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晚生的浪漫诗人
——《舟子的悲歌第二辑·序诗》
我原是晚生的浪漫诗人，
母亲是最幼的文艺女神；
她姐姐生了雪莱和济慈，
她生我完全是为了好胜。
一九五一年五月
舟子的飞鸿惊醒了灵魂的梦
——《舟子的悲歌·后记》
本集包含我三年来所写的新诗，共分二辑：第一辑以写作日期为序，第二辑以情绪发展为序。其中《萨福投海》写于南京，《扬子江船夫曲》和《清道夫》写于厦门，其余都写于台北。又《给叶丽罗》、《萤火虫小夜曲》、《七夕》、《别罗莎琳》等均未曾发表，余则先后刊于厦门江声、星光、香港人生及台北中央、新生、野风、经时等报。《再给叶丽罗》在公论报发表时，原名《给叶丽罗》。
这本小册子，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尚待改进，希望各界给我最严正的批评。
八年前我开始念旧诗，偶然也写些绝句。三年前我的兴趣转移到英诗，也是在那时，我开始认真地写新诗。我觉得：影响我的新诗最大的还是英诗的启发，其次是旧诗的根底，最后才是新诗的观摩。说到新诗的观摩，我不禁要提起菲律宾华侨诗人杜若的杰作《孤星》。《孤星》深婉含蓄，格调老成，曾引起我深深的爱慕。《七夕》之作，实从该诗取得灵感。
在这散文化的二十世纪，诗神彷徨四顾，不免有一点孤单的感觉。我不敢奢望这本小小的册子能有多大的声音：只要有“灵魂的亲戚”在星光下，在荒漠里，在月色幽微的海上，偶尔听到了一声掠空而逝的飞鸟，因而回忆起我的一行诗句，蓦然感到一阵无名的震颤，或是永恒的怅惘，那便是诗人莫大的安慰。
一九五二年三月于台大
谁为我掀开了缪斯的面纱？
——《蓝色的羽毛·后记》
这是我继《舟子的悲歌》后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包括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两年的作品。其中少数曾刊于《新生文艺》、“中国文艺”及《幼狮》，余均陆续发表于“中央副刊”。至于一九五四年的近作，迄今已有四十余篇，拟于明年春天再出一本专集。本书的出版，多承夏菁兄的鼓励和协助，特此向他致谢。
自从《舟子的悲歌》出版迄今，已有两年半了。在此两年半中，我变了很多。唯一不变的是我对于新诗的兴趣和信心：我无日不读英诗，而创作和初译则始终未曾间断。在英诗方面，我的兴趣渐由十九世纪转入二十世纪：浩司曼（A．E．Housman）、佛洛斯特（R．Frost）、欧文（W．Owen）和女诗人狄瑾荪（E．Dickinson）、魏里夫人（ElinorWylie）、米蕾（EdnaST．VincentMillay）等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为我揭开了缪斯的面纱，让我窥探到新的美。
我坚信中国的新诗一定会有光荣的未来。目前我们最好的作品，比之欧美诗人的诗篇，并无若何逊色，我们没有自卑的理由。梁实秋先生说，目前台湾的新诗要比中国以往的新诗进步得多，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数十年内，中国将会涌现一群伟大的诗人，其盛况将可比美盛唐，其光辉将可照耀千古！让我们为他们开路！
一九五四年十月于台北
写诗，是一种存在的证明
——《钟乳石·后记》
收集在这里的四十多首诗，都是一九五七年四月以迄一九五八年九月间的作品。当时正值我的转变期，风格的变化很大。母亲的逝世，对于我一如“铜山之崩裂”；《奇迹》、《忧郁的短髭》、《招魂的短笛》、《月台》皆成于其时。至于离台后的作品，将另编一集。
蕈状云烤焦了白鸽的羽毛。发现自己搁浅在二十世纪的中叶，谁不怆然暗惊？生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的负担是双重的：我们用着后羿留给我们的第十轮日，我们的血管里流着黄帝和嫘祖的殷红，我们用北回归线拉响了渺渺的乡愁。我们照着战争的火光读书、恋爱、写作，并且读同伴们脸上的寂寞。只有这一星可怜的光源了。写诗对于我们不再是表演才子的浪漫姿态，以博取多情读者廉价的眼泪，更不是用什么僵硬的形式来表达“入情入理”的平庸意境，以赢得腐儒们空洞的掌声。对于我们，这些都太奢侈了。我们写诗，只是一种存在的证明。“我在。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生存。”它只是否定夜的一声呐喊。如果老妪们的耳朵失去了贞操，我们是非常抱歉的。我们的作品颇为野蛮，颇为桀骜不驯，那些听惯了神话和童歌的“听众”，是无法适应现代的诗的气候的。
