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歙县跑了三天，结果也只卖掉了100元。为了省钱，我每天只吃面条，不敢点菜。有一天实在馋得不行了，就点了一元钱的炒螺蛳。看来在歙县也混不下去了，我这才决定到杭州来。这之前也不是没想过来杭州，但我实在是没勇气来啊。我有不少大学同学在杭州，我怕让他们看到我这副落魄相，其实我这个人是很要面子的。
当时武林广场有个自由市场，我背着一袋珍珠项链向那些摊主推销。没想到这次更惨，推销了四天还没卖足100元。
一天，我在汽车东站的一家职介所认识了一个女孩，她见我想法蛮多的，就说，你索性来承包我们这家职介所得了。当时艮山门一带有不少职介所，生意都是蛮好的。所以那女孩这么一说，我就真的动了心。
女孩带我见了老板，那位沈老板一副精明的样子，他提出每月的承包费要1500元，要我先付半年。可我哪来那么多钱啊，只好跟他商量，能不能先交500，让我试做一两个星期。结果做了一个星期，果然就赚到了一千元。于是我退掉了在石桥租的住处，在职介所里摆了张钢丝床，打算好好地做这一行了。
这一段，大概就是后来当“猎头”的最初的试水吧。
身上有了点钱，我的心思又活络起来了，感觉做职介接触的人层次太低，虽然能赚点钱，但没什么前途。后来几年我又尝试做过别的，平心而论我很努力，但也许是运气不好吧，始终没干出什么名堂来。
我急中生智，在和人才中心领导商量后，大笔一挥，把年薪8万的改成了20万，把1.2万的改成了3万
1997年7月，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乡镇企业报》的副主编，他说，我们广告部现在正需要人，不过没有底薪的，你要是愿意，就过来试试吧。
那个时候我很落魄，穿了件白衬衫，领口都是发黄的。刚到报社，连张办公桌都没有。为了联系广告，只好整天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掏的都是自己的钱。打了几天电话，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又没了。就在我快绝望时，终于接到一笔2400元的广告，虽然是个小单子，但我已经很兴奋了。
局面慢慢地打开了，报社领导见我很勤奋，人也灵光，就给我找了个可以坐坐的地方。
前面说过，我这个人，对社会上的各种信息一直都是比较敏感的。当时乡镇企业发展快，“星期天工程师”应运而生。针对这个现象，我建议报社搞一个乡镇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协作网络。总编听了很感兴趣，当即表态让我搞这个项目。
结果运作得还算成功，企业和高校反响都不错，活动结束后报社还盈余了2000多元。报社领导很满意，后来成立科教部，领导就点名让我负责。这一安排，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我都从心底里感谢。
有一天，义乌一位号称“打火机大王”的黄老板打电话到我们科教部，想请我们帮助找一位精通胺纶包覆丝技术的工程师，我马上想到了上次活动中结识的某高校一位姓周的教授。一联系，还真巧，他们在上虞就有这个项目的试点，而且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黄老板和周教授的合作很成功。作为酬劳，黄老板给了我2万元。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经营人才的甜头。
1998年上半年，报社成立浙江省乡镇企业服务中心，主要搞人才信息服务，还是由我负责。我找到了省人才中心，希望能和他们联合举办乡镇企业人才交流会。为什么不自己单独搞？老实说，一来是想借他们的名气，二来是想利用他们的人才资源。
为了使这次人才交流会更有实效，我在会议期间策划了一个“高级人才交流会”。省人才中心很支持，专门从他们的人才库中精选了25名“高级人才”。我一看名单，差点泄了气：这些所谓的高级人才，年薪最高的开价才8万元，最低的只有1.2万元，这算什么“高级人才”嘛！我急中生智，在和人才中心领导商量后，大笔一挥，把年薪8万的改成了20万，把1.2万的改成了3万。
这次交流会很成功，有6名高级人才被企业正式聘用，最高年薪超过了20万。整个活动不仅没有亏本，还盈余了近2万元。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靠这些原始的办法，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建起了一个拥有2万多名人才的人才库。
1999年6月，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并入省经委，我们《乡镇企业报》也面临着调整。于是，我借机注册了“浙江千里马人才服务中心”，成立了真正的民营猎头公司。在本省，算是比较早的。
