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0月，17日还是18日，记不清了。陈福林像平常一样上班，赵主任笑眯眯地说：“陈福林，你过来。”
陈福林抬头说：“啥事情？”
赵主任说：“有人叫你干革命。”
陈福林说：“我拉拉车子的，只读过三年书。”
赵主任仍然笑眯眯：“我从大学出来到这里是干革命，让你到别的地方去也是干革命。你回家去，同爸爸、妈妈讲讲看。”
23日，陈福林把棉籽一一装进包里。忽然，有人来叫：“赵主任找陈福林，要他去干革命。”
陈福林一听，吓得就往仓库里跑。那仓库里高高堆着棉花垛，只留出一条条搬运的通道，就像一条条街巷似的。陈福林就顺着这街巷跑，跑，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躲起来。只听得远远的声音，大约有十来个工人，七嘴八舌，要一弄弄地阻住，抓住陈福林。
陈福林躲在棉花垛的深处，脸上流着汗。他擦了一把汗，脑袋瓜一下子清醒了。赵主任是为了自己好，才让自己去干革命的。我也是堂堂男子汉，怎么能做一个胆小鬼呢！
陈福林伸出脖子朝外面喊：“你们不要来抓我了，我自己出来！”最终鼓起勇气，走到赵主任办公室。
赵主任朝他笑笑，说：“你坐下，上面已经来催了，今天晚上就要开选举大会，你还要逃。你晚上去，如果选上了，你明天就不要来了。如果选不上，你再来上班。你要做啥行当，我也不知道。你服从组织分配就好了。”
陈福林得199票。上城区区长说：“我宣布，陈福林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主任……”
陈福林忐忑不安，回到家里，晚饭怎么吃的都不晓得。晚上六点多，有人来通知他，七点钟到西牌楼小学礼堂开会。
晚上七点不到，陈福林走到西牌楼小学。礼堂里有电灯，虽然不是很亮，黄黄的也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会场里摆着一排排的小凳子、小竹椅，陆陆续续地来了两百多人。
主持人在讲台上面说，今天我们召开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大会。选举前，全体起立，唱国歌。
主持人说：“今天投票代表共计221人，实到投票代表200人，符合法定人数。今天我们民主选举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委员，请工作人员发选票，每人发一张。”
那选票是油印的纸条，约8厘米宽，18厘米长。上面共印了21个候选人的姓名，姓名后面有空格。第一个名字是陈福林，第二个名字是陈道彰。其他大部分名字比较陌生。
主持人手中扬着一张选票，高声介绍了陈福林的情况，又介绍了陈道彰的情况，接着说：“大家对候选人同意的在空格里画个圈，不要画到外面去了。每张选票只能画九个圈，少画一个两个没关系，如果多画一个圈这张选票就作废。你们可以从上面往下画，也可以从后面画到前面去，由你们画。”
发了铅笔，大家轮流画圈。旁边有一个木头的投票箱，外面糊了红纸。大家叽叽喳喳，头一回画圈投票，新鲜，兴奋。
大家投完票，回到原位坐下。主持人说：“这里还要推选两个人，一个唱票的，一个监票的，要识字的，请大家随便举手。”会场上就有人举手。主持人伸手向会场一点：“好，就是你们两个！”
那只糊了红纸的投票箱，会变出怎样的宝贝来，人们都好奇。
大概20来分钟之后，票数出来了，陈福林得的票数最高，有199票。陈道彰居第二，有187票。其他7人，按票数多少当选。
上城区区长田奎荣走到台上说：“今天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日子，大家民主选举，选出了居民委员会委员。我宣布，陈福林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主任，陈道彰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副主任。”
田奎荣区长和秦秘书与当选的9个人一一握手，要他们好好地干革命工作。
陈福林说：“过去的保长和甲长都是上级指定的，没想到解放后，自己能够通过公开选举当选主任，管两千多户哪！我一双大脚板跑天下，人缘好，工友和群众觉得我忠厚，也敢讲话，他们就选我。”
居委会主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七名委员，有木匠、女工、中学女教师、银行经理、茶店老板等，分别负责生产、公安、民政、文教、卫生等，分工就跟现在的社区差不多。他们都是兼职的，没有薪水。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就这样在他们手中诞生了。
圆的、方的、扁长的……27个保的保长，拿出27个公章，后来被陈福林当了柴烧
60年之后，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的同志在杭州市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档案里，找到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时任上城区民政局副局长、现任上城区社区建设办公室主任的马丽华，把厚厚的材料递给我。这是上城区公所通讯小组写的一份通讯稿，落款为上城区区长田奎荣，毛笔在公用笺上竖写，题为《上城区公所进行废除保甲制度初步建立居民委员会》。
“自十月十三日至十月廿五日，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工作，已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宣告成立了。这个居民委员会的区域打破了旧保甲的界限，依照街道自然的形势划定，共有居民二千余户，选出了九个居民委员，其中有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子……”
这个工人，指的就是陈福林了。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其他的群众都退场了。还有精彩的一幕。84岁的陈福林，说起那一天的情景，双眼还是炯炯有神。留下的人是：上城区区长田奎荣、上城区公安分局的秦秘书、区长警卫苏云生等四人，新当选的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陈福林、副主任陈道彰、7名居民委员，还有坐在讲台下右侧角的27人。这27人就是27个保的保长。
秦秘书说：“你们都是保长，今天来开会，有什么东西带来？”
保长们面面相觑，没人吱声。
秦秘书说：“你们平时在哪里办公？有没有办公室、办公桌、文件材料？”
保长们都埋着头，一声不吭。
秦秘书火了，他把斜挂在身上的驳壳枪连枪套，绕脖子摘下来，“啪”地放在桌子上，“你们今晚是否还要回家！”
有几个胆小的保长开始瑟瑟发抖。他们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公章，颤抖地放到桌子上。其他的保长一看，知道再也守不住了，都把随身带的公章掏出来。
公章全是木刻的。圆的、方的、扁长的。圆的有杯口那么大，上面有柄。方的更大些，上面有柄。扁长的，十来厘米长，没柄。
陈福林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公章，没想到过去作威作福的统治者，现在威风扫地，一文不值。
秦秘书倒是呵呵一笑，指着这堆杂七杂八的公章，“这也是东西嘛，这也是证据嘛！”
秦秘书一转脸说：“陈福林，你来，你来保管一下。”
陈福林一愣：“我带去有啥用？这箍儿不要套！”
秦秘书又是呵呵一笑，“这个很简单，你不好拿去烧的呀！”
陈福林心窍一点就通，好！可这27个公章一大堆，两只手也抓不了。他有招了！
陈福林这天穿一件黑色的粗布对襟长袖上衣，他解开一个个布纽扣，脱了下来。他把对襟上衣铺在桌上，一把撸了这27个公章，统统扫进。麻利地打了个结，一只手高高提起，嘿嘿直笑。
当晚10时多，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大会结束。这27个公章，后来果真当了柴烧。
工资不发钞票，折值米。陈道彰开始不要报酬，说：“为人民服务，怎么还要钱呢！”
陈道彰一家，从祖辈开始，就在这座城市里谋生。
他祖父聪明、勤劳，做酱，造酒，小本经营慢慢大起来。据说他祖父曾经做过“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账房先生。到了他父亲手里，正兴酱园已开得很大了，有总厂，有分店。他父亲是杭州商务会的会长。家里是有墙门的大宅，假山奇崛，花枝繁茂。
陈道彰在杭州长大，上了小学、中学，再考到上海去。从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在上海住了几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家乡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