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扭的雕像
1983年9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吉安弗朗克·波切那（Gianfranco Becchina）的艺术品经销商与加利福尼亚的J·保罗·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洽，自称有一尊公元前6世纪的大理石雕像。这尊被人称做古希腊少年立像的雕像，是一个裸身直立的少年，左腿前迈，双臂垂于身体两侧。现存的古希腊少年立像仅有两百尊左右，其中被追回的绝大多数要么已遭严重损坏，要么已在墓穴或古迹挖掘过程中支离破碎了。但是，这尊将近7英尺高的雕像却保存得几乎完好无损，像身淡淡的光泽也使之与其他文物相比颇显与众不同，真可谓一项了不起的发现。波切那开出的价格直逼1000万美元。
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态度谨慎，他们借来少年立像，并展开了细致缜密的调查工作。这尊雕像是否与其他已知的少年立像的特征相吻合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这尊雕像的风格使人联想到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阿纳维索斯的库罗斯》（Anavyssos Kouros），也就是说，此雕像的制作年代和地点与人们的推测相符。另外，雕像是在何时何地出土的呢？具体细节无人知晓，但波切那向盖蒂博物馆的法律部门出具了一沓有关雕像近期背景的文件。据文件显示，此雕像是一位瑞士内科医师劳芬布格尔（Lauffenberger）从一位赫赫有名的希腊艺术品经销商罗苏斯（Roussos）处购买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收为个人珍藏。
一位名叫斯坦利·马戈利斯（Stanley Margolis）的加州大学地质学家来到博物馆。他使用一台高清立体显微镜，花了两天的时间来检查雕像的表面。接着，他从雕像右膝下方取下一块直径一厘米、长两厘米的样本，并使用电子显微镜、电子微探针、质谱测定法、X射线衍射仪以及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雕像使用的材料是白云质大理石，这种大理石来自希腊萨索斯岛上一个名叫瓦锡角的古老露天采石场，并且，雕像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方解石。马戈利斯告诉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白云石转化为方解石所用的时间需要成百上千年之久。换句话说，这尊雕像历时已久，绝非近期制造的赝品。
盖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心满意足，于是，在展开立像调查的14个月后，他们一致同意，买下这尊雕像，并于1986年秋季首次面向公众展出。《纽约时报》以头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几个月后，盖蒂的古代艺术馆馆长玛丽恩·特鲁（Marion True）就此雕像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叙述，并将其刊登在艺术期刊《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虽无外力的支撑，少年立像仍笔直挺立，他握拳的双手紧贴大腿，具有顶级的少年立像所特有的自信和生机。”在文章结尾处，特鲁满腔激昂地赞扬道：“无论像中少年是神还是人，都将西方艺术成熟阶段那蓬勃的生机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尊少年立像有点问题：它看上去不大对劲。第一个指出问题的，是时任盖蒂博物馆理事会委员的意大利美术史学家费德里科·泽里（Federico Zeri）。1983年12月，泽里受邀赴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工作室参观立像，不知不觉间，他的目光停留在立像的指甲上。虽然一时间难以名状，但他发觉这指甲看上去颇为别扭。第二个发现问题的，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希腊雕塑专家伊芙琳·哈里森（Evelyn Harrison）。盖蒂博物馆决定购买波切那的雕像前不久，她就在洛杉矶参观过展馆。“时任馆长的阿瑟·霍顿（Arthur Houghton）带我们去看立像，”她回忆道，“他刷地一下把覆在立像头顶的一块布掀开，说：‘看，这雕像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但几周后就属于我们了。’然后我说：‘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哈里森当时看到了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在霍顿掀掉布的那一瞬间，哈里森油然而生一种预感，一种什么东西不大对头的直觉。几个月后，霍顿又偕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前馆长托马斯·霍文（Thomas Hoving）来到盖蒂的修复工作室参观立像。每当看到新的艺术品时，霍文总会将头脑中闪现的第一个词记录下来，而初见少年立像时脑中浮现的词汇他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词是‘新’。”“新”，这可不是面对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雕像时应有的反应啊。事后，霍文经过一番琢磨才悟出闪念的缘由：“我曾在西西里岛进行过挖掘，找到了一些文物的残片，那些刚出土的残片和这尊立像看上去相去甚远。这立像就好像是在星巴克最上乘的拿铁咖啡里泡过似的。”
霍文转向霍顿：“你们已经付过钱了吗？”
据霍文回忆，霍顿当时一脸错愕。
