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摘要：高等学校质量成本研究是高教强国战略的基石。作为第三部门非盈利性的组织，高校的组织运作、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为了获得复合型质量水平而需要付出必要的成本。质量成本作为高校组织运作的内在价值诉求，其研究对我国高教强国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区域间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的和谐发展，而且能够为我国建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明确发展逻辑、确立质量保障的核心基准。相关研究需要注意对研究对象、质量标准、经验借鉴等问题进行厘清。
关键词：质量成本；高教强国；人才培养；质量保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1996—2004年间，专科生在校人数、本科生在校人数、研究生在学人数分别以每年21.9％、19.3％、22.4％的速度增长；本专科在校人数的科类结构比例有所优化，从1996年的（理工类：文史类）178.1：112.5降低为650.8：654.5；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卓有成效——政府拨款经费占高教经费比重由1996年的78.3％下降到2004年的44.7％；1993年、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211工程”、“985工程”；截至1999年底，仅“211工程”一项政府就筹集经费292.94亿元，使得我国的一部分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拉近了与“世界一流”之间的距离。
2006年底，在国内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内和国际领先地位的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学科的重点发展策略的基础上，国务委员陈至利、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等分别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下一步战略规划确定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蔡克勇教授（2008）认为，高等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张安富，涂娟娟（2008）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前提，高水平大学是高等教育强国的主体，是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2]。刘智运（2008）则将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整体规模基本满足人民的需求；二、高等教育高水平，整体质量应位居世界前列；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研成果；四、高等教育多元化，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布局和学科的结构最优化，相互协调、和谐发展；五、高等教育创新化，探索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办学理念和模式。[3]邬大光教授（2008）指出：高等教育强国是具有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强国相伴的，是我国政府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选择。[4]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强国这一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提出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多元和高标准的背景下提出的；其间，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成本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高等学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加剧，高等学校的管理和运作日益面临公众的信任危机。而如何在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的不同层面化解矛盾、应对危机，则是保障我国高教强国战略顺利实现的基础。
一、高校质量成本的概念与内在逻辑
J.M.朱兰博士（1951）在《质量控制手册》中将“质量成本”的内涵定义为：[5]
一、由于质量低劣而
引出的成本代价；二、为获得质量而发生的成本代价。他认为前者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质量成本。A.V.费根霍姆博士（1956）将质量成本的外延划分为：预防成本（preventioncost）、鉴定成本（appraisalcost）、损失成本（failurecost）三部分；60年代初，他在著作《全面质量管理》中进一步提出了“工作质量成本”的概念，并将其分成控制成本（包涵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和控制失效成本（包涵内部损失成本、[6]外部损失成本）。其后，美国的H.J.哈林（H.J.Harrington）[7]和日本的田口玄一（Genichi Taguchi）、久米均（Kume Hitoshi）等都认为：质量成本与不良质量成本可以视为同义语。2004年美国质量协会质量成本委员会出版的《质量成本原理》一书将质量成本界定为“与产品或服务合格或不合格相关联的成本”，表示“产品或服务与无任何亚标准服务、产品失效或制造缺陷情况下所需成本之间的差值”[8]；质量成本的外延则一般被描述为：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四大部分。1986年，在我国颁布的GB6583.1-86《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术语》中将质量成本定义为“将产品保持在固定质量水平上所需要的费用”[9]。1988年我国的GB／T10300.5-88《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指出：“质量成本是生产方、使用方在确保和保证满意质量时所发生地费用以及不能获得满意质量时所遭受的损失。”[10]
高等学校属于非严格意义上的第三部门非盈利组织，其收入来源既体现出企业性又具有第三部门的特征。高等学校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和劳动者为其主要职能，同时兼具为企业、社会和个人提供教育服务的社会服务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质量成本研究的对象可以是组织运作本身，也可以是高校的人才培养或者是其社会服务。
本研究的质量成本主要针对高校人才培养。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产品是依附于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其培养的产品质量具有能动性、不可剥离性和一次性；高校培养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一般只能通过毕业前的“重修”、“肄业”等方式来处理，尚没有毕业后召回重修的“先例”——因而高等学校质量成本不能用“不良质量成本”的视角来界定；而根据“为获得质量而发生的成本代价”的视角，高等学校质量成本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和层次类型前提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与社会、家长需求标准相符合的相关人财物的耗费情况，即高校为了使人才培养质量符合一定社会需求标准而付出的成本。在参照国内外已有研究以及国家发改委2005〔1008〕号文件《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和教育部“本科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高等学校质量成本大体可以分为预防成本、鉴定成本、生产成本、弥补成本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市场化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合力的推动下逐步实现的。
