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二〇〇一至二〇一一），已从韬光养晦的“潜龙勿用”，到快速崛起，呈现“见龙在田”、“或跃在渊”之生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二〇〇一年的1.32万亿美元迅速提升至5.93万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也从1900亿美元急增至3.2万亿，居于世界第一，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近年则致力“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保障中国经济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大连）。正如舆论所云：美国国力在过去十年明显走下坡路，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经济重心由西方转至东方，改写全球政经格局。到底实际前景将会如何，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二）物极必反，穷则生变：《乾·上九》之“亢龙有悔”，《坤·上六》之“龙战（接）于野”，《否·上九》之“倾否，先否后喜”，《泰·九三》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既济》之“初吉，终乱”，以及六十四卦以《未济》为结束等等，无不反复说明这一道理，显示出十分可贵的辩证思想。
《坤》为纯阴之卦，至上六爻，穷阴极寒，急需阳气灌注，于是便有“天龙接地”（实际是彩虹垂野），天地交合，复生万物之象。《否·上九》是《否》卦最上一爻（否，音痞，是闭塞不通、坏劣不善之意，可指坏人坏事），《否》卦到了尽头就要倾覆其否，令情况由坏变好，所以有“先否后喜”，即“否极泰来”之兆。《既济》之“初吉，终乱”刚好相反，是开始吉利，最终出乱子，意味情况将会由好变坏，即由《既济》向《未济》转化，所以如果占得此卦，君子当居安思危。而以《未济》卦终结《易经》全书，也无非借此昭告世人：事物发展不会穷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经历变化的洗礼之后，又会重新出发，展开一段新的旅程。世界就如是生生不已。
《易经》除阐明上述生灭盛衰、穷变通久的发展演化规律之外，还蕴含其他不少有关宇宙人生的至言妙理。
（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君子当效法天体之坚毅刚健、周流不息，从而孜孜不倦地奋发自强，建功立业；同时，又须效法大地之坦荡辽阔，修养成优良的品格，以广博的襟怀包容万物，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柱石之一，亟须珍视，并予以发扬光大。
（四）主中正，无过无不及：六十四卦每卦由上、下两经卦（三画之卦称为经卦）组成，每卦六爻，从下往上数，一、三、五爻为阳位，二、四、六爻为阴位。若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谓之得正位；凡位正者有利，反之则否。又，二爻为下卦之中位，五爻为上卦中位，爻居中位多吉，故《易·系辞》云：“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可见“中正持平”，不偏不倚，遵从正道，不采偏激、极端立场，不走歪门邪道的重要。
（五）贵得时，与时偕行：凡事总要合乎时宜，量力而为，根据不同的地位、条件与情况，看准时机，该行则行，该止则止，不可怠惰，也不可妄动、躁进。
如：《乾·初九》云：“潜龙。勿用。”《需·初九》云：“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译：守候在郊野，利于有恒心。没有祸患。）需，就是守候。那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条件还不具备，故须忍耐、等待。而《大有·上九》云：“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译：上天保佑他。吉祥，无所不利。）则是因为条件酝酿成熟，行动时机已至，故可全力出击，大展宏图，一切如有神助，无往而不利。
这些都告诉我们凡事不可勉强而为，一切必须“应乎天而时行”，进止有度。若时机未至便不宜行动，而不要违背客观条件，自以为是，执意自行其是。否则，重则头破血流，一败涂地；轻亦无功而返，或事倍功半，浪费许多人力资财。反之，若时至而不行，则又会错失机会，虚掷光阴，酿成无穷的懊悔。
（六）满招损，谦受益：《益》卦最后受损，而《谦》卦诸爻皆吉，正是明白昭示这一做人处事的道理。《益·上九》云：“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译：无人帮助他，却有人打击他。如立志不够坚定，凶险。）幸运之人多顺境，久而久之，志得意满，忘乎所以，最后头脑发热，以为可以想做就做，必定路路畅通，能人所不能，结果终于泡沫破灭，噩梦来临。无论历史与现实，也无论战场、商场、赌场、考场、情场，或者政坛、股坛、体坛、艺坛、讲坛，以至社会人事许多重大纷争与机会竞逐，从来都不乏“欲益反损”、“骄兵必败”的深刻教训。
再来看《谦》这一卦，每一爻都是吉利的，在《易经》全部六十四卦中，仅有《谦》卦是如此。其寓意已经明白不过，毋须多言了。
（七）尚和谐，阴阳互补：《易经》里，每当阴、阳爻相应则吉，相遇则通。比如卦爻辞中数见“得尚”（得同心之友相助）之语，皆指相关的阴、阳爻有良好的感应、互动、协同关系。
（八）行变革，顺天应人：社会需要和谐，才能稳定发展，但又不能藏污纳垢、姑息养奸，故问题累积到一定时候，就要着手解决深层次矛盾，除旧布新，革故鼎新，令发展进一台阶，开创新的局面。《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正是用自然界的四季更替，说明人类社会也应适时变革的道理。
（九）主张德治、仁政，反对霸道、苛政。这在《临》卦中有最清晰的反映。该卦言统治术，除“甘（拑）临”（以拑制的高压手段统治民众）为“无所利”之外，其他“咸（感）临”（以感化方法治民）、“咸（諴）临”（以温和手段治民）、“知临”（以明智之道治民）等等都是“吉”或“无咎”，可见《易经》作者的政治取向。
（十）中心诚信，无往不利。（见下文说解。）
五、说“孚”──华夏德性之光
提到德治、仁政，便不能不谈及全书多次出现的“有孚”的“孚”字。
中华民族是讲诚信、重道德的民族，这一传统可上溯至周初，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周易》经文中的“孚”字，便集中体现了周人“重德”的思想，是中华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闪耀着千古不灭的华夏德性之光。
