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一种理论体现，它凝聚了其创始者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认识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体——20世纪的中国，却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中国化，这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基础。其基础，不仅蕴涵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学理属性之中，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精神的会通层面之上；不仅产生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客观必然之中，也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这一思想基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成长这一阶级基础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一组织基础之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和实践性的品格，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应该中国化和可以中国化的既有理论基础。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蕴涵的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的理论本性
真理是客观的、具体的，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两重属性。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真理，无疑也具有这样的特质。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性是指，作为客观真理，它所揭示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被否定，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在社会领域，尽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受到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受到实践条件的制约，受到科学文化和知识水平的约束，但这些丝毫不能抹杀这一真理所含内容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性是指，真理性的认识总是在具体的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历史在前进，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依据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丰富和发展自身。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把握马克思主义客观真理，只有在具体的实践环境和社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换言之，真理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实践环境。
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真理内涵的逻辑关系表明，它揭示的通过改造旧社会不合理、不合人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来完成劳动者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符合社会运动规律，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这种绝对性的内涵存在于相对性之中，必定要通过相对性表现出来，即劳动者的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总是从具体的国家、民族开始，在具体的国度中得以实现。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在实践中必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践相统一，真理的自身逻辑规定了理论发展的轨迹，实践中也必然以此为走向。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基本内涵我们得知，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旧社会、解放社会中最广大的劳动者的社会政治理念，只要不是在理想的天国里漫游，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理论逻辑和实践取向上势必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通过实践把这一真理融入我国的国情中。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正确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体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本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是相统一的。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这是客观事物普遍存在的辩证性质。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连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从理论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立场、观点和基本原理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共性，但普遍性、共性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通过特殊性和个性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本质，反映了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性，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提供了科学指南。《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普遍真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十分明白，“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
马克思依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总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进程。但当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时，马克思立即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就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
由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具有各国的特殊性，所以晚年马克思在研究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国情实际时，提出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代替论”和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跨越论”，体现的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规律之间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以上论述和告诫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共性，必须在具体的条件和历史环境中，亦即在特殊性中展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只有应用在现实（特殊性）中才能发挥“正确理论”（普遍性）的价值。脱离现实，离开具体条件，即离开表现具体的、特殊的、个性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包含的超越时空的普遍性都无从谈起，就成了远离现实的海市蜃楼。中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渐掌握了对待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深刻地认识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融入我国的国情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客观规律，在中国的土地上，结出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普遍性和共性，在“民族性”、“中国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的特殊性、个性中得到了实现。
（三）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实践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们实践活动的反思和总结，它根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实践居于基础和核心位置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高度理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既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离开实践这块沃土，马克思主义之花就将枯萎；脱离具体的实践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万能的教义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能直接提供各国革命和建设中问题的现成答案，而只能提供无产阶级在具体的实践中认识世界、掌握规律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源自无产阶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回到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才能在指导革命中得到验证和发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只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巨大的思想威力。恩格斯曾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不例外，它总是要随着人类的客观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或者增加新内容，或者更换形式，或者两者兼具。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由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因此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160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品质表明，它的生命力并不主要在于理论逻辑的正确性，并不是以某种观点或者方法为标识的纯理论的延续，而在于它能够与各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在具体的实践中起到指导与推动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过程中的理论，不是某种终极性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新的实践条件下，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并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使理论随实践而有所突破、向前发展、不断丰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扬弃，否则难以在新的发展着的实践中拥有新的位置和空间。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滞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问题以及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又一个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实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本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为什么能在东方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呢？原因当然是综合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基本问题恰好是中国人民企盼和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变迁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但是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通过完成工业革命和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先后走向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同时期的中国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世界发展的形势缺乏了解，不图改革，因此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反而成为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的一个重要对象。自从1840年英国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后，中国就开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毛泽东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为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并且能够站稳，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
因此，改变腐败的社会制度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对于这个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作了归纳，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何以独立，政治何以民主，国家何以富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亟待解决的中心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