英国作家兰道（W．S．Landor，一七七五—一八六四）说过，“我的晚餐也许延迟。可是餐厅将灯火辉煌，宾客虽少，却都不凡。”现代诗的作者也有此抱负。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将画的颜料散落在诗的“面包篮”
——《万圣节·序》
一九五八年的晚秋，作者去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研究英美诗与现代艺术，为期一年。爱奥华（Iowa）是印第安人给取的名字，意为“美丽的土地”，在美国中西部素有“玉蜀黎州”及“面包篮”的雅号，可以说是农业美国的象征。作者旅美的大部分时间，消磨于此，而收集在此的三十多首作品亦皆作者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怀念一“美丽的岛屿”的一点记念。集以“万圣节”而不以“芝加哥”为名，盖因此。事实上，Halloween是万圣节之前夕，而不是万圣节，可是“万圣节之前夕”一名太不浑成，遂仍用“万圣节”。
这些作品自然都是“现代诗”。可是所谓现代诗，似乎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广义的，指富有现代精神的一切作品；其一是比较狭义的，指合乎现代主义之理论的作品。这里的作品应该属于第一类。现代诗在今日的台湾，正如抽象画一样，仍是一个令绅士淑女们头痛，令学者们怀疑的“问题艺术”。在美国，尽管流行的大杂志上仍经常刊登补白性的陈腔滥调，尽管一九五九年夏天“大众诗人”盖斯特（EdgarAlbertGuest，一八八一—一九五九）逝世时，各报大发消息，且说明其作品如何受读者欢迎，尽管芝加哥的《诗月刊》需要邀请麦克里希去朗诵他的作品，并拍卖海明威的书信来挽救经济的危机，现代诗确已受到美国文艺界普遍的尊敬与爱好。可是文学与艺术有其连环性。现代诗并非美国文艺花园中的唯一奇葩。美国人欣赏现代诗，同时也欣赏现代画与现代音乐。他们欣赏汤默斯（DylanThomas），购买数以万计的汤默斯诵诗录音片，可是他们更喜爱毕加索的画和史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喜爱文艺的美国大学生，谁没有几张毕加索的翻版画和史特拉文斯基的唱片？文艺有其连环性，现代文艺尤其如此。在今日台湾，一般大学生对印象派的画和印象派的音乐尚且未能十分接受时，现代诗，现代诗所蕴含的精神，是很难早熟于先的。
作者在新大陆时，深受现代画的启示，大部分作品乃有“抽象”的趋势。较之以前的作品，它们渐渐扬弃了装饰性（decorativeness）与模仿自然（representationofnature），转而推出一种高度简化后的朴素风格。例如《我总是无聊的》的末三行：
常想沿离心力的切线
跃出星球的死狱，向无穷蓝
作一个跳水之姿。
“无穷蓝”便是蓝空抽象化的意象，一点具体不得，落实不得。如果改为“无边的蓝空”，便兴味索然了。艺术家，正如科学家一样，往往要在浑沌的自然中“看出”一个新秩序来。这种“看”的作用，在现代画中便是抽象与简化。同样地，如下列各例，其欣赏的着眼处亦皆在抽象：
而我曾死过
不止一次。
因此，在死的背景上画生命
更具浮雕的美了。
——《呼吸的需要》
零下的异国。我的日记里
有许多加不成晴朗的负数。
——《当风来时》
毛玻璃的三月，
冬之平面外逡巡着
太阳的铜像。
——《毛玻璃外》
《万圣节》中大部分的作品，如果读者能自立体派甚至抽象派的观点去读，将比较容易把握它们的精神。可是这些作品是诗，不是画；它们是一位诗人尝试以画家的敏感，而非以画家的手写成的诗，与所谓“图画诗”并非表亲。全部抽象可能使诗与现实脱节，全部具体可能使诗落入自然主义。如果《万圣节》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如果它有什么权利让铅字在白纸上留点足迹，那便是这种抽象与具体之手法的交织了。