有意思的是，我还没有去“猎”别人呢，自己就差点被别人“猎”了去。
那次人才交流会成功举办后，人才中心就开始注意我了，他们多次跟我联系，希望我过去工作。可是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因为我想干点自己的事。
为了收集人才资料，建立自己的人才库，不瞒你说，我真是什么招数都想过。
平时，经常到人才市场门口去溜达，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和那些“人才”搭讪。如果得知哪里在举办大型会议，就要想方设法混进去--会议材料中一般都有名单嘛。如果真的混不进去，就找到宾馆的商务中心，或者会场附近的打字店，把他们废纸篓里的废纸全部买回来翻找，因为会务人员很有可能临时到这些地方复印材料。还有一个很绝的办法，你们肯定是想不到的，就是花钱向名片店购买制作名片用的铝板，把名片翻印出来，再把有用的一张张地挑选出来登记造册。
就是靠这些原始的办法，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建起了一个拥有2万多名人才的人才库。在有的人眼里，我们这些手段似乎是不上台面的，老实说，谁会心甘情愿厚着脸皮去干那些事啊，可是创业阶段嘛，要生存就要有手段，没办法啊。
2000年夏天，我在省展览馆办了场夏季人才交流会。随后，又针对高级人才应聘的时候都希望隐蔽一些的特点，在中北大酒店搞了一次浙江省中高级人才封闭式交流会。在筹备这两次交流会的过程中，我又遇到了一些麻烦。就说一件事吧。本来我已经跟一家报社谈好了这两次人才交流会的广告，协议也签了，广告款也付了，可是第一期广告见报后，第二期却迟迟没有按时登出来。原来是有人说，这个千里马人才服务中心是家民营企业，没有资格举办人才交流会的。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是好意，还是想让我去他们那边工作。
可我辛辛苦苦准备了那么久，把全部的资金都投了进去，豆沙都已经吃到嘴边了，怎么可能不办呢？民营企业没有资格举办人才交流会，谁规定的呀？
两次人才交流会最后还是如期举办了。有关领导知道我的不易，最后还是放了一马。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打心眼里感激人才中心的几位领导，更不敢忘记省人才协会徐天祺老师及众多前辈和朋友的扶持。
那个高级人才封闭式交流会办得特别成功，不少媒体还热热闹闹地炒了一把。但是随后，省里有关部门就出台了一个政策，民营人才中介再办人才交流会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做猎头最怕的就是客户不能及时按合同约定付款，有人曾建议我打官司，我考虑来考虑去，最终还是放弃了
不能办人才交流会了，我赶紧转变工作重心，腾出更多的精力中介高级人才，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猎头。
刚开始，人们对猎头公司还不了解。我去印名片，打字店里的小姐笑开了，说，猪头公司？你们怎么取这种名字？是专门做猪头生意的？我们跑到乡镇企业去，问他们需不需要找人才，他们说当然需要了。可一听说我们的服务是要收费的，就都摇头了。有的说，我们是在为社会解决就业啊，怎么还要向我们收费？有的说，给你们点劳务费也是可以的，但是哪有收这么高的费用的？
我们一般是按照该人才年薪的20%～30%收取费用的。这是行规，不是我自己随便定出来的。做猎头这行，你们想想可能花不了什么成本，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先不说做成一笔业务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单从看得见的成本上说吧，公司运作要成本、收集人才库要花钱、把人才约到酒吧或茶馆接触得买单……推荐人才后，还要定期回访沟通，帮助人才尽快适应新的工作。这些都是要花费的。
所以做猎头最怕的就是客户不能及时按合同约定付款。大前年，有家企业委托我们物色班子。总经理的人选费了不少周折，最后相中了杭州一家专业市场的老总。接到我的电话后，这位老总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是谁向你介绍的？那口气是很不高兴的。我用非常礼貌的口气，说了大致情况后，他才说，现在不方便，你回头再跟我联系吧。经过反复几个月的工作，最后总算成功了。这单业务，按照协议我可以拿到16万中介服务费，可是那家企业却只肯支付5万元，跟他们谈判了一个多月，最后才拿到了7万元。
