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以后，他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加工了，交给剧组看，结果被否定了。陈佩斯并不死心，三下河南，同祁飞又到许昌，再次深入生活，并且路费也是自费，因为谁也没指望他还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但这难不倒陈佩斯，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并付诸实施，于是费用的问题就解决了：到部队和大家联欢，演几个节目，食宿费用就全免了；下基层去，到许昌矿山演出几场，人家也把费用全免了。那些日子，他有些悲哀，怎么看自己都像个“讨饭”的，走到哪儿艺卖到哪儿。当河南省听说陈佩斯如此下工夫去演一个河南地方戏时，立刻命令各单位全开“绿灯”。从河南回到北京，剧组就看到了比较成型的剧本，也就是后来在舞台上演出的《虎娃与黑妞》。之后他四下河南，要找一个扮相好、唱念做打都不错、又有灵气的演员。大约找了十多位女演员都不满意，最终想到了小香玉，小香玉有一种别人很难有的质朴而内在的气质。其实，小香玉也很关注陈佩斯在河南找演员的动向，一说找她，她就来了。节目审查时，尽管还不太成型，但一上台，陈佩斯那身卖油的棉袄，那件西服，那条领带，再加上小香玉那身小花袄，尤其是小香玉本身那种气质，一下就把观众给抓住了。现场观众笑倒了一片，也辛酸了一片，还唏嘘了好半天，演出特别成功。
郭达和蔡明是从1990年《综艺大观》第三期开始合作的，他们作为搭档一同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他们还有个体会，彩排时分明很好的，也因为太想搞好，正式演出反而比彩排差多了。花几个月时间，创作、排练、审查，无数道关卡都过了，大年三十晚上才终于站到舞台上去。这期间，大脑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从早到晚，哪还有一点心思去吃饭？那时候是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的。弦绷得太紧了，人很疲惫，心里就告诉自己要睡一会儿，其实根本睡不着，还一趟趟跑厕所。实在没法了，还暗暗念佛，求佛爷保佑，起码要能进戏，只要能进戏，戏就能演好。
当然，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创作和表演都是不错的，观众也认可他们，因为他们能把观众逗乐。有一次，观众问蔡明：“你们演出的时候，观众笑，为什么你们能忍住不笑？这要多大的功夫啊！”
蔡明一听，倒笑了：“不是我们不笑，是我们早就笑够了。比如说出一个好点子，想出了一句好台词，构思出一个好‘包袱’，大家就特别高兴，若在直播时能演好，那就太开心了，大家为这能笑好几天。”
在他们的小品创作和表演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越洋电话》和《父亲》。湖北作家夏雨田写了一个相声，他们就借过来重新写，把相声改成了小品《越洋电话》。在《越洋电话》的排练中，郭达有些为难，因为他害怕演伤感哭泣的戏。小品的前半段是逗笑的，但郭达在排练时却哭得一塌糊涂，剧中人的孩子在国外，而郭达的孩子也在外地，他有一种体会，触景生情，一拿起电话他就哭上了。
《父亲》这个作品是蔡明想出来的，这个念头产生在出租车上。有一天，蔡明坐车回家，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如今的人钱多了，人情却淡薄了，正如文人们所说的那样，春冰薄，人情更薄。蔡明想要去寻找一种真正的感动，而感动世界的是不变的真诚。
蔡明还认为，用歌星这种人物形象比较鲜明。
于是，蔡明去找郭达，两人讲好了，蔡明演歌星，郭达演父亲。他们的想法成熟之后，就去找导演赵安，声泪俱下地把剧情讲了一遍，结果把赵安也讲哭了。不用说，赵安马上拍板，同意在春节晚会上演出。可是在演出时，郭达犯了老毛病，竟然又没能哭出来。生活中觉得自己很会哭的郭达，偏偏在舞台上哭不出来。严格地说，这种遗憾是不能在这么重要的舞台上出现的。但是，郭达在春节晚会上哭不出来也不能全怪他自己。晚会现场的观众很多，观众们特爱鼓掌，以为这是对演员的一种支持，以为把现场搞热闹了就能带动电视机前的观众，其实这是误解，这也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往往看到或听到莫名其妙的掌声的缘故。现场观众不仅未能支持到演员，反而因一次次鼓掌，倒把演员的节奏打乱了。有时连那些有经验的演员也不知怎么往下演了，太影响情绪。所以每次轮到郭达和蔡明演出时，他俩都要求观众不要鼓掌。
赵本山、范伟、高秀敏、巩汉林、潘长江、句号，还有专门“打本子”的何庆魁都是东北人。铁岭的“三驾马车”、导演编剧张慧忠、张超、崔凯也是响当当的小品大腕。还有一个宫凯波，曾专为赵本山写小品，更是了得。近几年冒出来的赵本山那帮弟子，2009年春晚一夜走红的“小沈阳”……一个地方怎么出了如此多的小品大腕呢？有人说，东北那地方，赵本山式的幽默在普通农民身上都有，那里有许多“二人转”的演员，都有赵本山“抖包袱”的幽默本事。赵本山等人的小品反映了那里的生活，大家爱看，明星就出来了。
赵本山是在1990年才参加春节晚会的，此前两年，他也带了节目到过北京，都没通过审查这一关。可他那时在东北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1990年他和他的搭档演出的是《相亲》，而《相亲》就是在1989年被审掉的节目。当时没通过，据说是因为普通话的问题，导演组担心观众听不懂那些土得掉渣的土语方言。这次依旧带来这个节目，依旧是方言土语，怎么又通过了呢？赵本山后来总结经验时说，可能是三个原因：第一，他与中央电视台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彼此可以随时交流；第二，全国部分省市电视台建立了相互交流的渠道，他的节目所到之处，影响巨大，熟悉他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观众甚至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写信推荐他；第三，小品《相亲》已经演了三年，有了很大影响，中央电视台也想把它搬上春节晚会的舞台。
