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9点，我们工地上一个福建人没车子回不了宿舍，我还开车送他回去，当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大街上表面看上去很平静，是过于平静了，好像就我一辆车在行驶，我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我的房子是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宿舍兼着办公室，有电脑、空调、冰柜、洗衣机，还有建筑机械，但已经不属于我了
26日一大早，我们就去中国大使馆。到了大使馆一看，当时进进出出的人那叫多啊，一天下来总有个几百人去问的，大使馆的电话此起彼伏，不是手机响就是座机响。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人员问问，他说：“要离开的话，联系方式留下来。”当时考虑到最邻近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达尔文，中国大使馆联系了澳大利亚大使馆，准备安排我们先撤离到达尔文。
当时网络非常繁忙，手机打不出去，我和建德同乡吴炳新、朱根富联系不上，没法商量，只能断断续续发短消息联系。
那几天中国大使馆一直在和国内联系。我在朋友家待到27日中午，接到大使馆通知，要求把我和我周边的人要求回国的名单以短消息的形式发过去，准备回国。当时东帝汶国际航班已经停飞，这样要想离开此地就只能包机了。我想到了我多年打拼的财产，但现在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我索性不去想它，坐在床边狂发短消息，一共发了几十条，因网络不好，也不知道到底收到了几条。
我这人，胆子算大的，又开车去通知我的福建朋友。兵荒马乱的，开车到海边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深深震撼，几艘澳大利亚军舰已经停在海平面上，正在向港口靠近，维和部队已经上岸了，他们穿着迷彩服，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队伍中间还有一些女兵。这让我心里有一丝安慰。
从福建人家里出来，我就想，这次骚乱也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我们都走了，家里的物品没人照应，回来可能什么都不剩了，不如趁现在还有时间，把一些贵重的物品寄放到我朋友家中。
随即我带了两辆货车、两个工人回原来的住所。可到了才发现，围墙铁门锁已经被人更换了，连自己家也进不去了。拍打铁门好久，才出来一位当地土人把门打开。我走进一瞧，家里已经被一个印尼人占领了。我的房子是二室二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房东是澳籍华人。
我很天真啊，心想你住就你住，我的东西让我拿走好了。我的宿舍兼着办公室，有电脑、空调、冰柜、洗衣机等。
可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印尼人和土人都有马刀，他们一看我们来交涉就拿刀砍过来。这是我内心深处第一次真正地感到害怕，土人一手抓着我的胳臂，一手用刀横着我的脖子，印尼人眼睛像狼似地盯着我，轻蔑地吐出几个单词：“加浪、加浪。”（印尼语“离开”）我当时都吓傻了，只是下意识地点头，不断地说“拜拜拜”（印尼语“好的”），看到我们这样，他们两人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才放我们走。
幸好我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备份，否则电脑一丢失，客户资料都没了，这可是顶顶要紧的东西。还有搅拌机、振动机之类的建筑机械，但已经不属于我了。东帝汶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谁占有了就是谁的了。
这番遭遇之后，我脑子反而清醒了，不再有任何犹豫，当即掉头开车回大使馆。当时是5月27日下午2点钟，由我短信联系上的12个人也到了。后来大使馆又增加了5个人，组成一组17个人，由我任组长。
终于看到带有中文标志的飞机了，当我踩上飞机舷梯的那一瞬间，心里终于踏实了，我可以回家了，这不是在梦里
中国大使馆由主楼、会客室、两个车库、健身房、厨房、餐厅、门卫室8栋主要建筑组成。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人，院子里就站了七八十个。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陆续来大使馆要求受保护回国的人数达到了200多。夜深了，就在车库里、院子里席地而坐休息，有的人用上了自己带来的帐篷，老人、妇女和儿童由大使馆安排在有空调的会议室里休息。
不管怎样，大家的心基本安定下来了，回到大使馆了嘛，大使馆就是中国领土，我们安全了。
大使馆的周边都有人拿着刀在游行，所有人寸步不离。一直等到28日晚饭以后，一位大使先生（请原谅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召集我们说：“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国内已经来消息了，飞机要直接把我们接回家，时间就在明天早上。”大家欢欣鼓舞，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下了。
29日早上7点钟，我们就开始按组排队，等待坐车去飞机场。大使馆早就备好了一辆中巴和几辆小巴、吉普车。将近10点钟，澳大利亚军车和维和士兵就来到大使馆门口，车子缓缓驶出大使馆，我看见路边住满了当地的难民。
在机场一直等到下午，不时有人焦急地看表，抬头仰望天空。在两点钟的时候飞机终于到了，到的时候大家反而说不出话来了，我想也许是经过了这样凶险的暴乱，人心反而变得超冷静了。
那一刻，我终于看到带有中文标志的飞机了，好亲切好温暖啊。飞机一共两架，均为波音737客机，每架核定座位124个。临上飞机前，中国驻东帝汶大使和我们这些分组长一一握手告别，大使和我握手时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照顾好组员，把大家安全带回国内。我听了心里那个激动就别提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已经好几天了，我和国内的家人一直联系不上。当我踩上飞机舷梯的那一瞬间，心里终于踏实了，我可以回家了，这不是在梦里。
