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资源的使用程度和利用绩效。对于组织而言，只有资源对其产生了实际的绩效，或者资源所有者具有了充分运用该项资源的能力之后，才能产生外部限制和依赖关系，才能给资源控制者带来权力。越是使用效率高、价值大的资源，组织对它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反之，依赖的程度就低。以苏共的基层党组织资源为例，在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数量已达到426000多个，比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增加了2500多倍，比1941年增加了2倍多；车间党组织达到401000多个，比1941年增加了近17倍。”这些数字，一方面证明了苏共确实从外部环境中吸收了大量的组织资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共基层组织的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由此可见，资源的富饶程度只是决定问题的一个方面，组织能否充分地使用资源，以及使用绩效如何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3.执政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通过分析组织怎样以合并、联合、游说或治理等方式改变环境，说明组织不再是为需要去适应环境，而是让环境来适应自身。” 第一，通过对外部环境进行控制来改变组织的依赖关系。凡是对组织造成较大限制的环境变化，就要采取方法对其改变。资源依赖理论提出，组织的整合、扩展、吸收等具体行为都是组织对资源依赖现状的重塑结果。萨尔托里在分析政党的组织网络时指出：一个政党的组织网络远不仅指政党本身，它还包含该党实际上所能占据的“空间”。这意味着只有以党的中央为轴心不断地扩大辐射和覆盖的面积，将党组织之外的社会资源广泛地圈入系统内部，才能真正实现组织的网络状态，以达到“政党扩张”和“政党增值”，这也可以用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来表达。中国共产党积极把私营企业主吸收到党组织中间来，体现着执政党对社会资源进行吸收溶解，进而改善着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关系的执政智慧。
第二，适应或者回避外部环境的需求。面对外部环境对组织的限制，组织可以回避或者应对。举例说，因特网的普及对政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壮大了媒体的力量进而剥夺了执政党对政治加以解释的垄断权。为了摆脱这一外部环境的限制，各国执政党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新的通讯技术为组织服务。英国工党通过互联网扩大参与民主的途径，它所设立的“全国政策论坛”使党内外人士都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政策和建议，而且能够保证得到电子邮件的回复，使参与者得到被认同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互动的交流和沟通。第三，创造适应生存和发展的组织环境。组织要通过政治机制，为自己创造一个较好实现利益的组织环境。资源依赖理论所说的组织环境，是通过组织及其管理者的选择、理解、参与和设定而产生出来的。事实上，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政治成果恰恰是组织为了实现生存、增长和增进利益所采取行动的结果。此外，该理论认为环境的创造更多的是得益于组织诉诸更大的政治系统而实现的。因为“政治环境对组织来说，是一种组织将自己溶进社会系统并从中不断获取支持和合法性的一种方式。政治环境是政治组织将组织的生存制度化，确保所需资源使用权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管理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社会合法性的管理。组织可以采取步骤将自己的行为与合法性相适应。这一点正是在研究执政党和环境关系过程中资源依赖理论所给予的重要启示。在执政资源系统中，当合法性资源富饶时，执政过程就会变得容易和节省成本，被民众认同将会减少外部环境对其行为的限制，也能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认同。可见，合法性是执政党在创造环境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和宗旨。第四，通过建立组织间的集体行动来和环境互动沟通。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并非总是通过兼并和所有权来实现对依赖的控制，还可以通过建立组织间行动的集体构架来形成协商一致的环境，突出组织和环境中其他组织的合作关系。著名的政党研究者彼得·梅尔认为，“对执政党而言，它与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越密切，或者严格地说它向国家渗透的密度越大，就和市民社会愈加疏远”。其具体表现为西方国家选民对政党的认同和归属感明显降低。与此相反，在政府和议会中活动的政党角色以及专门从事党务活动的政党角色却更加的活跃。任何政党的存在价值和奋斗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执政地位。在拥有了权力资源之后，便可以利用公共权力来推行政党的主张，实现政党的意志，维护其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但是，随着社会结构不断变化以及阶级构成的不断改变，新的阶层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充分重视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诸如公共服务、专业知识、公共支持、信息传递等增进合法性以及促进稳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也会对执政党和政府形成一定的限制。因此，能否妥善处理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指标之一。
（三）资源依赖理论与执政党组织资源的剖析
通过以上资源依赖理论的阐述，以及在该理论视角下对执政党和环境关系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组织资源建设一些有价值的启示。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资源问题的重要性。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执政党和环境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复杂交错性既可以使环境成为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也可以使其变成执政党可以改变的内生变量；与此相对应，执政党不但可以成为影响其所在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自变量，而且可以扮演着被外部环境影响着的因变量的角色。在对输出的资源产品进行总结之后，就可以勾勒出执政党对环境的输入过程的大体轮廓：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环境的领悟、筛选和设计，进而得出执政党在资源建设方面的规律性结论；另一方面，由于对环境的认识有所不同，会影响环境的实际作用。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资源变化的线索，可以及时调整诸如资源目标、资源利用方式、组织功能、政党的策略选择等具体的执政行为。第二，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源变化的外在环境。资源依赖理论的主题和观点的潜在前提是，组织的活动和成果由组织所在的环境来控制，而任何环境和资源都非固定值而存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资源也不例外，也会出现流失和变异的现象。总的来说，组织资源的分布由垄断型向分散型转变。它具体包括：组织资源出现弱化现象，如党的基层组织萎缩、组织的功能发挥力度下降等；自治组织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也使社会资源与以往大不相同，甚至部分短缺等等，对于资源系统中每一个体资源内容的研究至关重要。党的组织资源关系着党的生存，影响着党的发展，指引和规定着党的具体执政行为的调整方向和变迁程度。第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变迁的外部依赖。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所包含的活动足够维持组织自身的运转。