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汉末期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腐朽没落
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
东汉王朝后期，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没落，他们醉生梦死，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使社会经济凋敝，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帝、后、外戚、宦官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使朝政更加混乱不堪，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横行天下，搜括无度，国库空虚社会财富越发集中于少数权贵之家。据《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汉桓帝梁皇后一门，先后7人封侯，3个女人被立为皇后，6个女人封为贵人，2个人担任大将军，师、将、校，尹57人，聚敛天下财富达30多亿，相当于全国赋税收入的一半。
与富豪权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姓的极端贫困和悲惨的生活。据史料记载，从东汉中期以来，人民便穷困已极。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时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京师旱灾严重，“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发生大灾荒，“百姓饥穷，深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隶校尉部，豫州两地人民因饥饿而死者达十分之四五，甚至有整户饿死者。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河内（今河南北部）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这种万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父子相弃，夫妇相食的悲惨生活，使农民百姓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使东汉王朝临近了它的末日。
二、东汉中后期人民群众的连续起义斗争
东汉王朝统治的后期，人民群众反抗东汉反动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异常尖锐激烈。东汉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则不断出兵镇压围剿，这就更进一步激起了百姓的愤怒，纷纷起义，杀官吏，抢府库，使东汉王朝内外交困，焦头烂额。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羌族人民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起义，汉王朝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耗费了240多亿钱，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永初三年（公元109）秋，七月，张伯路等率众起兵反汉，攻打沿海九郡，杀死二千石令，长等官吏。东汉王朝急派侍御史庞雄率领州郡军镇压，张伯路等以势孤力弱而暂时降服。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张伯路与勃海平原御刘文河、周文光等起义军联兵，再次攻打县邑，杀长吏，烧官府，声威又壮。东汉王朝遣御史中丞王宋持节，发幽、冀州渚郡兵数万人，并与青州刺史法雄之军前往镇压，张伯路军作战失利，退走海中。后来又败向辽东，终于被汉王朝剿灭。
永初年间朝歌（今河南淇县）人宁季等率众起义，攻杀长吏，颇具声势，州郡均不能镇压。汉王朝命虞诩为朝歌长，前去剿灭。虞诩到达朝歌后，通过谋略，诱骗起义军中计，遂将宁季率领的起义军歼灭。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九月，汉阳郡杜琦、杜季贡、王信等，率众起义，并与羌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结合起来，声势浩大，节节胜利。东汉王朝派将军邓骘，任尚等率军镇压，汉军屡战展败。起义军逼近京师洛阳，汉王朝惊恐万状，只得改变策略，以暗杀的手段刺杀了起义领导人，才逐渐将起义军战败。
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二月，曾旌等率众起义，攻打会稽郡，杀死句素、鄞、三县的县长。当年三月，扬州章河等起义，席卷扬州六郡（九江、丹阳、卢江、会稽、吴、豫章），起义军连续攻打49个县城，杀死长吏，震动了东汉王朝。
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羌族人民不堪地方官吏的残暴压榨，举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起义，进攻三辅地区。东汉王朝急忙拼凑了10万兵马，以悍将马贤统率前往镇压，马贤军被义军战败，马贤也被义军斩首。但后来，东汉王朝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招降利诱相结合的策略，逐渐瓦解了起义队伍，羌族人民的第二次起义归于失败。
从汉顺帝永和年间至桓帝期间，各地的起义更是连绵不断。蔡伯流等，转战于广陵、九江；广陵的张婴等起义众至数万人，转战于扬州、徐州地区达十多年之久，扬州，徐州的范容、周生等起义声势也很大，将扬州刺吏尹耀，九江太守邓显所率之围剿军全部歼灭，尹耀、邓显也被起义军斩首。
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起义于泰山地区的郭窦，公孙举拥众3万多人，于青州、兖州、徐州等地，连挫州郡军，东汉王朝派中郎将段顾率兵前往镇压，将起义军斩杀1万多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爆发了羌族人民的第三次大规模起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零陵地区的起义军，攻打桂阳、苍梧、南海、交趾等郡县。再攻长沙、益阳，杀县令，烧官府，把御史中丞盛修统率的州郡兵打得一败涂地。接着又将谒者马睦和荆州刺史刘度所率之军击破，起义军声势大振，众至数万人。延熹六年（公元103年）至八年（公元165年），桂阳郡地区的李研，胡兰、朱盖等也率众起义。攻打桂阳，零陵等郡。发展至数万人，东汉王朝命中郎将度尚统率幽，冀二州军、黎阳营兵，乌桓骑兵2.6万多人，与长沙太守抗徐统率的诸郡兵共同进剿，将起义军击败。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率众起义，汉王朝经过3年多的作战，才将许生父子击灭。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卢江黄禳与江夏蛮起兵，攻占4个县城，众至10多万人，同时苍梧、桂阳一带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汉王朝调兵遣将，终于将起义镇压下去。
