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少时聪慧，三四岁就能背诵唐诗宋词，后入私塾，十四五岁已通晓“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经典。1913年，郭沫若考入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914年赴日本继续学医，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21年6月与成仿吾、郁达夫在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大学毕业后，他决定放弃医学而从事文学，并先后取得一系列辉煌的成就。1926年3月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代理主任等。当年7月底从广州出发，攻占武昌后，郭沫若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8月5日随军南下，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遭国民党搜捕，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隐居于千叶县，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甲骨文、金文等学习和研究。随着一系列专著的先后发表，奠定了其在学术界不可替代的地位。1937年回国后，便加入抗日救亡运动，并继续从事史学研究，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要职。1978年逝世，享年86岁。
二、流亡日本，潜心研究甲骨文
郭沫若从事甲骨文及金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
1927年北伐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为了躲避国民党蒋介石的迫害被迫流亡日本，1928年2月从国内革命斗争的最前线退居到日本的书斋中，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字。
在日本的十年，是郭沫若35岁至45岁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也进入他人生学术研究生涯的辉煌期。其间，郭沫若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和甲骨文、金文及石鼓文的研究，此外还写了不少自传性的文学作品，为了糊口还从事翻译出版。
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郭沫若在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和石鼓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和划时代的卓越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首先需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郭沫若与甲骨文发生联系，开始于他在日本接触到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与《殷墟书契考释》。在东洋文库，他看到了王国维抄写、罗振玉著的《殷墟书契考释》，并很快读完。郭沫若是医科毕业，研究甲骨文时的照片本来对甲骨文和金文一窍不通，但经过几天的努力，找到了门径，如获至宝一般钻进书里，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
很短的时间，郭沫若就基本破译了甲骨文的秘密，一个多月后，他不仅读完了东洋文库馆藏的全部甲骨文和金文书籍，并广泛涉猎了考古学的最新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他还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郭沫若说：到这个时候，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
他在日本刚开始接触的甲骨文书籍，大多是没有任何文字考释的拓片，由于他有解读这一秘密的决心和毅力，再加上他把自己无处发泄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了研究和写作上，历时几载，终于在中国古代历史和甲骨文、金文甚至石鼓文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之后，郭沫若已经不满足于只是看看甲骨文拓片了。而流入国外的殷墟甲骨文，以日本为最多。当时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已有不少的甲骨文、金文收藏。除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库外，三井源右卫门就收藏了甲骨文300多片。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不仅常去上野博物馆等地参观、临摹、比较、研究。同时，他也几乎访遍了当时日本所有的甲骨文、金文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在日本潜心研究甲骨文期间，郭沫若不仅重视在日本各大图书馆及书店搜求、转借第一手甲骨文书籍和拓片资料，而且非常关注当时国内刚开始的小屯殷墟科学发掘的进展，他也因为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考古学的影响而十分注意吸收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考证，郭沫若也发现甲骨文存在时代早晚的区别，这与董作宾不谋而合。但苦于人在日本，资料短缺，就向国内友人求助。董作宾也不仅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寄去了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而且还将自己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寄往日本。郭沫若看过多遍后也取消了自己原在《卜辞通纂》后附卜辞断代表的设想，并在《卜辞通纂·后记》中对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给予很高的评价。二人虽然无缘相见，却经常互赠资料、交流研究成果。
三、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很快登堂入室，和王国维一样充分利用甲骨文资料去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久就写出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两篇论文。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是郭沫若以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参照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代表着新史学的发端，也是中国学者运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具体材料，对照研究中国历史的最早尝试。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收有《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篇。其“序说”专讲卜辞出土的历史；第一章“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用卜辞讲渔猎、牧畜、农业、工艺、贸易等；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一讲氏族社会的痕迹，包括彭那鲁亚制、母权中心、氏族社会等；二讲氏族社会的崩溃，包括私有财产的发生和阶级制度的萌芽。1947年重印此书时，他在《后记》中对此书作了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于1930年，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七年了。这在我自己是一部划时期的作品，在中国史学界似乎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我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但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郭沫若在日本和孩子在一起分清楚，因而便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隔了十七年，我自己的研究更深入了一些，见解也更纯熟了一些，好些错误已由我自己纠正。那些纠正散见于《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书里面，尤其是《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那一篇。“本书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似有它的独到处，在十七年后的我自己也写不出来了。现在读起来，有些地方都还感觉着相当犀利。”