《易经》的“孚”（fú，音俘）字，传统上皆释为“信”（见《易传·杂卦》、《尔雅·释诂》、《说文》及《周易集解》、《周易正义》等），主要指人的诚信。但近世以来，随着“疑古”之风的盛行，各种新见异说便纷起蜂出，引起释读之疑惑，对人们正确理解《易经》，深入阐发其精义妙理，造成一定的干扰、影响。
这诸多新见中，或把“孚”字释为俘获的“俘”，或释为惩罚的“罚”；有人又解释为“卦兆”、“征兆”或占筮的“征验”之类，遂逐渐向殷商甲骨卜辞靠拢；到近年，便更多地集中指向于释为“保”、“抱”、“覆”、“辅”等意思，指上天、神灵对人的辅助、庇佑，直接与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的“有又（佑）”、“有保”等用语等同起来。这些意见，多从文字学角度着眼，较少顾及《易经》作为西周朝廷筮书，必然充分反映官方统治思想这一特点，所以虽然在字形、音理上有一定依据，有其参考价值，但实际上，因未能结合周朝社会状况以及文本整体内容去考察，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往往顾此而失彼，偏离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在西周历史大环境中，总显得扦格难通。
因此，必须拨乱反正，还“孚”字本来面目，以揭示中华民族渊源久远的重德传统，彰显华夏德性之光。
（一）“孚”字当释为“信（诚信）”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并博采甲骨卜辞与六经文献等上古资料，从多方面详加分析，且特别指出：“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其说颇有道理。因为商人在东，周人居西，虽长期有宗主、附庸关系，但本属发展状况不同的部族，所以商、周易代不纯是一般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而更多的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的一场牵连甚广的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商人笃信鬼神，并视皇天上帝为自己的宗族神灵，故一意仰仗上帝的护荫庇佑，甲骨卜辞中祈盼“受又（佑）”、“受有又（佑）”、“有保”等词句比比皆是，人处于相对倚赖的、被动的位置。但周人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希冀上天赐福，而更多地反求诸己，强调人的品德修养，以明德立信、“敬德保民”去顺天行事，自求多福，相对淡化了神权色彩，人处于较积极、主动的地位。因为从武王伐纣、“小邦周”征服“大国殷”的过程中，他们认定：天命靡常，唯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只有有德之人，才会获得上天的眷顾、垂佑，而殷商就是因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的。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种天命观，是“文武受命”灭商兴周合理合法性的主要精神依据，因此被作为周人的官方思想不断宣扬，并由此对泱泱中华数千年之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影响。
比如《诗经·大雅·荡》便强调天命不可恃，并历数商人种种恶德劣政，指出由于其多行不义，弄至天怒人怨，终至自取灭亡。末段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至今仍不减其智慧光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译文：“文王说，嘿嘿你们殷商！古人有句话：‘树木倒下连根拔，并非枝叶有毛病，而是根本先朽坏。’你们殷人的前车之鉴并不远，就在夏桀那时代！”）
“大树倾倒，非缘枝叶之故，而是由于根本朽坏。”这个“根本”，便是诗中反复强调的“德”。而殷商之失国，正在于其由上而下，由君主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缺德、失德、败德！（在《尚书》、《诗经》、《左传》等典籍中尚有不少类似的言论可供参证。）而“德”之中，是否具有诚信（因而值得信赖，获得拥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标准──对社会上层人士而言尤其如此。这些，对后来形成的儒家学派影响至巨，故“吾从周”的孔子才会提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的著名教诫。《大学》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国人交止于信。……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
凡此种种，都可见周人对“德”、对诚信是何等重视。《周易》既是西周朝廷的筮书，所以必然充分渗透这套官方的指导思想。明乎此，便可知道，对《周易》中频繁出现的“孚”字，必须回归传统智慧，解读为强调修德立诚的“信”，才切近周人的思想特点，才符合《周易》本经的原意。否则，便和殷商卜辞一味仰赖上帝保佑的模式差别不大了。
（二）“孚”字何以可解释为“信（诚信）”
但“孚”字怎会解释为“信（诚信）”原来“孚”可读为“符”（两字声同、韵近可通），意谓符合、相应。而符合相应，在《易经》里，又多指精神、心志上之契合感通，故引申为“信（诚信）”。对上天、神灵而言，是一心一意地虔诚信奉；就人际来说，便是同心同德，忠诚守信（自然也意味着互相信任）。
总括而言，全《易经》“孚”字共出现四十二次（连卦名《中孚》），除三次（《大壮·初九》、《夬》、《姤·初六》）外，皆释为符、信（作名词，指诚信；作动词，指信赖）或其引申义（如声誉、威望等）。至于另三例的“孚”字则有不同含义，它们不作“信”解，而以音同音近关系，分别读为“复”（返回）、“俘”（俘虏）与“浮”（躁动不安）。详情请参阅本书“《易经》六十四卦”之相关注析。
（三）明德立信，垂范天下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忠、孝和信相依相倚，“忠”、“孝”是对特定范畴和对象更专一、强烈、坚执的“信”），泱泱华夏数千年于今不坠，部分也有赖于这一精神支柱。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四日的谈话）。我们也看到，在二〇一二年香港“特首”选举相当激烈的竞逐过程中，社会各界对有关候选人的品格、诚信都十分关注，并有甚高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人心趋向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