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十年后的现代诗是否就算胜利了呢？曰又未必。现代诗固然一直屹立到现在，而且很有一派尊严，可是那屹立的样子，总有一点像比萨斜塔。仅看十位到十五位顶尖诗人的代表作，现代诗的成就实在已经不可轻侮，可是放眼纵览一般现代诗，则又不能令人免于杞忧。现代诗本身的种种病态，十年来我在诗友不悦的面色中曾数作逆耳之言，因而丧失了许多昂贵的友情。后来这种逆耳之言竟出于很有地位的现代小说家之口。等到在三月号的“幼狮文艺”上读到洛夫的（一九七零诗选序），述及语言的僵化，文字的夹缠，到了“已使纸张裱黄在无望的婚媾之中”的地步，我益加相信，现代诗的病情，十年来并无减轻的征象。当日论战初启，乐观的夏菁曾对我说：“远景还是乐观的。说不定长此论战下去，现代诗人反而看清传统是怎么一回事，而保守人士也看懂了现代诗。”夏菁的预言只兑现了一半。保守的人士习惯多已僵化，到现在仍然看不出现代诗凭什么迷人，可是有不少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现代诗人，今日已经大大修正了对中国古典传统的评价，并在自己的近作中表现出这样的转变。
在那次论战的开始，蓝星诗人并不是遭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可是奋起守卫第一线的，大半是蓝星诗人，因为那时，蓝星作者能发表文章的刊物很多，也确实举得起几支能言善辩的笔。从论战后的劫灰中，蓝星作者努力扩充现代诗的领土，在惨淡经营下逐渐赢取了读者的同情。其中的一例，便是倡导现代诗的朗诵会，把现代诗从滞销的诗刊上推展到大众之间，也就是说，把消极的读者变成积极的听众。到我一九六四年秋天来美讲学为止，蓝星诗社在台北先后举办了三次这样的朗诵会，听众一次多于一次。最后的一次，名义上是和“现代文学”季刊联合举行。那是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的晚上，耕莘文教院的大礼堂上，连坐带站的听众，约有五百五十人。这数目在现代诗的朗诵已经流行的今天，恐怕也不算小吧。当时颇有一些现代诗人，表示现代诗是一种微妙高深的艺术，只合在个人的世界里慢慢体会，岂可去大庭广众之间朗诵？事实上，哪有一种诗的艺术是不能接受听觉的考验的呢？像狄伦·托马斯那么晦涩的诗，尚可用朗诵来赢得听众，台湾的现代诗何独不能？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可以成功的，不但可以成功，还可以对现代诗创作的本身，起一种健康的反作用。在朗诵会上，听众的反应是一个冷酷的现实。如果诗人给听众的，是别扭的句法，生涩的文字，加上支离破碎的节奏，则听众给诗人的，不是冷漠，便是讥讽。现代诗固然不屑于做到“老妪都解”，但是总不甘于接受“大学生也茫然”的现象吧？目前不少现代诗人在语言上渐渐趋于开朗，恐怕现代诗的朗诵是导因之一。
子豪死前不久，胡品清从法国归来，不但蓝星多了一位女诗人和翻译家，子豪的生活上也起了一些波澜。品清是一个内倾的人，她回国后和蓝星同人很少见面，子豪一死，联系就更淡了。同时我和子豪之间，渐生误会，竟至不相往来。这实在是蓝星的不幸。我必须坦白承认，从组社开始，我对子豪的外文和诗学，一直缺乏由衷的敬佩。子豪欢喜独揽，也不免倚老，是事实，不过他对夏菁和我，倒是一向很热情，也够礼貌。我们虽然有时候在私下取笑他的虚张声势（事实上，夏菁，望尧，黄用和我之间，谁又能免于背后的相互嘲弄呢？），还不致于对他无礼，相反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朋友，并欣赏他对诗的专一和赤忱。在他那一面，到了后期，对我究竟为何不满，我不愿多加陈述或推测。不过那时我在文学上的活动，已经发展到散文和艺术评论，而且对于诗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可能处处再和他同进共退。加以纪弦的现代派已经解散于无形，而于我及子豪私交皆笃的望尧又远去越南。用马基亚维利的口吻来说，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又走了一个共同的知己，这样的情形，有了什么误会，就不容易冰释了。在子豪死后近八年的今天，我仍然认为当初和他的结合是有意义的事情，和他的交往不无愉快可忆的日子，且认为，他对现代诗毕竟功多于过，不失为早期现代诗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相信夏菁也有近似的感想。