在这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成为了实现高等教育财政能力基本适应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关键保障因素：即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和家长对高等教育成本的部分补偿，使得生均规模不足的中国高校逐步走上了规模效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伴随着1998年国家扩大招生政策的推动，这一进程本身也快于一些学者当初的设想。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快速发展阶段以后，高等学校规模已经相对饱和、规模效应已开始消退——而规模过剩、资源不足、质量下滑等问题日益为公众所关注，并引发了人们对于高等学校质量、成本、管理效率的信任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校管理对质量发展与投入成本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和偏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国重点高校管理和发展上：一种观点认为，高等学校的根本目标和内在职责是为国家培养各级各类所需的合格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因而，应当调动能够调动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确保“质量”这条生命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日趋紧张，高等教育的生源从2008年将开始“走下坡路”，高等学校的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向内部管理挖掘潜力，在保证基本教学和服务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节约成本，走“高质量、低成本”的发展道路。这些观点对高等学校质量和成本关系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反映出在信任危机背景下我国高校管理缺乏组织内在价值追求的根本弊病。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今天，人们对高校服务质量、成本和效率的信任危机，其实质是政府、高校、家庭三者之间的价值博弈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一方面，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指向很明确，就是希望高校能够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更多的合格和高素质的人才以服务国家和社会——即人才培养的效率；家长投入高等教育的目的也是十分清晰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上的提升，以便于子女在未来的社会中有一个不错的职位从而获得比父辈更好的社会地位——即社会流动的公平。另一方面，作为第三部门非盈利组织的普通高等学校，其组织运作本身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性。对于它们而言，确保并不断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是组织根本的价值追求之一；而由于组织的非盈利性，其运作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社会捐赠以及家长的部分成本分担，追求一定程度的成本可控性也应当是他们的内在价值追求之一。然而，现实中，高校办学目标的价值指向具有模糊性；换句话说，其组织目标都是外生的——作为对政府投入的回报，高校要有效率地为国家培养各级各类所需人才；而作为对家长投入的回报，高校要为家长的子女公平地进入社会分层、实现社会流动而努力。由于忽视了自身组织内生的价值目标即追求作为质量投入的成本——质量成本的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高校在当前的质量和成本的“信任危机”下显得十分被动，甚至陷入“盲目举债——盲目投入——盲目节俭”的恶性循环困境。换句话说，解开高等教育信任危机的钥匙就在于高等教育质量与成本的关联——对高等学校“质量成本”进行深入研究、适当控制和合理调配，从而明确高校作为第三部门和非盈利组织的内在价值追求，使之与政府、家庭的价值指向达成动态平衡。
二、高校质量成本研究对于高教强国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如前所述，建设中的高等教育强国应当是区域之间高等教育和谐发展、高水平大学迈向世界一流、高等教育质量具有保障的目标集合。本文认为，高校质量成本研究是高教强国战略理论和实践的基石，从经费投入与质量成本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以认为：
（一）质量成本：高等教育投入与支出区域不公平的问题诉求
高等教育投入是保障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基础，而高等教育支出则是体现高等教育投入执行情况、实现教育起点公平的根本途径。目前，有关区域高等教育支出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本研究立足我国高等教育支出情况，按高等教育经费省际支出排序测算1996—2006年高等教育省际支出基尼系数并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对我国1996—2006年30个省市区普通高等教育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高等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数据进行排序和累加；再按五分法将全国各地区1996—2006年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高等教育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和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进行增量和洛伦兹曲线比较。经过测算，我国1996—2006年省际高等教育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在0.3982—0.4182之间；生均事业费指标也在逐年扩大，基尼系数位于0.1631—0.2784之间；省际高等教育总支出的基尼系数在0.3931—0.4240之间。
值得关注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总经费支出曲线和预算内事业费支出曲线之间的上下交替交叉波动。整体而言，高等教育经费的总支出和政府事业费投入的基尼系数略有扩大的趋势，两条曲线具有“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分别在2004年和1999年）的发展态势。第二、三条曲线都有向上发展的趋势，事业费支出曲线和生均事业费支出向上的趋势更明显。第三、总经费支出曲线和预算内事业费支出曲线均处于高位运行。上述情况表明：1996—2006年间，我国省际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不公平程度在拉大；1999年开始实施的“985工程”、2004年的义务教育财政负担管理体制改革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更趋向于集中重点高校和重点专业；按照基尼系数的预警标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省际支出的不公平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突出的高位，应当发出预警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