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收藏，应该是我幼儿园的成绩单。××，你把成绩单拿出来！后来，从收藏到研究，就像吃苹果，吃出味了，想停都停不住。到了有七八万件藏品时，我就“做”进去了。
一件文物到手，不仅是欣赏。什么年代，哪个时间段，什么特点？一看，我能说出八九不离十来。比如“文革”宣传画，色彩浓烈，人物刚毅，和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大区别。“文攻武卫”、“清理阶级队伍”，一件文物体现什么，都有讲究。靠什么？多读书，上下几千年，我什么都看。
（幼儿园的成绩单拿来了，是一张“1964年上学期大班儿童在园情况”：“凡建川1957年4月4日出生。能按时入园，遵守生活制度。”学习较好……能正确地计算10以下的加减法，从1数到100……）“樊”写成“凡”，这也是从收藏中看出时代。
我说过，这15年，是中国人发家与收藏的年代。搬迁，拆旧房，换新房。中国人一富，旧的都不要了。搞收藏，杭州也有吧？人家搞古玩，我拣人家不要的。
都说我是“樊傻儿”，现在明白了，收藏这些“破烂”，少说我增值了几个亿。要是从藏品的价值讲，现在的个人资产，我在四川算高的。
我选择在安仁建博物馆，也是偶然。2003年，秋天，我去安仁。硬朗的公馆建筑，军人的刚强气质，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也当过兵。西岭雪山、花水湾温泉又近在咫尺。我当场决定买下那一片土地和公馆，将“建川博物馆聚落”落户安仁。这一投，就是两个多亿。这钱要是投入房地产，能从银行贷出十几个亿来，再运作，滚成几十个亿，建川集团就不是现在的规模了。
为了博物馆，我是勒紧裤带。七千平方米的办公楼卖掉了，租了这菜市场的楼上。用四川话说，博物馆是我的幺儿喔，幺儿最亲。建川集团中别的公司都赚钱，只有幺儿是个钱窟窿，我得赚钱养它。2007年不错，两百来个人亏了这么多年，开始能自负盈亏了。我说过，只有做到以馆养馆，这博物馆才能传承下去。
哪怕我闭眼了，心也安了，也算是提前写遗嘱给国家了。
现在博物馆给了成都市，我还是要投入，我还要建25个展馆。我的藏品，从藏起来自己看，到现在让大家看，就是想让观者自己去体味文物的价值，认识历史。
“文革”生活馆、“文革”章钟印馆，都是中性的。血性的拿不出来，时候不到。
被害人的家属还在，害人的人的后代还在，几个方面都不允许。想过了，这辈子拿不出来，但可以留给后人去慢慢研究。
“文革”题材可挖的多得是。我当过知青，老知青到博物馆搞活动，看到“文革”展馆，流泪啊。现在的小青年不懂。我在搞一个知青生活馆，这馆的设计者也是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张毓峰。我还要搞一个记忆广场，基调是红色的，“文革”过来人创造的记忆作品，每年放10件。“文革”一段，就是100件。既是一种雕塑，也是一种装置，鲜活。
你说“文革”章钟印馆旁边的那个建筑为什么停工？还差两三千万资金。这是聚落中最大的一个展馆，准备设六百个展厅。没钱，暂时停下来。我得拼命挣钱，用当年的话说：“抓革命，促生产。”我把博物馆聚落给了政府，我也不能给一个包袱喔。只要我在，这馆还得建下去，名字想好了，“新中国六十年博物馆”，争取2009年开馆。
喔，对了，最新搜到一批“文革”日记。从一个报社的老总手上收的，信息量相当大，史料价值也大。老总叫什么？不便讲了。对我来说，一小张“凭票供应月经带一条”的券，与45吨日军碉堡，都是一样的分量。
现在整个集团公司有两千人，要发工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掏，我不能亏待他们。我要发展，首先要考虑生存。往前看，安仁的发展相当可喜。你今天从安仁过来用了一个多小时吧，市政府正在建一条从成都到安仁的直线高速公路。
以后，从这里到安仁，半小时够了。
好，今天就到这里喔，小吴还得赶回安仁去，我也有不少工作。
（曹：希望樊总再给10分钟，说一下日寇当年对中国的“七分论”。还有，“七分论”对台独的影响。）你在展馆中没看到？摆放不明显喔。小吴，我说了，这题材要放在明显的位置，你回去说一下！这是1944年，也就是昭和十九年的一册《*****圈民族分布图》。当时拿到手，我也奇怪。这分明是一张中国地图，怎么涂了七种颜色？
仔细一研究，是日本人将中华民族分割成了七个不同的人种，有“满洲族”、“支那族”、“西藏族”、“新疆族”、“印度支那族”、“蒙古族”、“台湾族”。为啥？就是想挑起我们民族之间的矛盾，坐享渔翁之利。我发现《*****圈民族分布图》出版的年代，正是台湾在日寇侵占下李登辉受教育的年代。这种分裂、肢解中国的情结，深深印在了李登辉的心中。他后来提出中国的“七块论”，根源就在这里。