当时的演艺界或明或暗有这样一种想法，似乎只有在中央电视台露面的演员才算好演员，才能有较大影响。所以，赵本山也一心想上中央电视台。事实果真如此，可以说，通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演出，一夜之间，全国观众都晓得了东北的小品演员赵本山。
赵本山有非凡的自信心，演了那么多的小品，他最难忘的是1995年的小品《牛大叔“提干”》，讲的是牛大叔为希望小学换玻璃到处求人的事。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它的演出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晚会历来对节目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甚至是无情的，节目被拿掉成了家常便饭。这年的腊月二十八，就为这个小品上不上，还没个说法。赵本山很难受，他想，要是十天前就把它拿掉，他还可以回家过年；剩下两天了，如果把它给毙了，那倒真成了有家归不得了。此外，还有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报纸上已经把这个小品将会演出的消息发了出去，并说剧组很满意。如果让他回去了，他又如何向关东父老交代？
赵本山越想心里越乱，就硬着头皮去找导演谈，找领导谈。之后，又按照导演的要求通宵达旦地修改。幸运的是，腊月二十九，节目终于通过了。
赵本山对自己的创作和表演每次都满意，因为他的小品风格类似，幽默感很强；每次的味道又不同，观众分别能从中领悟点儿什么，不是哈哈一乐就完了。从中可以看出，赵本山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强的人，追求作品的品位，里面总要隐含些什么，总想教育观众。由于他的作品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所以观众笑了乐了，还能受到启发。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他走的这条道是有前途的。
小品受到观众的偏爱，也就使小品过热起来，大家一起往这条道上挤。于是，粗制滥糙的东西也随之泛滥起来，逼得小品走向一条下滑的路。小品成了一叫二喊三下泪的模式，再不就穷“贫”一阵子，几乎走到了穷途末路。
面对小品的这种处境，赵本山在焦乃积等专家的帮助下认定了一条：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向更深层次挖掘。于是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小品一定要有主题，一定要揭示社会问题并能说明问题。只有这样，小品才有了骨架，也才能立起来。小品幽默往往是深沉的，不是浮皮潦草的滑稽。只有真正领会了小品的真谛，才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进而增强小品的生命力。
有段时间，赵本山也想把自己的风格变一变，认真一想，又觉得没必要。
因为他的表演让观众的印象太深了，观众骨子里认定赵本山就是这么个形象，改成别的，观众不习惯，可能也就不能接受了。就像卓别林大师一样，他演的几乎都是无声电影，行头也只有一套，当他有一部电影改成有声电影后，观众反倒远离了他。赵本山有一顶帽子，这就是他的标志，如果不要那顶帽子了，也能演，人家也知道是赵本山，可还有几个人认为这样也很过瘾呢？
赵本山已经演了百余个小品，他认为小品滑坡的原因一是创作和表演的进步跟不上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看多了容易发腻；二是都以为小品好搞，粗制滥造的太多，影响了观众的兴趣，也打击了演员的信心。为此，赵本山呼吁：
小品需要大导演、大手笔、大演员的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才能搞好。
这时有人断言，赵本山的小品已经难有超越，可是，2001年春节晚会赵本山以一个《卖拐》的小品征服了观众，使他在表演艺术上又进了一步，也使得他在这一届春节晚会“最受欢迎的节目”评选中遥遥领先。因此有报道说，《卖拐》是赵本山现象中的一个里程碑。对此赵本山不以为然，他信心依旧：“以后还会拿出更怪的作品来。”看来，人到中年的赵本山是不会轻言退休的。
这不，2004年的晚会导演一中标，就立马飞赴沈阳拉赵本山入伙，还不遗余力为赵找来了新的铁三角搭档：范伟和宋丹丹；接着又赶到上海，去了解赵本山张罗的二人转在南方观众中的反响。
赵本山现在无疑是中国小品演员中最走红的，不过他现在的作品也有被“枪毙”了的，但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是他有更好的作品取代。2001年春节晚会，他原先准备的小品是《买彩票》，后来用《卖拐》取代；2002年春节晚会他原先准备的是《面子》，后来被《卖车》取代。演出后，在“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中，其他语言类节目的选票惨不忍睹，而赵本山的两个小品却双获一等奖。更有意思的是，那两个被“毙”掉的节目上了元宵晚会同样叫座。他和他的剧组是既过好了大年三十，也过好了正月十五。到了2009年的《不差钱》，赵本山已经能在确保演出效果的前提下，成功地推出新人了，可以说，赵本山及其强档组合成了小品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创作小品有一个“化”的过程。这种“化”，包括由听觉艺术为主转向听视艺术，由时间艺术为主转向时空艺术，以及由叙事为主转向叙述性戏剧性兼重。1989年，赵连甲编写的《懒汉相亲》，由他和著名演员雷恪生、宋丹丹联袂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作品不仅讽刺了懒汉，更讽刺了为摘掉“光棍村”的帽子不惜帮助懒汉弄虚作假、欺骗女方的村长，矛头指向形式主义的浮夸风。舞台上用“摆砌末子”的手法，借助一张由气球堆出的“沙发”和一台由纸盒冒充的大电视，将剧情搞活，荒诞离奇，耐人寻味。
赵连甲在创作中，颇为重视与他人协作。他多年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策划，更尝到了众人协作、集思广益的甜头。他由此悟出了一个道理：艺术家们掌握的知识与信息有多有少，只有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才是成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