罗门和蓉子合编的《一九六四蓝星诗选》，无论在编排和内容上，都是一本上乘的刊物。可惜在我二度来美以后，他们就没有继续下去。我在美国两年期间（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夏菁恰恰也有一年在美国。在这段日子里，蓝星同人虽然以个别而言各有表现，但集体的活动则几乎停顿。从一九六六年回国到一九六九年三度来美，其间三年，我先后主编过《近代文学译丛》，“蓝星丛书”和“现代文学”双月刊，余下来的精力，都分布在自己的诗，翻译，批评和散文上，同时还在师大，台大和淡江三校开课；加以罗门，蓉子，张健三个人都因事忙而不愿套上编辑的巨磨，梦蝶孤云野鹤，复虹人比蒲柳，亦不忍遽以重担相加，夏菁又早我一年出国，去牙买加任农业顾问，所以始终没有再办什么诗刊。蓝星早期曾出版“蓝星诗丛”二十四种，规模之大，超过同一时期任何诗丛。后期的“蓝星丛书”也已经出版了十种，内容的评价见仁见智，在此免去主观的自诩，可是说到编排，印刷和校对，尤其是英文的校对，可以说是对读者交待得过去的。我实在不能预言，蓝星的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展。我只能说，如果它要再出发远征，则后期的这几位主将，军容犹壮，可堪一驰，如果它不幸就此降下半旗，则它也已经扪心无愧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不过这是社友们共同的抉择，非我一人所敢决定。蓝星的结合，完全基于各社友自由的意志与个人的尊严。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始终没有以集体的名义亮出什么主义或口号，说非如此如此就不算现代诗。这样的“地方分权制”，缺点是以文学运动而言不够狂热和号召力，不容易形成所谓潮流，优点是解除了理论甚至教条的桎梏，社友的创作比较容易作个别而自由的发展，风格较富多般性。除此之外，蓝星似乎还有一个传统，就是社友之间，较少相互标榜的倾向。当然，相互之间要截然禁绝美言佳评，是不可能也是不近人情的事，不过溢美之辞尚少泛滥成洪至于荒谬的程度。这种低姿态的作风，对于喜欢高帽子的青年作者，当然缺乏鼓舞性。
去国二年，忽焉又是知更鸟和蒲公英的季节。“青春结伴好还乡”，是吗？久矣我已经习于无伴可结无乡可还也不再那么青春的独客之情。登高临风，我遥念国内的蓝星诗友，念他们在杜鹃花后端午节前有什么新作，也遥念墨西哥湾对岸的夏菁，念他在静静的林间是否已浑然忘却缪斯。我更遥念地下的子豪和遗弃了缪斯的望尧，黄用，阮囊。她的这一个孝子和三个浪子，本身已足形成一个阵容充实的诗社，把他们从一个诗社里减去，该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对于犹健的同伴，我只有下面一番话相慰：所谓主义，所谓派，所谓社，只能视为一种触媒，它的作用只在于催化，至于充分的完成，恐怕还要个人自己去努力。次要的艺术家往往就止于一个派别，唯有大艺术家才能超越派别的生命而长存：叶芝，庞德，莫奈，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前例太多了。至于屈原和陶潜，那是什么诗社也没有参加过的。则又何须怅怅？
回溯罢蓝星的发展史，再略谈整个现代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让我分成下列的几个问题来逐一讨论：
（一）从晦涩到透明：自从超现实主义的一些观念输入我们的诗坛以来，诗人的活动空间似乎忽然变成无穷大，而表现的技巧也相对地倍增了起来。诗思的变质使诗的语言忽然有了一个巨变，经验的绝缘化便产生了晦涩的问题。前一个时期的一些新古典倾向，例如纪弦理论上的主知主义和方思创作上的主知精神，到了这个时候，便在新起的反理性浪潮中淹没了。放逐理性，切断联想，扼杀文法的结果，使诗境成为梦境，诗的语言成为呓语甚或魇呼，而意象的滥用无度，到了汩没意境阻碍节奏的严重程度。我不否认，超现实主义确曾拓展了诗的视域，并丰富了诗的手法，可是我要指出，实际上它的魔术只加速了少数能放能收能入能出的高手的成熟过程，对于大多数的冒险家而言，不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陷于走火入魔的危境。