还有一家企业，想从台商的企业里挖高级营销人才。他们找了一年一无所获，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上海一家台企找到了一位姓李的营销总监。可经过两个多月的接触，小李还是没有动心。后来，小李遇到了车祸，我得知情况后，赶紧把信息发给宁波那家企业的老总，让他赶去医院。这一招果然奏效，感动之余，小李接受了对方36万元税后年薪的邀聘。按协议，企业要支付我9万元的费用，这时他来跟我还价了，说给你5万吧，已经不少了。我当然不同意，就一直拖着。半年后，因为小李的管理方式伤到了一些老员工的利益，结果小李回到了原公司，我们6个月的辛苦也打了水漂。
当然气啰，很多人曾建议我打官司，可是我考虑来考虑去，最终还是放弃了。
原因嘛，一方面是猎头公司刚刚起步，打官司无论对我们公司的形象，还是对猎头这一行业的声誉都会有影响。另一方面嘛，刚刚起步的时候不够规范，很多业务都是口头协议的，就是打了官司也不一定会赢。况且我们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打官司啊。
现在有很多企业老板，经常会在半夜里打电话过来，约我去喝茶喝咖啡，跟我聊他们遇到的问题，常常一聊就是一个通宵。这些服务都是不收费的，却特别费神。可他们是信任我才找我的啊，还不好拒绝的。而且，这也是潜在的客户吧。
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在做单一的人才中介，而是在做与人才相关的沟通、协调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早已超过了简单的中介含义。但是现在行业的收费还不太规范，这样一来，公司的口碑虽然不错，效益却不太明显。所以今年我打算做一些调整，推出一些新的服务产品，一些企业咨询方面的业务也要考虑收费了。毕竟，我是在做一个企业，口碑和效益还是并重的。
私家侦探
口述 王 诚 整理 曹晓波
车子上高架，出绕城，又上快速，我们不近不远跟牢。这女人肝火蛮旺，咚咚咚就上了楼。
我这个杭州人，以前捧的是公务员的金边碗，浑身上下，却没有一点杭州人的安耽相道。2003年春天，几个吃刑侦饭的朋友一起喝茶，有人说，我们出来搞私家侦探好不好？我一听正对胃口。也有人反对，说这行当还没有开放，不来事的。我说啥叫改革？明文允许干了，还轮不到你了。要吃就吃头口水，吃好了，就是楷模，一放开，这个行业的标准就是我们。
说干就干，我就辞职了。
我学的是法律，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我晓得也应该悠着一点。所以，工商登记的名称是浙江猎鹰商务咨询公司，咨询什么？企业商业调查、个人资信调查，还有私人侦探、私人保镖、私人行踪定位。当然，前面两项是写在业务范围的；后面嘛，就是擦边球了。
“个人资信调查”是啥？现在买车买房，最方便的，信用贷款。信用怎么衡量？空白，没有具体条文，没有归口部门。我们利用掌握的资源，就钻这个空白。
要调查，就要跑出咨询范围了，这也是在法律的边缘上行走。
公司一成立，第一笔业务记得蛮清楚。一个女的，四十岁出头，戴阔边眼镜，一说话眼睛好往镜边上打量人。她说怀疑老公有外遇，又没有具体证据，只有老公手机上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电话号码。我一看号码，建德新安江的。我问她要我们做什么？她说查实号码的地址，查实持有人与她男人的确切关系。我说你还想不想夫妻和好？她说那肯定想的啰。想的，当然要“想”办法了。要不然，以后的日子两个人心里都搁牢的。我说，床上的证据是不收集的。这是“裙边”，滑出去就违法了。
我们拿了她老公的照片，星期五临下班，“泊”在她老公的单位门口。按这个女人的说法，每一个周末，她老公都有“活动”。那座大楼里的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她男人出来了，上了一辆桑塔纳，一个人，也没有向家里的方向开。我说有戏了。赶紧掉转车头，跟在屁股后头。
车子上高架，出绕城，又上快速，我们不近不远跟牢。毛两个钟头，车子到了白沙镇。我们不敢跟得很近，不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吃”了一只红灯。等到红灯过去，前面是一个转弯。再怎么看，没有一辆车子像的。
我说不急的。我们在镇上找了一家花店，我问，能不能代送鲜花？店里说可以的。我说地址不知道，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请你先联系一下，主人在不在家。
花店马上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说鲜花是哪位送的呀？花工说送的人不肯说，想给你一个惊喜。那个女人蛮高兴，笑得电话外都能听见，痛痛快快报了某某花园某幢某单元四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