“如果付过钱了，就想办法把钱要回来，”霍文说道，“如果还没付，就不要买。”
盖蒂博物馆方开始发愁了，他们围绕希腊雕塑召开了一场专题研讨会，并将立像包裹好，运送到雅典，召集希腊最资深的雕塑专家进行研究。这次，令人泄气的消息更加不绝于耳了。
一次，雅典卫城博物馆的馆长乔治·迪斯佩尼斯（George Despinis）与哈里森站在一起，他只看了立像一眼，脸立刻就白了。他告诉哈里森：“任何一个见过出土雕塑的人都能看出，这尊立像从没在土里埋过。”雅典考古协会的会长格奥尔格斯·顿塔斯（Georgios Dontas）见到立像后只觉浑身发冷，他说：“第一次看见立像时，我感觉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玻璃。”在顿塔斯之后发言的是雅典贝纳基博物馆主管安格洛斯·迪里夫瑞亚斯（Angelos Delivorrias），他详尽阐述了立像的风格与其材料来自萨索斯岛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悖之处。接下来，他切入了主题：何以认为立像是赝品呢？他说，第一次将目光停留在立像上时，他感到了一股“直觉产生的厌恶感”。研讨会收尾时，众多出席者似乎意见统一：立像绝非先前人们所想的那样。盖蒂博物馆及其律师和科学研究者历经几个月的苦心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而几位全球最权威的希腊雕塑专家，仅仅通过目测和“直觉产生的厌恶感”，便得出了一个与盖蒂博物馆大相径庭的结论。究竟孰是孰非呢？
答案一时不甚明朗，因为希腊少年立像本来就是各种研讨会上引起艺术专家争议的热点。然而不久后，盖蒂立像一案逐渐真相大白。经查，那封被盖蒂一方的律师将瑞典内科医师作为确定立像来源的信件，其实是伪造的。其中，一封年份为1952年的信上所用的邮政编码，在其后20年才启用；另一封标明为1955年的信中所提到的银行账户，也直到1965年才开户。历经数月的调查研究，人们原本认定这尊少年立像的风格与《阿纳维索斯的库罗斯》同属一类，但这个判断也站不住脚了：通过仔细检查，希腊雕塑专家们愈发感到，这尊立像是一个来自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多种风格拼凑的大杂烩。立像少年身材纤长，像极了慕尼黑一座博物馆中的特尼亚（Tenea）少年立像，他那独具风格的珠状发型，却又酷似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立像，至于他的双脚，则属于现代的风格。人们最后发现，与这尊立像最为相似的，是一尊由一位英国艺术史学家于1990年在瑞士发现的残缺不全的较小规模雕塑。这两座雕塑使用的大理石原料材质相近，且制作手法也如出一辙。但是，那尊发现于瑞士的立像并非来源于古希腊，而是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罗马的一家赝品作坊。那么，科学分析师那番立像表层经由成百上千年演化而成的言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看来，事实并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绝对。经过深入研究，另一位地理学家得出结论：只要使用土豆真菌，人们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将白云质大理石雕像的表面“老化”。
在盖蒂博物馆的文物目录中，有一幅立像的图片，旁边标注着：“约公元前530年，或为现代仿品。”
当费德里科·泽里、伊芙琳·哈里森、托马斯·霍文和格奥尔格斯·顿塔斯等人看到立像并感觉到“直觉产生的厌恶感”时，毋庸置疑，他们是正确的。在惊鸿一瞥的短短两秒间，他们对雕像本质的理解，要比盖蒂团队整整14个月的调查研究还深刻。
《眨眼之间》就是一本有关这两秒钟的书籍。
1.多快好省
试想我请你来玩儿一个非常简单的赌博游戏。你面前摆放着4副纸牌，其中两副为红色，另外两副为蓝色。这些纸牌中的每一张牌都有可能导致你赢得或输掉一笔钱，而你要做的，就是从4副牌中任意翻牌，以求赢取最大收益。但在开始时，你并不知道红色纸牌其实是个风险较大的雷区，其代表的赏金较高，但罚金也高。蓝色纸牌中的牌能为你循序渐进地带来50美金的不错收益，同时罚金也适中。说白了，只有从蓝色纸牌里抽牌，你才能赢到钱。但问题是，你需要多久才能搞清楚游戏的规律呢？
几年前，艾奥瓦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尝试了这个实验，他们发现，在翻开约50张牌后，大多数人都会对游戏的规律产生一种直觉。虽然并不明晰自己为何会倾向于蓝色纸牌，但当时的人们已十分确定，此牌是较好的选择。在翻开大约80张牌后，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玄机所在，并能具体阐明为何红色纸牌不是赢钱的好选择。个中道理显而易见：人们由经历产生思考，进而总结出理论，最终再进行两两相加。这就是我们的学习方法。
但艾奥瓦大学的科学家们并未就此停止，而接下来的实验也正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处。科学家们将每位赌博者与一台机器连接，以监测他们手掌皮下汗腺的活动情况。与我们身体上大部分的汗腺一样，手掌汗腺能够对压力和温度做出反应，这就是我们在紧张时手感到汗涔涔的原因。艾奥瓦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赌博者在翻开第10张牌时，就对红色纸牌表现出了压力反应，这比他们所陈述的对红色纸牌产生不祥预感的时间要早了40张牌。更为重要的是，赌博者的行为在手掌开始出汗之前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愈发倾向于蓝色的纸牌，从红色纸牌里抽取的牌逐渐变少了。也就是说，赌博者在意识到自己弄懂了游戏之前，其实就已经把游戏吃透了。远在从意识层面上理解应该采取哪些调整措施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做出了必要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