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文化对人的“后天”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基辛在《当代文化人类学》一书的开篇讲了一则真实的故事：一位保加利亚主妇招待她美籍丈夫的朋友们吃晚餐。当客人把盘里的菜吃光后，主妇就问客人要不要再来一盘。因为在保加利亚，如果女主人没让客人吃饱的话，是件丢脸的事情。客人中的一位亚洲留学生接受了第二盘，紧接着又吃了第三盘，使得女主人忧心忡忡地又到厨房准备下一盘菜。结果，这位亚洲学生吃第四盘时竟撑得摔倒在地上了。因为在他的国度里，是宁可撑死也不能以吃不下来侮辱女主人的。
通过文化差异才能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
法国人托克维尔所著《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 America）是公认的对美国文化、对美国人的心理最精辟的观察和分析。为什么他能做到比美国人观察自己更加准确？据托克维尔自述，是时时刻刻都把美国和法国进行对比。如果需要对中国人的心理和文化做精辟的分析，可能要跳出中国人的身份，在全球范围之内比较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的差别。只有通过一面镜子，人才能知道自己的模样。（彭凯平：《文化与心理：探索及意义》）
首先是文化的习得性（与文化个体间的差异）
文化是跨文化交流中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再依照陈国明教授认为的文化四大特征：即习得性、我族中心主义、整体性和动态性，来更具体细致地讨论文化的特征。
首先是文化的习得性。文化能教会人们重要的日常生活规则，如礼仪、办事惯例、对待时间的态度、如何穿着、何时到达何时离开等，文化能强化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能决定人们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文化能教会人们如何与他人相处。比如如何微笑、选择合适的时间拜访、语言使用的规范程度等。
例：我不可能帮助他洗碗
一位浙大的同学到英国留学，找了个室友是阿拉伯文化背景的。这位室友什么都好，人品、相貌、才学、个性和财力，都无可挑剔。但他的生活习惯中有一点，让浙大同学接受不了，就是他在宿舍就餐的话，他不洗碗。虽然他不常在宿舍就餐，但为什么不洗涤那些他自己用过的碗碟呢？
他的回答有点奇怪，因为那不是男人做的事，在他的文化理解中，应该是女人做的。“可是我也是男人呀？！”浙大同学说。“可是你不是我们文化中的男人呀，你洗就没有关系，我洗就不对了。”最后浙大同学选择了退房和离开，因为这个“文化”特殊到不可思和不可处。
例：“ABC”、“Banana”和“Egg”
一些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孩子在美国长大，或者作为第二代移民，就成为了ABC（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或Banana（香蕉）。这两种说法都强调所谓的“黄皮白心”现象，也就是看上去外貌仍是华人，但一开口、一对话、一看其做人做事方法，则发现有典型的美国风格。这正说明文化不是指“种族性”和“生理特征”，而是后天习得的。许多在中国大陆出生和成长的“地道”中国人，在移民美欧国家多年后，逐渐融入当地文化，人们也称他们是“鸡蛋”（“Egg”or“Eggs”），也就是“白皮黄心”现象。
同是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出生和成长在不同的省市自治区，一旦相汇在大学里，在最初相识的一段时间里，也会发生一系列的跨文化交流和冲撞现象。大学四年中或四年后，有些同学回到家乡，与高中、初中同学相聚时，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或谈不起来，因为异乡的文化和异校的文化已经分别重新塑造了他们。
有意思的是，如果不通过跨文化交流，人们往往并不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特点和文化特征，也不会意识到其实人们之间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差异是广泛存在的。即使不出国、不与外国人交往，我们每个人其实也经常不断地进行着文化内部的跨（亚）文化交流。
其次是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
每种文化都有“我族中心主义”。因为文化是一种共享知识，它为一个群体的多数成员所认同，决定了他们思维和行动的基本取向。个人有本能的“自我中心主义”，文化群体也有集体的“我族中心”倾向。
1906年文化人类学家萨姆纳（W.G.Sumner）提出了“Ethnocentrism”观念：即人类团体普遍存在“我族中心主义”。它有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自己的文化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是在其他群体、种族、民族和文化面前的那种“优越感”。各族群认识中的理所当然、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极易造成对其他文化的歧视、偏见和拒绝。
“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利弊同在的普遍现象。本书在第六章还会专门深入讨论。
文化的系统性差异
虽然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但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着系统性的异同。
学者们讨论文化间的异同主要关注的是这种系统性差异，而不是具体个体的文化差异。比如中美文化有明显的系统性差异，但不影响中美两个团队之间的文化或两位个体之间的文化习惯十分相似。
另一方面，系统性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系统性的文化相似，这种相似是一种“重叠共识”。也就是每种文化若有持久的生命力，必定是可思、可学、可处的。每一种文化都为相似或相关的人类大问题提供了如何应对的思路和方法，各种有特征和有差异的文化一方面有其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根源，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内是可以共享共存的。
例：中西画风是系统性文化异同
当我们用文化异同的眼光来对比中西绘画时，我们强调的画风差异，如西方油画与中国画的差异，是一种文化间的系统差异，非文化个体的个人之间的画风差异。现实生活中，既有中国的著名西式油画名家，也有西方国家的著名中国画鉴赏大师。另一方面，西画与中国画以及其他非洲画、中东画、南美画等的差别再大，也都分享相似相通的普遍艺术规律。
例：中西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系统性差异
当我们用文化差异的理论来讨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时，我们讨论的也是系统性的文化异同。如中国式个人与集体关系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类似一石入水引起不断向外扩展涟漪的“同心圆”、“内外有别”的人际圈子关系，中国人普遍拥有类似“大河里的水满了，小河里才有水”的“先集体、后个人”式理解。在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中，大家都被鼓励着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才可能因此满足个体利益。
反之，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做不到，作为“个人”的“我”也只好或只能做不到。而且多数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
与之相反，西方文化是像稻束麦束一样的“束把关系”，强调的是：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任何规模的一个整体，哪怕只有一个个体的情况尚未改变，整体的利益和形象就都受到了损害，所以每个人的利益不仅都是重要的，而且是平等重要的。集体的事情不仅人人有责，而且逻辑上不分高低先后，因此要鼓励敢为人先和相互监督。