《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评论东汉白汉安帝和汉顺帝以后的形势时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讬验神道，或矮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由此足见东汉王朝中后期，农民百姓遍地举兵反抗的情景。
§§§第二节 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东汉中后期，遍布各地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虽然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但它却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它既为全国性大起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也在实践上为大起义的形成提供了血的教训。
《太平御览》记述了当时的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生动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起义一个个地被镇压之后，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被更大的激发出来。人民起义的内在规律无形中要求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客观形势需要的历史条件下，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动员和组织人们起义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便加入了反对封建王朝压迫的行列。
一、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以宗教为掩护的太平道，在动员和组织人民大起义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所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即鲜明地主张“易姓受命”，这对当时西汉的刘氏天下无疑是一种水火不容的挑战。东汉顺帝时期琅野人于吉又编了《太平清领书》，后来成为农民大起义领袖的张角，就是利用这部书传经布道，组织动员人民起义的。
《太平经》中虽然有不少宗教迷占观念，但却有明确的宣传人人平等的思想，比如它记述说：“积钱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人生的六大罪状之一，认为这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丸。”它还记述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它明确地鼓动人们说“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先人之体”，认为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也是人生六大罪状之一。显然，这些观点，对当时动员人们起来反对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是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
与太平道有着相同性质的五斗米道，是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陵所创。因人道人必须缴纳五斗米，才能成为五斗米道徒，故称为“五斗米道”。五斗米道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巴蜀一带，它与太平道一起，承担了动员和组织百姓反对东汉王朝全国规模大起义的历史任务。
二、黄巾起义军的形成
太平道的教主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号称“大良贤师”，他以传道治病为掩护，派他的弟子去全国各地传道。十几年间，即在青、徐，冀、幽、兖、豫、扬、荆等八个州的广大地区，发展道徒30多万。为了便于起兵的组织指挥，他将道徒分成36方，大方1万多人，小方6000至7000人，每方设帅进行统率，全国的大小方众，均服从最高领袖张角的号令。
张角利用宗教的掩护，进行了起义的长期准备之后，便决定于甲子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全国的大起义。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军规定，一律头裹黄巾，故称为黄巾军。所谓苍天已死，即是指东汉王朝应当灭亡。黄天当立，意即黄巾军当主天下。
起义群众为便于向京师及州郡官府进攻，均派人在官府门上写上“甲子”二字，做为进攻的标志。张角为掌握起义的准备情况，潜进京师洛阳，观察各方动静。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34年），张角命大方首领马元义等先调集荆、扬两州徒众数万人，约期到达邺地（今河北临漳），以便策应京师洛阳的起义。马元义为顺利攻占洛阳，还数次往来于京师洛阳，以中常侍封谓、徐奉等为内应，力争内外配合，一举奏效。
当各地起义力量正在紧张进行准备之时，张角的弟子唐周叛变，密告朝廷。朝廷立即搜捕了马元义，以车裂之刑，残酷地杀害了他。接着又在洛阳搜捕了张角徒众1000多人，也加以杀害。与此同时，紧急下令捉拿张角。
张角等人鉴于起义事机暴露，于是立即决定提前一个月起义。并派人星夜通告各方，立即举行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地黄巾军闻讯，揭竿而起，数十万农民头裹黄巾，拿起武器，攻县邑、烧官府、杀长吏，没收富豪官吏财产，打开府库赈济贫民，起义声势席卷全国。《后汉书·皇甫嵩列传》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一场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便拉开了战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