司机如是说——当副市长好好的，辞了；“建川”原来是成都房地产前五位，一搞博物馆，钱全投了；十个博物馆、两个主题广场、一片地，捐了……他干什么事，一般人都不能理解
（送我回宾馆的司机姓游，宜宾人，樊的老乡。）你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哦，成都不少记者想采访樊总，他总说没空。你问我对樊总的印象？他啊，干什么事，一般人都不能理解。在宜宾当副市长，好好的，辞了，到成都来打工。连他的秘书都想不通，秘书来成都办事，撞见他在干活，都掉眼泪。
成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是谁，知道不？“蓝光”。五年前，“建川”和“蓝光”是齐名的，成都前五位。樊总一搞安仁博物馆，钱全投了。现在“建川”落后20名。
你问工人的工资？这几年没减过。前几年博物馆亏损，那两百多个人，一月还是一千多块，这在安仁很不错了。以前，我们“建川”的办公楼，没到过吧？气派。2003年，建博物馆，办公楼卖了四千万。现在，那楼涨到一亿多喔。
想不通的，多了。就是这个月的16、17日，樊总和他老婆一起去办的公证：
十个博物馆、两个主题广场、那一片地，全给政府了。要说樊总老婆，就是不一样，成都找不出这么开通的女人。樊总有一个女儿，就不留一点给她。不说钱，就那心血，2003年博物馆刚建时，樊总一天才睡三四个钟头，眼圈像熊猫一样哦。
哎，我们这些凡人看樊总，看不透。
大三线
口述 石师傅 整理 曹晓波
我是1949年参加工作的，有人问：“老石啊，你拿多少养老金啊？”我说不出口。现在的老板欠了我五千多块工资，他也说：“老石啊，你不缺钱，等我工程款要到手再说吧。”这一再说就说了好几个月了。他不知道我才一个月388块钱的退休工资，光从杭氧新村到老东岳这三个小时的来回路程，每天就骑得我腰酸腿疼。
36年前的那个日子，几乎就在眼前。那时候杭氧还在搞基建，我从基建科副科长调任厂办主任也没多久。厂长田秉刚，是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领导说：“老石啊，毛主席这几天睡不好觉啊。国外的帝修要侵略我们，国内的阶级敌人也在配合，毛主席要我们到大山里去造制氧机，这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沿海的瓶瓶罐罐都是要让出来的。”他又说：“厂党委研究，到四川去搞基建的光荣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当时又激动又自豪，不过我还是想到有爱人、老母，还有5个孩子。厂领导说这里有组织，有党，会照顾好的，你放心去吧。
我爱人也是党员，党叫干啥她就把啥干得很出色。当炊事员，一两百斤一淘篓的湿米，她也不叫人抬，一把就抱到灶台上了。有一回气一屏，一口血涌上了嘴，偷偷出门吐到了窨沟里。后来被同事看见了，才瞒不住了。
她在上世纪50年代就当了市劳动模范，一个二线的辅助工有这样的荣誉，很不容易的。1962年我当膳食科长，她说在一起不好，要求去了生产一线，当了盘铜管工。铜管烧红后腐蚀气体很大，她不懂，凡事抢在前头，以为吐点儿血是老毛病，到了后来才知道两只肺全都烂空了。
这一年我36，她比我大4岁。她原来是我父亲的养女，父亲死在日本人手里，临咽气时要我俩下跪成亲。我的老母当年快70了，吃过的苦能写3本书。她给地主当童养媳时因猫偷吃了一条鱼，地主婆诬她吃了，头发和两只大拇指吊在梁上，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她从两块大洋被卖到18块，转卖了3次，最后家破人亡改嫁到了我家。说这些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当年我家对党对国真是一门忠良。
去四川前，爱人和母亲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她说你把大女儿带上，头疼脑热也有一个照顾的人。大女儿当年才十岁，这一带又拖上了一个女儿的前程。
那时也有人不去，一个工段长为此被开除了党籍降了工资，大会小会批，再想去也不可能了。那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好设备，才有资格去支内”。这个工段长后来大小也当了个分厂厂长。回过头来一想，说照顾都是瞎话，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四川总是要有人去的。