让乡愁的河流过这美丽的土地
——《万圣节·后记》
爱奥华城（IowaCity）位于芝加哥之西约四百公里处。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大学城，只有三万人口。爱奥华河将市区切为两半，东流注入密西西比大河。和其他的大学城一样，它给了一位异乡人的印象是由教堂的塔尖、古老建筑物上的爬藤、闪动着全部美学的女孩子的碧睛和教授们的白发所形成的。
以前对于我，它只是世界地图上一片怪诱惑人的绿色，或是佛洛斯特和桑德堡诗中的辽阔背景。忽然发现自己步履于斯，呼吸于斯，那种奇异而精妙的感触是无法翻译的。初到爱奥华，正是深秋季节，宇宙在等着什么，太阳成熟得几乎要蒂落在大平原上，每一片叶坠下来，都增加了秋色。从男生宿舍四方城（Quadrangle）朝北的窗口，可以俯览异国的萧条。王粲登楼而怀故国。我根本就住在楼上。行经黑橡树和松柏相间的林中，惊起几只尾长于身的松鼠，一种令人止步嗅之再三的松果清香招呼着我的鼻孔，乡愁遂被曳得很细很长。据说怀乡病是一种绝症，无药可解，除了还乡。在异国，我的怀乡症进入第三期的严重状态。有些美国同学简直不知道台湾在何处，英文报上更难读到故乡的消息。我开始体会到吹箫吴市、挥泪秦廷的滋味。
秋尽冬至，气温下降。大陆性的气候，昼夜相差往往至三十度。暴风雪来时，每于一夜间尽易冬帜——翌晨临窗，我惊讶于原野忽然变为白色的处女沙漠。万木尽秃，众鸟南迁，松鼠们亦深居简出了。我常常坐在四方城中，一玻璃之隔，室内暖如暮春，而户外已降到零下十几度。一面写信给岛内的朋友，一面听萧邦与李斯特白而冷的键齿，我常悲叹波兰及匈牙利，更遥念多难的祖国。中国对于我，几乎像一个情人的名字。想北回归线上的朋友们是多么自在。我的灵魂冬眠于此，我的怀乡症已告不治，我的视域被封锁于许多美丽的六角形。偶然开信箱时收到台湾来的信，暂时的喜悦只会加剧读后的凄凉。望尧寄来的《半球的忧郁》，夏菁寄来的创刊号的《篮星诗页》，都使我喜悦得流出泪来。
美国北部的冬天很长，从十一月底到第二年四月，雪封四野，几乎半年不化。春天似乎不太显著，一到五月，就像初夏了。先是可以履冰渡过的爱奥华河解冻了，然后草地转碧，缀以对照得鲜丽餍目的小苜蓿。你会幻想每一朵苜蓿里面都唤得出一个狄瑾荪（EmilyDickinson）。四方城北的林中，鸣禽的独奏变成对吟，对吟变成合唱，最后便是争噪了。野云雀非常活跃，甚至会欺负善良的松鼠。野兔出没于草丛与篱畔，总是一晃眼就不见了。乳白色栅栏的人家院落里，苹果树喷着白花，不久那些树枝便要负担累累倒垂的果实了。
到了暑假，我和一位中国同学自四方城中迁出，租了一位美国老处女的楼上房间，住了两月。八月中旬，行过毕业典礼，便去芝城一游。八月底，我乘“灵禔”汽车西行，启程回国。还乡之日愈近，思乡之情愈深。六月底，和其他中国同学去附近的MacbrideLakeStatePark，游后赠给咪一信，末段如下：
“湖小而长，岸边森林很浓，下午天阴，益增荒凉之感。倚树而坐，远望林中的红男绿女，如对Manet或Renoir的画，美是很美，也很惆怅。我们之间有多远的距离啊！没有你在身边，一切风景都浪费了。把自己从一切有关系的脸孔间拔出来，而置之于一无关的真空里，为什么呢？我的手因久不接触你的而麻木，我的唇已忘却食物以外的滋味了。”
闭上眼睛，最先看见的是谁呢？自然是刘鎏和孙璐了。他们在芝加哥大学读物理系，伉俪同班，最令中国同学羡慕。每逢假期——圣诞节、复活节、暑假——我总是去芝城，住在他们家里。那时三人都是HI—FI迷，从海顿伯伯一直玩到浪子格希文。虽然同一旋律，三人竟会哼出三种怪腔来，反躬自笑之余，遂创造了一句格言：Stupidityisasin。初去美国，他们特地自芝城开车送我去爱奥华城。寒假中，又冒着大风雪，自芝城去看我。我们曾经同去看天鹅湖的芭蕾舞，听塞尔金（RudolfSerkin）的钢琴演奏，同去为老指挥莱纳（FritzReiner）捧场，同去看高更的画展，游“饿石公园”……如果没有他们，我这一段生活是不堪设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