1931年，郭沫若的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由上海大东书局据作者手稿影印出版发行。这是郭沫若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昼夜辛勤研究而写成的。
《甲骨文字研究》是郭沫若专门研究甲骨文字的一部著作，共收考释甲骨文字的论文17篇。（1952年8月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删去9篇，增加1篇，共计9篇。）书中对甲骨文的考释准确精湛，如《释五十》、《释籍》、《释祖妣》、《释朋》、《释岁》、《释干支》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对于郭沫若在考释古文字方面敏锐的洞察力，许多古文字学者深表佩服。该书并不是单纯为了考证文字，而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此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姊妹篇，与其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四、著录甲骨文，编成《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
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时，对流失于日本的甲骨文资料，郭沫若也进行了努力搜集与公布，推动了甲骨学和商史研究的发展。郭沫若旅居日本的十年期间，曾千方百计寻访日本各公私藏家所收甲骨文，拟将日本各家所藏甲骨文汇编出版，提供给学术界进行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后来便改变初衷，编成《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二书出版。
1933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一书由日本文求堂书店石印出版，书中除取材于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以及殷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之外，还收录了不少日本甲骨文公私藏家和部分文博单位、大学研究机构所收藏的甲骨文精华。《卜辞通纂》正编共收入甲骨文800片，集中了当时已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的菁华。该书的“别录”，刊布了郭沫若在日本新收集的很多资料。“别录一”，收集了国内史语所新发掘的大龟四版的拓片和董作宾在《新获卜辞写本》中曾用摹本发表过的一批甲骨中的精品22片，还有从何叙甫氏收藏品中精选的16片等；“别录二”，收入了日本河井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11处公私藏家精品87片。《卜辞通纂》不仅总结展示了甲骨学在当时的研究成果，还反映了殷墟科学发掘时期的最新收获，加上对甲骨文字精到的考释，此书成为甲骨学史上闻名中外的名著。
《卜辞通纂》分门别类地解释重要的甲骨文，有拓片，有考释，共分八类：一、干支；二、数字；三、世系；四、天象；五、食货；六、征伐；七、畋游；八、杂纂。其甲骨文字考释精到，体例安排由浅入深，考释写在每页之后，并且还每类都有一个小结，使读者能够对殷代社会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了解。
《卜辞通纂》出版之后，1936年，恰好金祖同携刘体智所藏2.8万片甲骨文的全部拓本，赴日本请郭沫若研究选印出版。刘体智（1879～1962年）是国内著名的甲骨文收藏大家，安徽庐江人，字晦之，室名善斋。由于家底富裕，财力雄厚，他在甲骨文的收藏上卓有成就，共购藏甲骨文2万多片，为罗振玉以后甲骨文收藏第一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郭沫若剔除伪造的赝品和没有价值的碎片，从中选出1595片菁华，编为《殷契粹编》，而且还作有文字考释，不少是精辟见解。这是一部精选独家所藏甲骨文的著作，1937年由日本“文求堂”出版。全书线装一函四册，加《考释》合为五册。1959年又作了修改，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体例一如《卜辞通纂》，在文字考释上对商代政治、经济、礼制、文字等方面都多有阐发，不少是罗、王诸学者所未发和遗误的，因此，在甲骨学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的分期也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和贡献，许多地方都与董作宾不谋而合。另外，还论及殷人书法，谓武丁时字多雄伟，廪辛、康丁之世，字虽潦草而多姿，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五、出版《甲骨文合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得以采纳，在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又在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并于1959年8月，他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小屯殷墟。冒雨踏访小屯、王裕口等村，还很有远见地对陪同人员说：将来要在这里兴建世界东方博物馆！今天，真如他所愿，小屯殷墟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而供天下人参观。
1978年，郭沫若又主编了《甲骨文合集》，由胡厚宣任总编辑。
《甲骨文合集》自1978年起，到1982年，13巨册全部出齐。这部集大成式的甲骨文著录，共选入甲骨文41956片，是历经20多年，众多学者从国内外100多种甲骨文著录书刊和分散在海内外的各种甲骨文拓本、照片、摹本以及70多处甲骨文收藏单位和个人收藏的甲骨文精选出来的，因此，只要是有研究价值的甲骨文，几乎全都囊括了进去。在全部13册当中，前12册为甲骨文拓本，第13册为甲骨文摹本。郭沫若在《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两本书中所开创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甲骨分类编纂体例，也在《甲骨文合集》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甲骨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截至目前，《甲骨文合集》依然是国内外收集甲骨文数量最多、科学整理水平最高、内容最为丰富、体例最为完备、印刷最为精美的甲骨文资料合集。
郭沫若治学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大胆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发挥自己独特的见解，不仅在古史分期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就是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的考释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创见和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勇于跳出古人的窠臼。
郭沫若对甲骨文的研究，能够在罗、王之后取得重大成果，异军突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相结合，利用地下新出土和考古新发现的甲骨文资料去研究商代社会历史，从而奠定了我国唯物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他在研究甲骨文等基础上而完成的划时代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主编的《中国史稿》等书，勾画出了我国唯物主义历史科学从不成熟阶段到成熟阶段发展的轨迹。郭沫若研究甲骨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自己的见解能不断修正，并勇于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作斗争。”不固执己见，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他取得巨大成就而成为甲骨学研究集大成者的又一重要原因。