晦涩，恐怕是缪斯身上最后的一个秘密了。这是晦涩迷人的地方。如何亲近她而又在紧要关头保全她这个秘密，也许是诗人最难把握的一个天机。多少作者缺乏了这么一点“巧力”，结果往往是抓住了秘密，却逃走了缪斯。用中国批评的术语来说，那便是一种“隔”。对于现代诗晦涩之病，十年来我曾直谏再三。事实上，像“我实实不能相信四枚眼核不能成为好看的麦田和父母的美名”一类的句子，其晦涩之病不在皮肤，而在骨髓。以文字而言，这一句不但文法清楚，而且节奏明快，毛病在于透明的文字背后，只看见一只盲人的眼睛，也就是说，文字的意义未能蜕化为诗的意境。从这个例子看来，晦涩的病征虽见于文字，晦涩的病源却出于思想。胸中如果不能豁然，笔下怎能做到恍然？如果一个作者仍迷信他有将经验绝缘化的权利，则跟在他背后为他收拾文字的垃圾，恐怕没有什么用处吧？
近三四年来，这种晦涩之风已经激起了普遍的反动。这个反动表现于两种相近甚或相叠的倾向，其一是反晦涩而趋透明，其二是反文言而趋口语。白蔌，戴成义，刘延湘三位，是最显著的例子。“笠”一向以口语化为口号，而一些年轻的新人之间，口语化的倾向也很是普遍。此外如周梦蝶，温健骝，郑愁予，商禽，洛夫，大荒，叶维廉几位，也或多或少表现出上述的两种倾向。我自己最近的诗也企图做到口语上的透明，同时，摇滚乐的歌词也正开始对我若有所示。
不过，所谓透明，应该是指艺术效果的简洁化和直接化，不是指艺术效果的冲淡。如果我们作深入的分析，则所谓晦涩，通常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文字的篇幅或组织不能负担过重的意义，其二是文字成了意义的障碍。另一方面，明朗的陷阱并不少于晦涩的陷阱，因为明朗的极端是淡白无聊，穷扯。一个诗人如果失败于晦涩，并不意味着他会成功于明朗。诗的语言需要维持一定的紧张感。透明的诗需要深入浅出，淡中见浓，似松实紧，这对于拔山扛鼎出手重惯了的现代诗人，实在是一项新的挑战。过去，走深奥路子的诗人之中，牺牲的远多于成功的；可以预言，平易的路子也不会见到很多人凯旋。在反晦涩倾向成为时尚之前，我愿意提出这样的警告。
（二）从否定到肯定：我还没有想通，晦涩的形式与否定的精神之间，是否一定有表里的关系，所以我不能预言，说反晦涩的倾向后面，隐约可以窥见反否定的倾向。这里我要声明，所谓否定，是指虚无或悲观，并不包括讽刺，因为讽刺的文学实际上在否定中见肯定，往往非常明快有力。我不否认，现代诗的否定气氛有其时代和地理的背景。我更不否认，否定的文学似乎更有深度，也确曾产生了不少杰作。可是，十七年后，我很不愿意想象，现代诗的未来，仍将委屈在否定的阴霾之中。
不知道我能否提出这么一个假定：《楚辞》的晦涩来自它的否定，《诗经》的开朗来自它的肯定。我们的现代诗，好像更接近《楚辞》一点。也许中国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而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也实在找不到多少快乐的原因，可是我实在不忍见到下一代继续我们的传统。喜悦和悲哀，同为生命的两大动力，可是前者在现代诗中几乎还是未开拓的处女地。正宗的现代诗，念念不忘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绝感，不但疏远了自然，抑且隔离了社会，剩下来的一条路是向内去发掘一个无欢的自我。正宗的现代诗人，面对一朵花或是一位路人，在理论上说来，是不可以张臂伸手去拥抱的。哲学上说来，否定是分，肯定是合。庄周梦蝶，是喜悦，是肯定，是人与自然之合。“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是李白的喜悦，李白式的人合自然。杜甫的伟大，在于“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能在悲哀中与社会合一。我们的现代诗一自外于自然，再自外于社会，既不与天人交通，无需共鸣，当然要晦涩起来，而且题材日呈枯竭之象了。
不过，最令人厌烦的现象，是伪虚无的流行。现代诗第一代的某些作者，在他们的诗中，哭是真哭，怒是真怒，仰天而呼是真的痛楚和激昂。到了第二代的诗中，往往就成为人哭亦哭，人怒亦怒的“塑胶虚无”，面目相似，神气全失。效颦，已经很可笑，效蹙，就荒谬了。理论上说来，青年的可贵全在喜悦，肯定，与万物合一。杜甫诗中尽多“老病有孤舟”之句。但早年也不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喜悦。我们的许多青年诗人，虽然善用西方的术语来化装，事实上也不过是在叹“老病有孤舟”罢了。
如果说，这不过是国际诗潮的区域化而已，那就是真正不明国际诗潮了。例如美国年轻的一代，欲与自然合一的新思想，在当代美国诗和摇滚乐中已有很强的表现，而摇滚乐的社会性，更是非常显著的一股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