去四川这一天，看看家人孩子，看看从一片水田上建起的杭氧厂，我也流了眼泪。十年前我从劳动路的浙江铁工厂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富农有座瓦房，成了基建指挥部，其他人住的都是草棚。那时全浙江只有一个建筑公司，一个水电安装公司。填土方铺铁路，盖厂房装机器，全靠肩抬背扛。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日晒雨淋，光奖状就有那么一叠，说没有一点感情是不可能的。这一带原来有岳家营、岳帅桥，也许是岳飞安营扎寨的地方。忠臣进不了京城，只能痛吟“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也是抱着这满腔忠烈，离开了杭州。
按中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方针，大三线建设全在山沟。那一年仲秋，我们到了四川自贡。踏遍了城西十几里大山，看中了一个叫大缺口的山坳。
大缺口只有两三户人家，没有一间瓦房，通山外只有一条盘山羊肠小道。我们依山挖坡，凿岩填谷，真像战争要来了一般。后来往山外又打了一个隧洞，那山坳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缺口。
雨后在泥泞中走路越走越重。自贡的地下产盐，一路埋下的电杆，有的会突然沉没；有时走着走着，地突然陷了下去，房子都不见了，深渊下是两千多年前挖空的盐井。空气中弥漫着井盐的氯离子，腐蚀性极强，后来才知道这种地方不适合制造精密机器。
大缺口的山顶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庙外有口咸水井，工地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山上蛇极多，天一冷全爬到庙梁上吐着舌芯。工人们住自搭的草棚，现成的毛竹一支支铺上就是床了。那一段日子自贡常闹地震，风餐露宿倒不怕，有一次住自贡招待所，半夜地震，不少人跳了窗跌得闪腰断腿，我睡得死倒安然无恙。
“文革”的波涛还是卷到了山里，来自城里的学生，鼓动了基建科三百多民工，一只红袖章一张通知，就得准时去挨批，去晚了就要挨打。你说坚持生产，他说你有罪。
工人也干起来了，胆子大的去了北京，“揪”来了谷牧。谷牧当时在国务院负责机械口，没日没夜的一通斗，有人问他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挑了这么一个地方，并列出了11个自贡不能造制氧机的理由。谷牧倒是心平气和，他说：“小同志，这方面的知识我不是内行，不如你们。你们看吧，这里不行就换个地方吧。”那时候，大缺口已经造起了三幢厂房，六栋宿舍。于是一部分人就开始沿着一望无垠的大山往西南方向再找。
找了两个多月，跑了七八百里地。有时候干粮吃完，饿着肚皮，一天下来累得没个人样。有一天出了狮子山，来到一个叫养马河的地方，那里有一片开阔的棉花地，是简阳县的棉花试验场。因为不是农忙，一个老太太在看家。也许听说过中央来的工厂在找地，老太太一番话今天记忆犹新。她说你们一来，我们好开阔眼界了，好向工人老大哥学习了；有志不在年高，有你们这批小年青，毛主席一定会放心的。足见当年政治宣传的深入人心。
在这前后，自贡市人武部长发起成立了革委会筹委会，四川空分设备厂举足轻重，党委书记应邀出席。当时我的笔头还行，书记带我前往。会后留我给一些文书帮忙，断断续续帮了三个多月。
工厂定在了简阳，1968年的4月，大部分人就搬了过去，我也成了正科长兼总支书记。当时基建科已有四百多人，卡车有7辆，施工队有12个，还有十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组。不像如今几十个人的工厂，科长倒有十来个。
记得最苦的是去百里外的威县接天然气，就在那种动乱的日子，我带着人翻山越岭，吃住在深山里。冬天，手都裂了口子，三十多人，一人一天挖十米，埋管焊管后我一段一段检查。不是我不相信工人，只要有一段漏气，再重挖重查，麻烦就大了。刮风下雨不停挖，晚上还要巡逻，怕农民偷。有一段时间，我们和当地人关系很僵，工厂截断了他们的小路，老农把大粪挑到厂里，泼在了基建队食堂的桌上。
等到我们把沱江水接进了车间、宿舍，铁路建进了厂区，火车呜呜地轰鸣时，初具规模的四川空分机械设备厂，已远远超过现在的杭氧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