组织通过足够的支撑条件来继续生存的过程，生存的具体行为包括：组织应该了解它所处的环境，关注自身的环境，筛选和处理并赋予环境特定的意义等等。在充分了解环境以及资源变化情况之后，组织改变外部依赖的积极表现和行为就成为核心问题。在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资源利用方面要关注三大问题：一要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变以政治权力占本位的资源利用体系为社会占本位的资源利用体系。要“由对物质资源的直接支配转向间接的分配，由依靠意识形态和强制性为主提取资源转向合法性提取为主”；要从“全控式”的一元化传统架构向“主导式”的制约型现代架构转变。二要修正党对资源功能的定位。不同的资源内容对党的执政过程具有不同的功能，如何定位是由环境所提供的限制条件所决定的。既然资源内容发生了改变，党就必然要调整功能的定位。以党的基层党组织为例，“只有强化其服务功能，才能获得真正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与多年来形成的过于依赖权力运作来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有重大不同”。三是资源开发重心的转移。随着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成熟和成功实施，党对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心也必然发生转移，比如合法性资源、体制资源、规范资源等等。就如同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而言，现在更为需要的是效率之外的公平一样，党的执政资源开发的重心应由控制物质资源为主转向开发非物质资源为主。
三、组织资源流失与政党组织创新
从科学的认识论来看，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发展变化的规律。同样，政党也跳不出这一规律。政党的产生、成长、强大直至消亡，是政党生命的一个周期。整个世界都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展示着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辉煌的历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党生命周期与自己拥有的资源息息相关。一个政党能够执政是各种资源集聚形成合力的结果，而一个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则是各种资源流失变化的结果。这样，对所有政党都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如何认识执政资源的流失、变化与枯竭，从而不断巩固现有资源，扩大新的执政资源。组织资源是政党的肌体。没有肌体的政党无法行动。政党组织资源指政党的领导决策机构、政党各级组织、党员等。但是，就其具体形态而言、不同类型政党的组织资源的表现形式一般情况下并不一致，有的方面差异还很大。尽管如此，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也是具有共性的，这种共性即是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通过对执政党组织资源分析研究可以为全面认识执政资源中的组织资源提供不同的视角。
（一）政党组织资源流失与组织结构的变化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学者迪韦尔热、美籍德裔学者基希海默以及英国学者梅尔和卡茨等，都对政党组织结构嬗变和流失问题进行了分析性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观点。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看出，政党组织形态嬗变和流失的路径。
1.政党组织结构的初始形态
权贵型政党是政党组织的初始形态。当时党组织形态发育尚不完善，政党没有基本党员。权贵型政党一般由一些政治观点相近的社会上层人物组成，他们的目的就是为联合起来影响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或参与竞选。权贵型政党的活动经费由少数富人提供，或者自掏腰包，原因是这些党派的成员大都是政界官僚和有钱人。这类政党主要活动基本上在政党早期，是国家体制内不同派别争权夺利的产物。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美国建国初期以财政部长汉密尔斯为首的“联邦党人”，以及对立面“反联邦党人”等。我国清末民初成立的许多政党也可看做是“权贵型政党”，如统一共和党、进步党、大中党、民宪党等，其成员主要是社会上层的达官贵人和名流政客。
2.政党组织结构的普遍形态
大众型政党是各国政党采取的普遍形式。这类政党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特点是：政党组织相对严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有明确的党纲、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大众型政党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变化产生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为动员和团结民众，追求社会主义目标，而成立了大众型政党。随着普选权的出现，选举权不再局限于少数人，政党成了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由于大众型政党在动员选民和进行竞选活动方面具有的组织优势，许多非社会主义政党也逐渐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从而使这一政党形式成为世界政党的通用模式，其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
3.政党组织结构的发展形态
“二战”结束后，美籍德裔政党研究学者基希海默在考察西欧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型政党组织的新模式，也称为兼容型政党。基希海默认为，全方位型政党的主要特征是：政党的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弱化，政党之间的对立和分歧逐渐消失。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政党不断扩大其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减少对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依赖。政党领袖与普通党员的关系不再神秘，其领导地位和权威越来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满足追随者的需要。
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是西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经济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形成的以资本—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传统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不断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使得阶级立场相对模糊，选民的投票方向不再简单地取决于其阶层或阶级属性，因此，大多数政党都在其纲领中宣布该政党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而是为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利益服务。其次，大众媒体迅速发展，政党领导人可以通过与选民和支持者沟通，而不必像以前一样依靠政党的选区组织。同时，选民也可以像消费者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选择政党。
4.政党组织结构的新形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政党嬗变和资源流失问题已经成为政治界、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英国学者卡茨和梅尔两人提出了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模式：卡特尔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