另一方面，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差异并不影响中西之间拥有一些普遍的共享价值观，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东亚的核心价值观，如和谐、仁爱、谦逊、自强不息等，都是世界性共享的文明理念。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系统性差异也不影响中西的个体公民在现实生活中更偏好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文化。
例：日本的捕鲸问题——地方和国家文化的特殊性不能讲过头
日本的捕鲸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绳文时代。现在每年9月，都有名为“杀鲸节”的传统庆祝和开捕活动。日本坚持捕鲸的“借口”仿佛很正当，比如出于“科研需要”，比如这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悠久传统”。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法都是“我族中心主义”，都是将自己的文化特殊性提到了一个对抗普适价值和时代潮流的地步。国际上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公海捕鲸行为的呼声一直很高。最惊险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09年11月的日本捕鲸活动中。在“世界海洋保护组织”的船只受到日本捕鲸船的拒绝和冲撞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决定要将日本告上国际法庭。最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也准备联手抵制日本的捕鲸行为。
可见，如果一味坚持这种地方性、民族性文化特色，则会影响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并进而影响各国关系和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即使认为不能完全取消这种捕食行为，起码也要削减数量，并且是与各国人民一起进行削减，因为这些捕鲸所获的鱼肉产品会送往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捕鲸活动中还有一个营销到各国的产品就是送去可以在海洋公园做表演的年幼鲸鱼。不妨查查看，中国各类“海洋公园”中的表演用海鲸是否也来自日本？
再次是文化的整体性
文化包含许多要素：核心部分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人们的身份、文化信念、价值观、世界观等。核心外层是人们的活动、规章制度、风俗习惯、交际方式的范围。最外层是一个国家制度的范畴，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结构、医疗卫生体制、教育制度以及宗教体系等。
例：文化的冰山理论与文化内部的整体性
文化冰山模式是研究文化差异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重视组成文化的要素中有显形和隐形的部分。露出水面的冰山部分即显形的文化，如建筑、艺术、烹饪、音乐、语言等。隐形部分如冰山水下作为支撑的文化组成，主要有历史、习俗、价值观，以及对大自然、时间、空间等的态度。文化隐形的部分常常通过显形的部分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不仅文化内部的人也会因为久而久之，对自己文化隐形的部分已经浑然不觉，跨文化交流的异文化人士更是可能只见其显形，却无法立即知晓其背后隐形的部分，甚至因为“我族中心主义”而长时期地无法接受异文化显形和隐形的许多成分。
文化冰山理论提醒我们注意的现象就是文化并不是完全可见可闻的，除了外在的行为模式和制度规定之外，还有许多潜规则和看不见的观念时刻左右着人们的言行和交流，所以跨文化的交流不能只谈外在的东西，也要交流一下内在的东西，如中国人说的“潜规则”。
文化交流不能只强调自己看得见、“拿得出手”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其中“好”的言论，也要比较和交流一下彼此都肯定存在的“不好的”或暧昧不清的、只做不说的组成部分。文化交流不能仅交流和比较彼此的言论部分，也要观察和调查行为部分，考察和评估制度和“潜规则”部分。文化交际不仅要相互交换信息和尽可能相互理解，而且要各自相互对照和自我反省。
比如，向“他者”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时，不能只说孔子如何强调“五伦”和“君子”、“天下”或“和谐”，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时也不能只讲他国的哲人和经典如何强调严格的道德规定；因为文化包括看得见的和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需要对话，习俗与习俗、制度与制度也需要不断“碰撞”才能彼此认识和重新发现，才能逐渐实现切实有效的集体文化交流。
与个体间的交流相似，当一个人被他人“排挤”和“打击”时，他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质；不同的习俗和制度文化，往往在相互争斗和竞争中，甚至在相互仇视和警戒中，反而可能更深刻地相互认知和沟通。当然，这也就需要交流的双方都有起码的道德水准和起码的悟性和理性，否则就只有相互扭打着踏入你死我活的交往绝路了。
例：要重视人类文化的整体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前，美国战争情报处组织了一个30人参加的专家队伍，以调查研究不同文化价值观、民心和士气为背景，讨论如何做好“战后重建”的工作。这个研究组通过对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价值分析，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的建议，并依此建议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宣言的具体措辞。事后证明，他们的跨文化理解和沟通建议在战后日本的改造和重建实践中是十分有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哈佛大学加强了对文化价值差异研究的力度，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继续资助部分专家组成员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片方圆40英里的土地上针对五个不同的文化社区展开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差异研究。之后，人类学者佛罗伦斯·克拉克洪和弗里德·斯多特贝克提出了五种价值取向模式（人性、人与自然、时间、活动、关系取向），并强调三大理论假设：
1.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必须为某些人类的共同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
2.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无限的或任意的，而是在一系列的选择或价值取向中的变化。
3.每种价值取向都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和个体中，但每个社会和个体对价值取向的偏好不同。
价值观取向理论和文化模式理论提醒我们：各种文化间的系统性差异与系统性相似并不矛盾。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不应该影响人类文化或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和彼此“可处”性。换言之，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影响文化间必然存在的普适价值和共同认可的基本法律和制度（行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