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一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特色高职文化的建构需要依据和结合特定的渊源背景、土壤条件和建构语境，并以自身独特的类型要素和运行模式为内核，有序地积淀和成长。中国高职文化在文化品性上体现出实用性、开放性、多样性特征以及强烈的使命意识。高职院校作为高职文化的承载者，在对中国特色高职文化的实践中，要力避格式化、平俗化、割裂化、急功近利和无所作为的倾向。
关键词：高职文化；建构；实践；中国特色
一、高职教育：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当代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高职教育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版图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已成为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尤其是产业发展直接提供着不可缺少的高技能人才支撑，而且在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千千万万个家庭及其子女在升学、就业、人生规划等方面，与高职教育天然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多维视野来看，高职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1.高职教育作为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内容，被赋予不可替代的功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打造创新型国家，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不足。为此，在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首次明确将高技能人才培养纳入国家人才强国战略总体部署，要求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2004年初，国务院批转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与国务院有关部委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推进职业教育在新形势下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5年10月，国务院做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11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提出要把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出台《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支持建设100所高水平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同时要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改善民生的第一要务。
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国家战略与国家行为的高度要求，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开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高技能人才工作步入了快车道，高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速度明显加快。到2007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数由2004年底的8720万人增加至9890万人，其中，高级工由1500万人增加至1810万人，技师、高级技师由360万人增加至429万人，中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断上升，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2.高职教育规模宏大，扮演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角色。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开始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这一进程中，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的迫切需求，中国的高职教育机构数量迅速扩张，形成了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态势。2000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只有442所，到2007年已发展到1168所，占普通高校数的61.22％，当年招生283万人，在校学生达到861万人，约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和在校生数的一半。至此，高职院校的数量、招生和在校生已经占据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特别是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高职教育契合经济发展，适应并推动社会变迁。中国高职教育通过近10余年来的探索和发展，转变了办学思想，及时、紧密地应对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调整了培养目标，将德业俱臻的高技能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明确了办学模式，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作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基本模式；改革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将提升职业能力作为专业和课程改革的核心要求。这一切都表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它紧密地契合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合拍共进，适应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并以大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4.高职教育与民众利益休戚相关，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载者，广大民众及其子女通过高职教育实现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高职教育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专业设置灵活，就业形势良好，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转变了众多家长及考生的择校观念与价值判断。普通学科型高等教育已不再是高中教育出口的唯一选项，累计超过2000万名全日制高职毕业生、800余万名在校高职生的选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职教育与千家万户的民众利益休戚相关，并且已渗透到当代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
二、中国高职文化的建构
中国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本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史地看，中国高职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在时间、空间双向维度上的演进过程，需要依据和结合特定的生长土壤、环境条件，并以自身的类型要素和运行模式为内核，有序地积淀和成长。
1.职业教育的渊源背景与沿革：“实事”与“济用”。“高职教育”名称的出现，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就职业教育的理念、培养模式、目标等方面看，职业教育在我国有着悠远的背景。我国古代社会出现的“设学收徒、以师带徒”的艺徒制应是古代职业教育最为典型的雏形之一。早在一千多年前创设的岳麓书院，就明确高扬“实事求是”、“经世济用”的思想。及至清末的高等实业学堂等，已有了一定程度的“高职教育”特征。
从培养学制来看，我国高职教育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中学后高等实业学堂”之时。从职业教育机构来看，我国近代第一所具有高职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当推1866年左宗棠奏请清政府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后陆续创办的还有江南制造附属操炮学堂（1874）、广东实学馆（1881）、福州电报学堂（1876）、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等，其共同点是教学内容多集中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清朝的实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现代工学结合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的渊源。
在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政府于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从而确立了职业专科学校的法律地位。职业教育正式代替实业教育进入学制系统，且渗入了普通教育各阶段，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高职教育性质的专科教育开始兴起。1964年，中央提出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后，半工半读专科学校有了进一步发展。1965年，全国进行半工半读试点高校已占80％以上。改革开放后，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迫切需要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专科层次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高等专科教育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以“收费、走读、不包分配”为特点而明显区别于普通高校的地方职业大学诞生，这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职教育正式起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高职教育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突破性政策措施，高职教育走上了依法办学的道路，得到了蓬勃发展。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渊源背景和历史沿革来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始终伴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需求共生共荣；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始终贯通着“实事”与“济用”的精神。
2.高职文化的建构土壤：中国特色。中国的高职文化必须建构和扎根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土壤之上，具有中国特色。人口众多、整体素质偏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要求我国的高职教育必须上规模，必须以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才能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目前全国已近1200所高职院校，院校数量可观。但实际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与市场需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尚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经济总量较大但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幅员广阔、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这一方面要求高职教育要紧贴地方经济需要，以应对地方产业发展的直接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现多样化。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作为国家事业，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明显。政府主导不仅表现在对高职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宏观调控上，而且表现在作为主要举办方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实施、招生计划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指导要求。凡此种种，都决定了我国的高职教育必须紧密契合国情而发展，高职文化必须植根于这块特定的土壤而建构和成长，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与时共进。高职教育的生命力在于与社会需求契合，与社会发展合拍。
这就决定了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必然是一种现代化的语境，是一种充满时代精神、不断与时共进的语境。
首先，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必须具有不断更新的“升级调适机制”，能够在对传统的优质要素的继承和传承中实现自我超越与升华，永远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教育目标、实施策略和实施方式，随时与缤纷斑斓的市场共舞。高职教育在专业设置上要优化整合，具有前瞻性；在人才培养上要将能力本位与素质本位相结合，培养应变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
其次，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必须具有与国际高职教育相互吸纳借鉴的“兼容采借机制”。这是因为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决定了我国的产业不可能与世隔绝，我国的高职教育也要在扎根中国土壤的前提下，采借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方法，甚至包括先进文化的采借和吸纳。
再者，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还必须具有“持续发展机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高职教育已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变为内涵发展，转变为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高职文化的建构语境要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并成为对高职教育发展的文化规范和文化要求，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努力培养具有就业能力、德业俱臻和可持续发展的“高技能职业人”。高职教育应是终身学习的教育，高职文化也必定是终身学习的文化。
4.高职文化的建构内核：类型与模式。高职文化作为当代我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者作为我国大学文化中的“亚文化”，其核心内容和独有特性，建基在高职教育是一种重在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类型，它对“就业导向”、“职业能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关键词的强调，使之成为一种明显有别于传统学科型大学教育的高职类型，这种教育的“类型性”是高职文化内核建构的基质性因素，决定了高职文化的属性内涵。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其类型下的运作模式及其运作实践，则是高职文化内核建构的根本基础和发生机制。经过多年探索，高职教育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运行模式，譬如以就业为导向，把培养目标定位于高技能人才；以产业和社会需求为指引，优化专业设置；以职业能力为核心，进行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工学结合为理念，强化校企合作的教育教学实施模式，等等。
它们表述方法不尽相同，具体操作也可能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其模式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这些有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实践，无疑已成为高职教育的文化习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