易的一部分。姑姑这位曾经的时代急先锋，在钱字当头，人心腐蚀，世风日下，小人得志的当下，也成了陈旧和落后的象征，如同当年被历史淘汰的胎儿和罹难的母亲们，姑姑也被金钱的洪流淘汰了，只能面对泥娃娃，念念有词，自欺欺人，聊以自慰。历史的荒诞和奇崛竟如斯夫。
莫言在小说中反复写到，当初神圣得不得了的事情，现在全成了笑谈。苦痛绝望的血痕还未淡去，当代的富人权贵无良不仁者们却早利用金钱轻轻巧巧地击溃了国家生育政策，背叛了中国数代人在现代性的道路上所做出的沉痛的神圣牺牲。
二、蝌蚪——上帝不存在，我只有直面自己
我们在观察距离太近的事物时，往往容易出现视力的盲区。计划生育政策，这段苦痛、荒诞、独特的历史仍生存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它的是非曲直、当或不当，或许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标度里去衡量和评判，是更为稳妥和保险的。但问题是多广远的界限是合理和可靠的？是佛教的久远劫来？还是太初有道的创世纪？但这种时间标度，不免有着意义虚无的危险。作为短视的人类，我们是时候做个清算了。
《蛙》最引人瞩目和争议的就是五封书信和一部话剧的文体选择和使用。
敏锐的读者很快将衫谷义人比附为大江健三郎，将蝌蚪比附为作者莫言。更有论者认为这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献媚。对此，莫言在多次采访中做出回应：“毫不避讳地说，之所以决定书信体的结构，刚开始是跟大江健三郎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开始的结构第一稿的时候就是写一个剧作家我坐在剧场里边观看舞台上正在上演我的话剧《蛙》，然后我在看戏的过程中不断回忆联想，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不断接受记者的采访，而且不断接到故乡人的电话，是用三种字体，写得很乱，到后来我自己都被结构搞乱了……当我06年重新拿起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想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书信体，当年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书信体，我们读的很多小说也是书信体，因为剪起来非常方便。要写姑姑五十多年的经历、一生，如果按照编年体写法写得非常漫长，用书信体非常自由，想要这一段就要这一段，可以一会儿是历史，一会儿是现实，一会儿可以到天南，一会儿可以到塞北。”莫言可以说是当代作家中文体意识异常敏感的一位创作者，从登上文坛迄今，他一直不懈地在寻找新的形式、新的表达。这次，莫言找到了书信体，这种古老的文体。虽然莫言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创作过程中在长久斟酌踌躇后的灵光闪烁和水到渠成。但无疑书信体的朴素性、私密性和自由性，可以让读者有亲历现场聆听一般的参与感和投入感，并容易跟随作者的叙述产生心灵共鸣。如何面对这段“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的计划生育史？书信体提供给作家一种朴素且简便的自剖己心的反思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收信人的身份甚至存在与否并不重要，这是“我”写给自己的信，这是“我”对自己历史和罪孽的忏悔和清算。
莫言在姑姑的形象塑造上着墨最多，他几乎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既在诅咒又是在礼赞姑姑这样一个天才式的恶魔。在姑姑这条叙述主线之外，还有一条辅线，蝌蚪（戏剧家）作为小说中另外一位知识分子忏悔者，他的忏悔令我们看到了人性灵魂深处的黑暗。
与姑姑相比，蝌蚪是卑微和胆怯的。蝌蚪善于自我安慰和随遇而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