包机路线是东帝汶-马尼拉-厦门-萧山。到每一站都有大使、侨办官员过来慰问我们。全部费用都免掉，没有让我们付过一分钱。对这个事，我们私下也交流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确实是强大了啊，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再往后的事，媒体都有报道了，我们安全回家了。
我回来的晚上，老婆喜极而泣，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第二天我回了父母家建德市大同镇，老妈抱着我直哭，因为联系不上心里着急，那几天父母整夜整夜睡不着，两个人不停地打电话给我新安江的大哥询问情况。我在家陪了父母一个礼拜左右。
后悔吗？直到现在，我都不后悔去东帝汶，我觉得战争的发生是无法预计的，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意外，这并不是我决定上的失误，况且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你看我现在说出来好像蛮平静的样子，其实很多内心挣扎、内心感受只有当时才能体会。等东帝汶局势平静下来以后，我想起码还要再去一次，我投资的二手货商店，合约签了10年，现在还有8年呢。
我为死囚写遗书
口述 欢镜听 整理 曹晓波
1996年10月16日，我被判了两年，但没被送到劳改农场。
为啥？因为我在看守所协助管理在押犯，表现不错，留下来了。类似我这种刑期短、素质还好的犯人，都有机会担当这种工作。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看守所监区内可以随便走。
这就给了我为死刑犯写遗书的机会。
我摊开稿纸，手却在抖，钢笔一划，稿纸就戳破了。换了一张，还是戳破。这死囚说：“大哥，明天上路的是我，又不是你！你紧张啥呀？”
看守所里什么犯人都有，一审判了死刑，等待高院复核的也有。复核没下来之前，24小时得有人陪。最长的，一陪就是小半年。谁“陪”？就是像我这种犯人，里面叫“陪号”。
我当“陪号”时，总对死囚说：“需要什么，尽管说。”为啥？常有人来看我啊，我的账户上不缺钱。死囚呢？在没核准之前亲人不能来探望，想抽烟了，想吃猪耳朵了，只要跟我说，我就掏钱。前面的死囚上路了，后来的看在眼里，挺听我的，所以我管起来就顺。为这，还减了我半年刑。
死囚临行刑前，也有亲人来的，但更多的是死后才通知。这种人多少有点遗物，我负责整理。按规矩，家属几天不来拿，可以处理掉。但我不这样，哪怕一件旧衣裳，我都要保存一段时间。有亲属远道而来，拿到手时千恩万谢。后面的死囚看在眼里，挺信任我的。
死囚的罪名五花八门，都是各地送来的。除了需要走形式，比如公审，一般的，都是宣读后两个小时就上路了。在这之前十几个小时，要是通知你有什么话要留给家人，死囚多少也明白了。记得是1996年11月底吧，狱警叫我“温亚明”，这是我原来的名字。我说“到”。他说某某某指名要你给他家人写几句话，我就知道这人要走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遗书是死囚本人写的，其实，这时候能镇静下来拿笔的有几个？真是自己留下的上千字的遗书，也是有心早就写好的。临到走时，你想写，还不一定放心将笔交给你。怕什么？就怕你一时失控，出意外。平时连信都写不了的人，这时候，能将心里的意思说全，就很不错了。
那天，我去了，在死牢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马上跨进去。我是第一次做这件事，胆怯啊。
那死牢是木地板，褥子铺在地板上，死囚坐在褥子上。重庆的冬天，晚上的雾气很重，从铁窗里飘进来，一缕一缕的。我头皮一阵一阵麻，身子一阵一阵凉，手心却在出汗。褥子上是叠得方方正正的蓝布棉被，我在棉被的另一边坐了下来。这死囚20岁出头，他说是写给他母亲的。我在棉被上摊开了稿纸，手却在抖，钢笔一划，稿纸就戳破了。换了一张，还是戳破。这死囚说：“大哥，明天上路的是我，又不是你！你紧张啥呀？”
我说我去买包烟。我到监区小卖部买了包两块钱的“山城”烟，回来后递了一支给他。没想到这死囚跳了起来，要给我磕头，边上的“陪号”一下子按倒了他。后来我才知道，死囚中流传说，临走前，有人要是无意中收到别人的烟，他就会很快投胎转世的。烟的档次越高，投胎的人家越好。两块钱的“山城”，在我们那儿很不错了。
接下来，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想将时间留住的样子，一种对生命的强烈依恋啊。他说他还没有娶媳妇，连一场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有谈过。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到了阴曹地府，按老家的说法，是要被阎王老子打八百杀威棒的。
在《死囚档案》这本书中，我将这封遗书放在了首篇：“妈妈，儿子对不起你……亲爱的妈妈，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然而，就是您这个老实、本分的儿子，却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再有10多个小时，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的生命就将终结了，我可以想象您痛苦的情形。但是，妈妈，我希望您尽快忘掉悲哀，尽快忘掉您这个无知的儿子。因为无知，我闯了大祸；因为无知，我失去了阳光明媚的世界。我希望来世能够重新做您的儿子。妈妈，亲爱的妈妈，永别了。
不孝儿：艾强绝笔。”
是的，文字是我组织的；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我给他取了一个化名叫“艾强”。听说他原本是一个不错的孩子，1996年7月的一个晚上，他外出闲逛，被“夜莺”（小姐）缠上了。他身上只有5块钱，拿不出手，“夜莺”辱骂他。也就是在那个晚上，他在路上突然产生了抢劫的念头，并害死了人。
临走前，他说想吃酸菜鱼。我找了监区食堂，花了几块钱，托厨师做了。是的，是我掏的钱。外界总以为死囚临走这一餐是免费的，至少在我们这里还不是。艾强吃完了酸菜鱼，不久，被押上了囚车。
这死囚临走都恨他前妻：某某（前妻的名字），是你害死了我，记住，老子变成了鬼都要缠你，还要缠你全家人。你的鬼丈夫：某某
现在我是市政协委员，在会上，我反复强调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我说学法规、读案例，真的不如让他们亲临其境去听听死囚临行前的遗言。只要一次，只要两小时，足够了。
我为130多个死囚写过遗书。可以说，他们中当初有杀人预谋的、有严密策划的，极少极少。大多是一时的冲动，一种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失控。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